杨逸:章学诚的“官礼”说——兼论章学诚学术体系及其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9 次 更新时间:2023-07-1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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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  

 

摘 要:“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然而在营构体系时,“五经”、《七略》作为理论中间环节存在先天不足。当扩“五经”为“五教”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章学诚舍《七略》而溯“官礼”。通过赋予“官礼”历史性,创制纲领、掌故体例,“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终于证成。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矛盾远未调和。

 

作为“浙学殿军”,章学诚(1738—1801)的“六经皆史”说是近代以来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无论这一命题多么发人深省,它都很难说是章学诚思想体系的最高命题。据章学诚自道,其学术以“校雠之学”为形式,以“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1】为宗旨。其次子华绂(生卒年不详)又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2】父子之论,一就门径说,一就所得言,共同把章氏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归于“官礼”。惜乎学界关于“官礼”概念所指、“官礼”说的具体内容及其在章学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等,尚无专门、系统剖析。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礼教》篇入手,以整体视角解析章学诚的“官礼”说,揭示其学术体系在营构过程中之问题与矛盾。

一、“官礼”统“五经”

作为研究章学诚思想的主要文献,《文史通义》主要存在两个版本系统:一是王宗炎(1755—1826)初拟,沈增植(?—1922)、刘承幹(1882—1963)递修的嘉业堂刻本,即所谓《章氏遗书》本;另一是章华绂因不满于前者而重新厘定,在开封刊刻的“大梁本”。在“内篇”部分,前者比后者多出《礼教》一篇。内藤湖南认为,“大梁本”不录《礼教》篇“是由于与《易教》《书教》《诗教》等篇相比,此篇论文有欠力度”【3】。其论就“六经皆史”而发,意在指出《礼教》篇缺乏“三礼是史”的相关论证。但实际上,《礼教》篇非专就“六经皆史”而作,其说展示出沟通经史理论与编史实践的努力,实乃解释章学诚思想之秘钥。

(一)两个礼学流派

清儒治《礼》以考据见长。汉学之所以自信细密于宋学,与其三《礼》学研究优势密切相关。章学诚卓然独立于汉、宋阵营,故能把握当时《礼》学研究情势,又不受其局限。在《礼教》篇,他开宗明义地说:“经礼之学,开端先辨经曲。经曲之义未明,是出入不由户也,而学者往往昧之。”【4】“经曲”之辨是礼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礼记·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礼器》)又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所谓“三百三千”究竟何指,历代注家说法不一,章学诚将其判为两家:一家以刘向为代表,“刘向以三百为官礼,所谓经也;三千为《仪礼》,所谓曲也”。另一家以郑玄、朱熹为代表,“郑康成乃以三百为《仪礼》,三千为《礼》文”,“朱子从郑而不从刘”【5】。

考《礼记·礼器》郑注:“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6】则郑玄以《周官》为经礼,不同于西汉学者以“礼经”“经礼”指称《仪礼》的语言习惯。至宋代,程颐、吕大临、叶梦得、朱熹反思郑注,主张以《仪礼》为“经礼”,重视《仪礼》学研究,其风绵宕至清,对清儒治《礼》影响深远。【7】按此,郑玄与刘向之论同,而与朱熹之论异,章学诚的说法并非事实。这种“失误”可能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建构汉代郑玄—宋代朱熹—清代汉学(如秦蕙田)的学术谱系,比照树立自身“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8】的学统。这不能简单看作是学术考索,而是“实斋为印证学术上的某种主张而阐发的一种思想宣言”【9】。

(二)批判“五端”“五仪”

在这种语境下,当章学诚抬出《周礼》作为“经礼”时,便摆出了一副与汉学争辩的姿态。他抨击当时礼学研究:

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10】

章学诚不是宋学学者,他并无否定汉学礼学研究成就的意图,而是希望指出“五端”的研究不可沉溺于钟鼓玉帛,做成豆丁之学,而是要深求“古人之大体”。他引用朱子“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名言讽谏汉学学者,将“五端”判作“仪”而非“礼”,并发出诘问:“非尽人官物曲之精微,岂足以称天理节文之义!”【11】“物曲”即名物度数之类,是“仪”;“人官”即设官分职之属,是“礼”。

同是推尊《周礼》,章学诚不主张采用郑玄的“五礼”体系构筑礼学大厦,而是强调《周礼》作为官制的独特价值。他反思说:

礼家讲求于纂辑比类,大抵于六典五仪之原多未详析,总缘误识以仪为礼耳。夫制度属官而容仪属曲,皆礼也。然容仪自是专门,而制度兼该万有,舍六典而拘五仪,恐五仪之难包括也。虽六典所包甚广,不妨阙所不知,而五仪终不可以为经礼之全,综典之书,自宜识体要也。【12】

称“五礼”为“五仪”,可见章学诚贬抑之意,以之为“非礼”。究其原因,是“五礼”的吉、凶、军、宾、嘉框架缺乏包容性,不足以囊括所有礼学文献。章学诚以秦蕙田《五礼通考》为例指出,该书“以五仪为纲”,试图赅括所有,却疏漏百出、不能服人。比如,《五礼通考》将天文、地理、官制等内容编入嘉礼之中,理由是“朝觐会同,于五仪为嘉礼耳”。但实际上“朝典”包括甚广,如以此为准,则司马、军政、司寇、比谳皆当归入嘉礼,军礼将有被挖空的危险。这种批判直戳礼学文献编纂的核心,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等皇皇巨著通用。

(三)“礼”的三个层次

舍“物曲”,求“人官”;弃“五仪”,用“六典”。章学诚系统批判了从郑玄到秦蕙田的礼学研究,其方案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渊源是《七略》《汉志》:

《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其实诸记多为仪礼,而传《周官》者,非专门之学即无成书,名为三礼,实二礼也。二礼同传,而儒者拘于威仪之说,遂异经礼三百而归之《仪礼》,反若官典为礼家之赘疣,而先王制作之原,与道出于天之义微矣。今之三礼,乃《官》《仪》二礼合《小戴记》耳。此乃学校所颁,其实当合《大戴》为四礼也。正以《内外四传》(三传加《国语》)犹可想见《春秋》之意,而《礼》之不尽《官》《仪》二经也,学者所当知也。【13】

刘歆考据《周礼》,编入《七略》,《汉书·艺文志》因之而成《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鼎立之局面;若分《礼记》为大、小戴两家,则“四礼”也可聊备一说,这是众所周知的礼学常识。不过,章学诚之意尚不止于此,他将“三礼”比作《春秋》“三传”,将《大戴礼记》比作《国语》。推其心意,是有意扩大礼学经典的范围,使原本被认作是“经”的经典去势为“传”,原本被认作“传”的文献降格为“记”。于是,“四礼”实际上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记”的层次,包括大、小戴《礼记》,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之于《春秋》;第二层次是“传”的层次,包括《周礼》《仪礼》“二礼”,其意义相当于《春秋》三传;第三层次是“经”的层次,即所谓“《礼》之不尽《官》《仪》二经”者。

这种《周礼》《仪礼》皆有所未尽的“礼”,章学诚称之为“官礼”“官典”,是其礼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具有“五礼”所不具备的整合五经的功能:

《易》为周礼,见于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数,占揲之法,见于《周礼》,所谓人官之纲领也。……《书》亦周礼也,见于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诗》亦周礼也,见于太史之官,风雅颂之为经,赋兴比之为纬,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14】

引文共三句,句式相同。每句两次使用“周礼”一词,意旨并不相同。“某为周礼”之“周礼”指“经”一层次的“礼”,即所谓“人官之纲领”;“见于《周礼》”之“周礼”指“传”一层次的“礼”,专指《周礼》,故后文代之以《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15】,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周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16】,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尚书》;大师(引文误作太史)“教六诗”【17】,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诗经》。此外,“《春秋》乃周公之旧典”【18】,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职属《周礼·春官》,则“官礼”亦可统《春秋》。

至此,章学诚系统反思了“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研究,树立起自身“向、歆父子之传”19的礼学新学统,并以“官礼”重整礼学乃至经学体系,实现了对前者的理论“超越”。不过,这只是章氏学术体系营构的第一步,其理论旨趣之宏大尚不止于此。

二、《七略》摄“四部”

据章氏次子华绂说,乃父之学之所以能够“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的秘密是“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20】。其实,刘向、刘歆不但为章学诚提供了《官礼》这一整饬礼学、经学的密钥,还为其整饬古今学术提供了具体方案——《七略》。缘此,章氏将其理论射程由“五经”扩展为“四部”,试图将天下之书、古今之学尽数收入彀中。

(一)学术史的三阶段论

重整古今文献的认识基础是“明古今之变”。章学诚将古今著述之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代以降至春秋,典章衰而著作兴。章氏认为“古无私门之著述”,“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21】。春秋时周道衰微,孔子惧怕先王法度“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22】,于是取典章之大者“申而明之”,是为“六艺”。章学诚认为,孔子于“六艺”只是整理编次、“述而不作”,“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23】,不能称作“私家著作”。不过,孔门六艺开创的“师教”传统实际上使官师分立,此后“子学时代”来临,“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私家之言渐多,著作随之而兴。

第二阶段,战国之时到西汉,著作衰而文章富。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家著述以传授生徒为目的,论述简明,且多非专著。相对而言,春秋辞命简约,仅“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战国则“扺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可谓达到了“行人辞命之极”【24】。即便如此,战国时期也“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25】。至两汉,辞章骚赋之学兴起,诸家以辞藻华丽为尚,“辞章”逐渐以一门学问的面貌出现了。

第三阶段,东汉之后,文章繁而裒为集。东汉以后,文体大为丰富,《后汉书·文苑传》当中每称文士,则曰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挚虞《文章流别》首创“别集”,因文体而编次古今名篇,标志着文集理念的成熟。作为一种文献编次方法,文集的产生是“辞章之学”代“专门之学”而兴的必然结果。与之相伴而生的,如类书、书抄、评选等,都以“删略诸家,取便省览”26为目的,一方面揭示出文章繁多、冗富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体现出学者因文献浩繁而不知学所先后的困惑。

与此相对应的,目录学史亦可分为三段:一是以官职为著录之法的时期,二是由《七略》到《汉书·艺文志》,三是四部分类法。其中,四部分类法的出现与后世文献的类型、数量变化相关,遭到章学诚的激烈批判: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27】

“以部次治书籍”是章氏的主张,其理念是演绎式的,要求以官礼大义编序天下文献;“以书籍乱部次”,是四部支持者的主张,其理念是归纳式的,要求以书籍的实际情况改变分类方法。章氏警告说,四部分类法源于且助长了学术的衰弊,若再信而用之则必将造成学术的进一步衰退,使“著作日下”“学术日散”“文章之病难救”,“古人之大体”永不复见。对此,他喊出“三变而古学可兴”【28】的口号,并实际提出了恢复“古学”的设想。

(二)恢复“古学”的设想

学术之变由官礼到专家(门)再到辞章,文献之变由典章到著作到文章(集),目录之变由官守到《七略》再到“四部”。此为历史流变,故就顺序而言;若论恢复“古学”,则当溯流而上。章学诚说:

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29】

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其实指若何,不得而知。相比之下,章学诚的“三变”主张更为清晰,其宗旨是舍弃四部分类法,恢复以《七略》为代表的官守部次之法。其原则有二:一是“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即通过具体分析为难以部次的文献定性;二是“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即将这些散在四部各小类中的文献回置于《七略》的文献六分法中。

具体而言,原属史部而归入“六艺略”者,如正史回归《春秋》之类,仪注回归“礼”类《仪礼》之属,职官回归“礼”类《周官》之属;归入“数术略”者,如谱牒回归“历数”之属;归入“诸子略”者,如记、传回归“小说”之属。原属子部而“后世不复有其支别”者,如名家“后世不传”,章学诚认为其“辨名正物之意”与颜师古(581—645)《匡谬正俗》、丘光庭(907—960)《兼明书》之类相似,故其可归于“六艺略”小学之类;再如墨家“自汉无传”,但推原其意所谓“尚俭”“兼爱”者,与老子贵啬、佛家普度之类相似,故可与诸子略老子之类合并。原属集部者,汉魏六朝著述,多有“专门之意”,多可归于“诸子略”。相比之下,唐宋诗文浩如烟海、情况复杂。章学诚主张搁置文集的复杂性,从“作集之人”入手,根据其性情本趣、诗赋所寄托、论辩所隐喻、纪叙所宗尚等方面具体分析,为其人其学定性。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韩愈属儒家,柳宗元属名家,苏洵属兵家,苏轼属纵横家,王安石属法家 ,等等。

章氏学术史三段论示意图

经此归类,四部文献被重新回置到《七略》的六分法中,“三变而古学可兴”的构想得以初步完成,章学诚学术体系的轮廓似乎渐趋清晰。不过,这些设想与章氏的许多其他命题相似,非一篇之论、一时之论所能概全,其中若干理论环节尚需细究章氏著述的细节才能补完。

三、“天下之书皆官礼”

在《礼教》篇末,章学诚借“或人”之口提出了“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并问道:

天下之书皆官礼,则经分为六,略分为七,子别九流,术标七种,何不悉统于官礼乎?【30】

这个问题直击章氏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即在“官礼”与“天下之书”之间如何安放“五经”、《七略》的理论位置,以形成某种合乎逻辑的论证体系。对此,章学诚并非没有自觉认识,只是前后所思各有不同。若不计其得失,略有两条进路。

(一)进路一:扩“五经”为“五教”

《文史通义》内篇以《易教》《书教》《诗教》《礼教》开篇,其中《书教》中论《春秋》,故所谓“四教”实为“五教”。《礼记》有“五教”之说,有学者认为章学诚“五教”之论来源于此。31但实际上,两者意指并不相合。章学诚所谓“教”于“教化”之义较远,离佛家“判教”之义较近,旨在为古今文献定性、分类提供依据。《诗教》篇曰:

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诗》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请,微婉而善讽也。【32】

与判文集为诸子的思路相似,章学诚试图通过定性研究将后世文献回归到更古的文献之中。不过,他并未选择刘氏父子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作为立论依据,从而直接将诸子回归“官礼”,而是选择勾连“五经”与诸子的关系。显然,这一迂回的论证思路充满挑战,毕竟“五经”被长期贴上儒家标签,与诸子门户各异、道相殊途。为此,章学诚的做法是将“五经”的概念扩容为“五教”,摆脱文本作为物质载体的局限,思考“五经”所代表的某种学术传统。章学诚说:

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33】

从形式上说,《易》教在“象”,《诗》教在“兴”,《礼》教在“官”,《春秋》教在“例”,《书》教在“记注”而“无定体”。以之为宗旨,参考诸子著述内容,即可实现“五教”统“诸子”的命题。在章氏看来,“五教”不仅流为诸子,还持久影响着后世学术形态。如《易经》“象”教,分为“天地自然之象”“人心营构之象”,后者承“情之变易”而兴,“意之所至,无不可也”【34】,故《庄子》《列子》之寓言、《离骚》之鬼神、佛教之地狱,皆可归为《易》教。再如《诗经》“兴”教,其流至广。“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而“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故后世文体多属《诗》教之流。章氏认为,后世文集掺杂了本属著述的经义(归为经)、传记(归为史)、论辩(归为子),除此三者之外皆是“辞章之属”,无论有韵无韵之体,皆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35】,当属《诗》教者流。

“五教”说如能推至极端,则“官礼”统“五经”,“五经”开“四部”,“官礼”可统古今、天下之书。不过相关论说在此戛然而止,仿佛遇到了某些难以理顺的硬结。毕竟在章学诚的“官礼”概念中,“五经”并无至高地位:就三代而论,“五经”只是“官礼”中的一小部分,无力概括三代郅治之全体;对后世而言,传世文献的情况过于繁复,欲以“五教”囊括之将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理论工程。

(二)进路二:舍《七略》而用“官礼”

姑且不论“五教”说成功与否,仅按《七略》论之,是否可以成全“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作为一位依靠编撰方志谋生的学者,章学诚先后主编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方志名著,其中有关“艺文”的部分反映了他对《七略》思考的变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州志》中,《艺文书》贯彻了《七略》统“四部”的理念。不过从其所拟《辑略》来看,其体例少“兵书”一类,而多出“纪载”“释教”“金石”三类,与《七略》实不相同。

这种差别多少反映了《七略》在统领“四部”文献时的先天不足。关于“纪载类”,章学诚坦言:“纪载者,《七略》所无。……若尽归六艺,则部次实繁,难于条别;特立史部,则全夺六艺,传业无复源流。”【36】章氏坚称,另立“纪载类”的理由是因为地理、方志、谱牒等文献类型数量太大。不过,他在批判“四部”时明确说过,不能“以书籍乱部次”,徒视目录为“甲乙纪数之所需”37。待人以严,律己则宽,章氏的双重标准实在难以服人。相似地,“释教类”亦为《七略》所无。在《序例》中,章氏认为墨家、老子、佛家相类,可统归诸子略。但此处却说,“诸子皆官典之遗,释氏教自外来,非周官六典所领也。……或以为庄列所开,或以为墨翟之道,未可以定释氏之果为庄列,果为墨翟也。”【38】后文批判前文,后论推翻前论,着实令人费解。究其原委,是因为存在大量《七略》时代尚无的文献类型。质言之,《七略》在统领“四部”文献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

对此,章学诚的策略是舍《七略》而用“官礼”。在后来所纂《永清县志》《亳州志》中,章氏对“艺文书(志)”避而不修,转而投身“六书”“掌故”“文征”等体裁的营构。推原其意,是越过《七略》,将一切归溯至“官礼”。在此期间,“官礼”常与“一代”“当代”等时间语词并用。所谓“一代人官”“当代人官”等说法,表明章学诚的“官礼”概念具有历时性。“《周官》挈一代之大纲”【39】,则周有周之“官礼”,其物质载体是《周礼》;“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则唐有唐之“官礼”,其物质载体是《唐六典》。“官礼”的历时性要求,史家在历史编纂工作中应以“当代人官为纲纪”【40】,而不是拘泥于正史的因循而来的固定体裁。《永清县志》创“六书”体例,其意在此。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在《户书》中放置了大量细碎内容,《六书》的内容比例显得十分失衡。故有人讥曰:“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41或是有感于此,章学诚在《亳州志》中改“六书”为“掌故”,同为吏、户、礼、兵、刑、工,意义却有差别。合看《礼教》篇与《亳州志·掌故例议》可知,“官礼”依详略可判为二:一是“一代人官之纲领”,在史则为“国史书志”,其特点是“撷其要”;一是“掌故专书”,在史则为“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其特点是“备其物与数”【42】。

通过赋予“官礼”概念历史性与层次感,章学诚完成了对方志理论的探索,并完成了“天下之书皆官礼”的论证。遗憾的是,由于五经不是体系中的必要环节,其经典地位、价值似乎遭到挑战。毕竟,章学诚是一位讲求“实学”的学者,他无力弥缝“高明之学”与“考索之功”之间的理论裂痕,在以“五教”、《七略》为中间环节的构想失败后,他并未强为己辩,而是把困局留给了后人。至于后来马一浮在批评他的基础上借其弃题发挥为“六艺该摄一切”,恐怕是章学诚始料未及的。

 

注释

1(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6页。

2(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3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

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6 《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0页。

7 参看拙著:《宋代四礼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47页。

8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9 [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10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页。

1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1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页。

1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70页。

1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页。

15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北京大学学出版社,1999年,第637页。

16 《周礼注疏》卷二十六,第711页。

17 《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第610页。

1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页。

19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20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2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8页。

2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页。

23(10)(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

2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

2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8页。

26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3页。

27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4页。

2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29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30 此据《校雠通义》。[见(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若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则王安石属“礼家”。[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5页。]

3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页。

32 《礼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倪德卫认为章学诚《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等说本乎此,见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3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

3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8页。

3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8页。

36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0页。

37 (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章学诚遗书》,第558页。

3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6页。

39 (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章学诚遗书》,第560页。

40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4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4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9页。

4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5页。

 

作者简介:杨逸,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六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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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孔子研究》202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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