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刘文典:风骨与沉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37 次 更新时间:2023-07-2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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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引 言

刘文典,这个名字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到。

当父亲带着我,在金马碧鸡坊和翠湖流连时,他会用带着满足的慨叹,说出一些往事和名字,让我知道,他的生平并不虚度,昆明这座小城亦非平庸无奇。

幼小的我,不知道西南联大的伟岸,亦不知世有“诺贝尔奖”,吸引我的是那些神奇的人物。

曾经,北来人潮携带着一道“科学与民主”的光芒,辉耀山城。父亲行事与判断时会引证这些教授的话。学者教授们在致公堂等处为民众开讲,在富滇银行供职的父亲前往恭听。

潘光旦讲“优生学”。怎样才能生出聪明健康的后代,以使国民强大,国家强大。闻一多与吴晗讲时事,讲国土沦丧,悲痛之极,全场激愤。刘文典讲《红楼梦》尤为诡谲:元春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景所题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看到“蓼汀花溆”四字时,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贾政忙遵旨换了。元春为何如此?此乃她只喜欢宝钗,不喜欢林黛玉之故。因为“花溆”的“溆”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反切一个“林”字。

此种议论,我闻所未闻。父亲有旧学基础,则可玩味。

父亲说,刘文典敢顶撞蒋介石,颇有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气概。他讲话喜欢挖苦人,挖苦的都是“名流”,文化人,从不挖苦大众平民,他有鸦片瘾。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闻一多,是经常要被提到的,他是一颗星辰,处于崇高地位。潘光旦成为遥远的启蒙学者。吴晗在“文革”中被点名批判,令我的头脑发生了一次“历史的折叠”。

刘文典踪影杳杳。其实他就在云南大学。

当我着手做寻访西南联大的事情,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刘文典鲜活的形象镌刻在一代学子心中,人们怀着亲切与幽默,追忆他留下的无穷韵味。

有位出版界的前辈,从远地打电话来问刘文典“后来的境遇”,刘文典与文化人,似有一种天然的情结纽带。

西南联大现在已成为“流行文化”的最富资源。刘文典逸事编得像“折子戏”那么精彩,对白、动作如戏台表演,以满足人们的情趣品味。而真实的历史如何,仿佛已经无人去关注。

“演义”一类文体,历来存在着大众文化的需求市场,但是不可以替代历史真相。最突出的如刘文典传说,其人被遮蔽与扭曲了。

一个人也是一页文化史,还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吧。

庚子秋,经由云南媒体人温星热心牵线,与刘文典哲嗣刘平章会晤。

刘文典故人,大多是我有过交往的西南联大师生。用“采访”与“查阅”并行互证,带来一种喜悦,有如隔帘看花、水中照影,有某种真切的意识。

在追溯中描画的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大时代人群中的一个”。

“怼蒋”

网上盛传着各种刘文典“踢蒋”的版本,这个事发生于1928年11月。

在刚过去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向曾经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开枪了,猝不及防的革命者与进步青年大批地倒在血泊中。这是一个转折时刻,在全国,凡是揭露及抗议这场屠杀的进步人士均遭到残酷报复。也是在1928年11月,刚上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的蒋介石巡视安徽。与宋美龄新婚,令蒋意满志得。

28日,蒋介石出城游览菱湖,途中经过安徽大学,带随从入内,学校里没有人出来接待,无趣而返。回到住处,即有安徽教育厅长韩安向他汇报近期安庆发生的学潮,并指控刘文典为此次学潮的后台。

蒋即召见刘文典,要他交出闹事学生与共党分子。刘文典表示“内容复杂”,不肯惩办学生。

到29日,在女校纪念会上,冲突终于爆发。

在北大校史馆提供的资料中,有《香槟》日报的报道,对话细节甚详。

《香槟》日报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版头条“刘文典触怒蒋主席”:皖安大校长刘文典,此次因该校学生捣毁女校事被押,实出于刘之自取。

据报载,安徽大学学生因“入场券”发生喧闹,在晚上的跳舞活动中,有人踰墙进入女校。蒋借此事端,在会场上公开斥责刘文典,并将学生行为称为“暴动”,要求严惩。

刘驳斥“当时学生甚多,何以独责我校?”

蒋乃问刘文典,曰:“今天游行,有贵校学生没有?”

曰:“有,人家也有。”

蒋又曰:“你能办你的学生么?”

刘曰:“人家亦有,我不能办。”

蒋大怒,曰:“汝见我尚且如是,可见汝平日目无官长,目无省府,你道我无办法,我今天就押你起来。”于是由士兵押往看管。

这是记者记录的当时场景。

再引一个《文史资料》上的,作者是当时省政府秘书,在事件中负责向刘文典夫人通报,并送被物至关押处。他所记录,应为事件中人所耳闻目睹。

蒋大骂:“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绅!”刘反骂:“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把脚往地下一顿说:“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蒋更咆哮道:“把他扣押起来!”立即便有在门外的两个卫兵进来,把刘拖拉下去,就是这样的一幕。(《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石慧庐)

这场对话可谓是余音绕梁。一份报纸,与一份知情人的回忆,两份资料互为表里,“怼蒋”的过程、原因,已经清晰,不是“孤证”了。可见,在蒋与刘之间,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安徽大学筹备之时,省政府本打算请胡适来主持。但胡适因故不愿返皖。为此刘文典致信胡适:对于本省的教育,似乎不能再漠视了。你自己成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就尽看本省一般青年们不知道戴东源、王念孙、杜威、罗素是什么,心里总有点不忍吧?

安徽大学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刘文典:致胡适书信四十》)他们利用安徽大学学生的身份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深夜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

对于这些活动,刘文典其实清楚,但没有采取禁止措施。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刘文典是有担当的。他保护青年,包容被迫害学生。

北大校史馆所存《新闻报》,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有一条报道:“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恢复自由——蔡元培胡适力保无他、蒋主席电令省府释放”。

当时刘文典被拘押于省政府卫士室,省内各校校长保释未准。

当刘被拘之次日,其夫人即乘轮赴京,谒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氏,请求援救。同时在省各友亦电致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恳其电遂当局,请予保释,盖因蔡蒋胡三氏,与刘为北大旧日同事,且深知其为人也。

蒋梦麟获悉后,即致电皖教育厅,问“刘主任现在何处?”

胡适向当局力呈刘的历史,力保其无他。

蔡元培则直接面谒蒋介石:“请念昔文字鼓吹革命之功绩(刘曾任《民立报》撰述),而恕其一时言语之唐突。并力保无他。”

这三位的救援行为,报上都一一明了。其中强调的“无他”,是去除蒋介石心中最大疑虑的要言,明显是与1927年开始的“清党”挂在一起了。说明蒋最恨的并不是语言顶撞,而是刘文典同情共产党。

《新闻报》明显倾向于同情,并交代了事件结局:蒋主席乃电令,刘如果即日离皖,可准予保释。于是刘乃于五日晚恢复自由矣,刘出省府后,即返私宅整理行装,乘轮东下。

刘文典态度如常,精神犹昔,他对送行的人们说,虽遭关押,而自己并没有罪。

用“离开”换取自由,是变相“被逐”。刘文典重到北平,却没有去救援他的北大,而是去了清华的国学门。

将《香槟》与《新闻报》的两个日子对接,刘文典在省府里被关押了半个月之久。刘文典之“怼蒋”,在1928年决不是一件趣闻逸事,而是在血雨铺天盖地,淫威施于前的傲然鹘立,是良知与勇气的呐喊。

金克木是我熟悉的导师,我常去朗润园玩,听其隽语。

金对刘文典的概述,见其筋骨:他生于1889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民立报》的翻译,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起先在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当安徽大学教授兼校长,不久就被免职。据说这是因为他得罪了蒋介石。那里蒋掌大权不久,想提高声望。这位刘校长“不识抬举”,竟拒绝请蒋到校“训话”,又不肯让师生在蒋参观时“迎送如仪”。那时流传他的一句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刘教授文典》金克木)

刘文典在安大时期对抗蒋介石,是出自对大学的担当。他认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生发表各种主张,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大学需要这种自由,这样,学生的头脑才不会被禁锢,学术才能自由。

历史上留下精神光芒最强烈的文化之印象,往往不是纸上挥毫,而是“人”的行为举止。文化学统与道统的传承,很大程度上要靠有血有肉,有担当的个人作为,传递千古佳话,其力量超越了道德文章。

“讽刺”、“刺闻”

与“怼蒋”同时流传的段子,是刘文典在“跑警报时”对沈从文的讽刺。

很多人并不知道,刘文典与沈从文是姻亲。

亲缘关系是由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这边联上的。张刘两家都是安徽的名门望族,刘文典的姑妈是嫁到张家的,到刘文典时,有两代姻亲关系。

据吴进仁口述:那时,我常到先生家里请教学问,他也会跟我说一些日常琐事,他曾跟我说,他请沈从文夫妇吃过一次饭,并说,沈从文的夫人和师母有点关系。沈从文的夫人叫张兆和,而师母叫张秋华,又同是安徽合肥人,又同是姓张,好像在辈分上有些关系。事实上,当时一些像叔雅先生这样搞国学研究的教授将古籍、考据和国学视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是很接受。但我认为以先生的为人,他虽对新文学不是很感兴趣,不至于对一个晚辈如此苛求。

在吴进仁看来,刘文典对沈从文简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了。

但我认识的两位西南联大的文科圈子里的学子,都谈到了“跑警报”这事。

任继愈为当年的哲学研究生,他回忆:有一次,刘先生跑警报,在后山遇到了他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

赵宝熙为当年的政治系本科生,他叙述:“沈先生,你跑警报是跑什么呢?”沈从文不明白他说什么。刘文典说:“我跑,是跑我这个东西(指指肚子),你跑什么呢?”沈先生也不是会吵架的人,所以不理他,接着跑。

任与赵后来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可断定,“讽沈”是有的。

赵宝熙说:有一回就问他,“先生先生,有个巴金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巴金,没听说过。”

待会儿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是自然现象呵!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狗屁不通!他就骂。

他上课讲,他佩服陈寅恪。他说陈先生讲课值四块钱,我讲课值两块大洋,沈从文先生要讲课,给我四块钱我也不去。

对于“名作家”进入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存在不同意见。刘文典当年持排斥态度亦不奇怪。

刘文典以姻亲的身份,以资深国学教授的口吻,说出这番话来,表达他“厚古薄今”的文化观。而沈从文明知这位姻亲嘴不饶人,对新文学有偏见,但是亲戚照样走动,刘文典请吃饭,他夫妇照来。

以沈对张家姻亲的尊重和他一贯低调的为人,刘文典随意的“青白眼”,并没有引起任何不快,这件事并没有让他们“结梁子”,是局外的人把这事看得太重。

当我最初听到这件事时,想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生命的审视态度。我在心里琢磨,如果我在现场,那么我会被估值多少呢?国难当头,生死拷问。此间有深意。

随意“青白眼”,目中无人,刘文典终于为自己结下“梁子”。在西南联大那个环境里并非都是沈从文这样好脾气的先生。

赵宝熙说:有一个教授,也很有名气,是国学大师,叫刘文典。这个刘文典最爱骂人。因为那个时候听课没有限制,有可能三十个人选课,却能有六七十个人来听。因为听的人主要不是听课,就是听他骂人。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里某教授,他就是不认识字。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王勉有《清华园感旧录》:清华解聘了刘先生,此呈在雨僧先生《吴宓日记》第九册有记载。据我所听到是由于一次课间休息,在教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刘公子平章,亦谈到其父经常以“古音”纠正幼子。先生是以“古音”为己任的,听到有误即不能忍受,出自学者性情。

闻一多是学美术出身的,他原是“新月派”诗人,才气很高,艺术天赋超群。他进入中文系后,首先是闭门攻读,以至于在蒙自时郑天挺给他外号“何妨一下楼”。但他思想鲜活,考察民间文化,从中获取研究古代文学的灵感。这些长处,当时也许为传统国学的治学者不以为然,却为国学的整理与传承注入新鲜的血液,所以闻先生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陈省身说过一段话:大学在一起合作,如果对于对方朋友们、同事们,没有一点敬重的心理,这就很难稳固起来,一下子一个小问题就可以吵起来,就不能再合作。西南联大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就是教授和教授之间,互相有点尊敬的心理,大家觉得不管对于政治的意见,对于社会意见相同不相同,不过对于对方的学问很多情况都是有相当的尊敬,所以学校就能维持下去。

敬重与不敬重,相容与不相容,在西南联大都是一种常态,并不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格局。今日之描述多为融洽之状,趋于一种校园式的“乌托邦”,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刘文典虽经历了若干重大事件,却缺少“格局观”;饱读经书,而不知满盈之患。为一字古音,就挖苦否定别的教授,其语言偏狭,实为旧文人之局限,酿下苦果。

“解聘”

1943年初,刘文典应磨黑中学校长吴子良之邀请去讲学,同时为盐商张孟希之母撰写墓志铭,承诺以丰厚的稿酬。他是利用自己的度假时间去的,不料雨季山路惊险,耽误返回,耗时四个星期多。清华中文系以其“不能返校耽误课时”为由,将刘文典解聘。

我在滇南采访当年学子郑道津。刘文典和他的上一辈有关系。郑道津在联大又为地下党工作,所以他知道磨黑之行的内幕:当时土司,看你弄得不好,不对,马上就杀了。我们要开展工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把刘文典弄了过去,起一个双重的作用。刘文典他是一个烟民,真正的原因是满足他鸦片的嗜好。

刘文典不知道去磨黑,其背景是“地下党”为转移进步力量作掩护。但他曾对夫人张秋华说,那几个与他一家人同行的萧狄等人,是“共爷”,后来落脚于磨黑中学,他还为他们筹资。

由于磨黑之行,靠拢中共的闻一多解聘了刘文典,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可见,乱世之下,各种力量错综,个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偶然性很大。

刘文典擅长给人写墓志铭。冯友兰母亲的墓志铭是刘文典撰写的。

燕南园冯宅,我曾多次造访,与冯家后人多有交往。刘文典为冯母写墓志铭,每天只写几句,可谓绞尽脑汁。这与他在课堂上奔流如注,势不可挡的文思不一样,两种表述状态。当对象就在眼前,如瀑布挂前川,倾诉则飞流直下,引发共鸣。当对象寄托于久远时,写作当如深水钟磬的回响,有泛音波长。

刘文典“用心”又能“用典”,故于此种文体擅长,后来在云南也有豪富慕名求之。

闻一多“解聘”之事,曾征求于冯友兰并得其同意。

《朱自清日记》1943年8月11日记载:晚冯来,对叔雅被解聘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冯友兰曾评说,佩弦狷,而一多狂。

朱自清细腻、重情和易伤感。朱后来在日记中亦对此有不满。

冯友兰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而当他不太情愿地同意了系主任闻一多的决定后,梅校长在外亦不说话了。

而在清华中文系的教师群中,对刘文典被“解聘”,反应是不愉快、不以为然的。

王力在回忆中写道: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作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我在燕南园采访过王力夫人夏蔚霞,夏女士说起他们初次见面,王力寡言少语,但是非常坦诚地告诉她,自己有过婚姻和孩子的事。

王力是那种箭无虚发的人,只会讲“必须讲的”话。

吴宓日记:访铮,乃以典解聘事告铮,铮命宓速函请寅恪函梅校长留典。

“铮”指西南联大外语系的林文铮教授,可见刘文典的去留,惊动的不止是中文系。

西南联大有章程: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常委会决定:自一九三九年度起,本校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学系设备及课程之支配,均由系主任主持。

所以闻先生可对此事敲定,其他人难以驳回。

刘文典被人通知“解聘”一事后,于1943年7月25日写了一封长信致梅校长,由罗常培代转,可见北大教授方面的同情。信中说: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亦弃养于故里,典近年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

刘文典因夫人生病,没有随清华一起走,后来因周作人登门、日本方面纠缠,毅然卖掉在北平的二进院子,自费辗转到昆明来投奔学校的。

于抗战中饱受惊险和贫困之苦,坚持教学之辛劳,当年教授们皆然。而刘文典素体孱弱,年岁偏高,旧文人习气,是比他人更为吃力。

因为避轰炸,住到官渡西庄的六谷墩,须步行到滇越铁路火车站,乘坐一段火车方进城,下车后又要走一段路,才到联大。所以刘文典的课都是下午上。他表示:“宁可被炸死也不能缺课。”可见到磨黑不能按时回校,实非有意旷课。

不意竟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言,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以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

梅贻琦在一个月后,才简复之: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比之刘文典的长信,此回信很短。事态已成,梅知道,多说无益。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薪收入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闻一多靠治印(刻图章),联大教授在中学教书,借以贴补家用的,大有人在。刘先生的文名早为滇人熟知,在昆明期间,滇省富绅多以请他撰写碑铭、墓志为荣。润笔丰厚,远过教中学,对经济困难的刘先生不失为一种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刘文典先生》任继愈)

当时身为研究生的任继愈,在这段文字中暗存比对与同情心。他并不认为刘文典写墓志铭挣钱有什么不对的。收“瓜子金”还是钞票,性质都是“润格”。

刘先生魏晋风度太多了,太任性了,联大结束迁回北京的那一年(1946年),他应云南绅士的邀请,去滇西一个县里为人撰写墓志,对方盛情挽留,请他游山玩水以助文思,一住四个星期。学校对他不按规定上课,长期请假缺课,提出了批评。三校迁回北平时,他没有随同大家北返,留在云南,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能请到刘先生,喜出望外,求之不得。从此,我再未见到刘先生。

任继愈先生是我有着深度交往的导师,八年来他在西南联大毕业、读研、留校,可谓资深,对细节与人际一定是了解的。文章写得洒脱,是“存大体”,为尊者讳。哲人风范,大而化之。

赵宝熙是追随闻一多先生的,他从沦陷区跑来投考西南联大,欲改“化工”为“中文”,闻一多劝他,学“政治系”。后来办诗社、美术社以闻为导师,常到闻先生家吃饭,开朗诵会。

赵宝熙说:刘文典是唯一的,联大少有的被开除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它不是说谁拍板就能决定的。这种重大事情都是全体教授投票。他给云南土司写墓志铭,人家送他两个烟土,两个瓜子。这个大学教授,写墓志铭你写,人家给你点钱还不要紧,送你两个烟土,这成何体统?后来就给开除了。

这段话,细审不确切,要写墓志铭的人不是“土司”,是盐商,是地下党争取的对象。解聘也说不上“开除”,对教授没有这种手续,此说法是为谬传。

刘文典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沟通,联大方面的聘书已经发出。梅校长当时在外,是后知的。

按西南联大章程,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所以,清华中文系在解聘刘文典后,通知联大不再“加聘”,也是符合程序的。

那悠哉游哉的刘文典,岂能想到,安徽大学时期逃脱牢狱之灾的他,有蔡、蒋、胡三大名士保驾,而在战时颠沛流离中,清华中文系突然将他解聘,竟无还手之力,陷于一时惊惶。

文人生存之脆弱、实不堪一击也。

落脚云南大学

“解聘”一月后,经陈寅恪推荐,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盛情致函刘文典,邀请他到云大任教席:尝思欲于学术之讲求,开一新风气,必赖大师。有大师而未能久,则影响亦必不深。贤者怀抱绝学,倘能此初立基础之学府,作一较长时间之讲授,则必于西南文化上成光灿之一页。

此函恳切殷重,且待遇远高于清华,见出熊庆来校长对云大的经营苦心,与对刘文典的期待器重。这使漂泊无着的刘文典得其所哉,于学校,于落魄学者,皆是大德之举。

我曾采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熊秉明,他回忆其父当年毅然离开清华算学系,举家返乡主持云南大学的往事。先贤对乡土的担当,如今是少见了。

在云南大学讲课,刘文典有一段奇特的开场白。

“今天先跟你们讲讲怎样翻书。”开始我还怀疑“翻书”这两个字是不是听错了,后来的讲解证明他的确讲的是“翻书”。

“有些读书人,书读了不少却连翻书都不会,有的用指甲把书页掐起来,有的用手指舔着口水去沾,简直是对书籍的糟蹋,哪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要读书,首先要学会翻书。”说着他拿起那本线装书,书脊向下用手扶着直立在讲桌上,边讲边作示范。(《刘文典先生讲版本校勘学》郑千)

他说的这些“乱翻书”的习惯,与边地生活的粗陋有关,学生或出自下层人民。

刘文典出身于徽城名门望族,任教于北大清华,是“象牙塔”中人,却对“寒门子弟”没有丝毫嫌弃,诲人不倦,要把他们培养成“读书人”。这里面有对青年的爱,对书籍的爱,体现出刘文典“有教无类”的教育观。

曾有报人采访时问“什么是大师”,我答曰:“爱青年,爱所有的青年,无分良莠。”

青年教师陈红映在读报时,发生口误:记得读“束缚(fu)”一词时,我不自觉地露出了我的湖北方言,读成了“束缚(bo)”,正当汤鹤逸先生纠正我时,先生笑着说:“那是唐音。”及时替我解了围。

面对典籍与学生,刘文典自带一股清平之气与内在驱动力。

那个时候投考大学,注重导师的门楣,还不像现在一味只认“名校”,所以他门下有云南弟子,也有远来的外地学生。

云大在李广田治下,对刘文典亦厚待,安排枇杷园中唯一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给他居住。刘文典曾说,其时唯他与陈寅恪可以安静做学问,并大赞陈的“诗史互证”方法。

1957年春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离开了十九年后重新回到北京。他说,下了火车,我立刻到天安门前,看见那两个华表,感动得竟使我这个生平不易落泪的人落下泪来。

这个“落泪”,除了阔别,更有深层的辛酸,藏在他的诗句里了:而今不卖《长门赋》,却向昆明写《洛神》。

1958年刘文典病逝于昆明。后迁葬安庆。夫人张秋华遂归故里终老。

“爱国、激进”与“颓废、复古”的混合体

刘文典具有明暗相间的性格,两者对比非常强烈。这颓废与怪异的性格,与他的曾经激昂过的革命阅历,和后来受到的各种打击有关。

一个大时代在急剧震荡的时候,给予他奋发与刺激。各种起伏跌宕,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精神烙印。敏感的他有反击,也有退避。被蒋介石从安徽大学革职,只是那个大背景下的其一。

金克木说:由他的一生可见,尽管一遭挫折就意志消沉,又生活颓废,脾气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随孙中山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少年豪气。在过去的文人学者中,这样的先例并不算少。今日看来的矛盾,当时人并不那么感觉而另有想法。这也是读古书所需要的常识吧?

我从北大校史馆查阅到:

《新青年》

第一卷第三号(1915、11、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四号(1915、12、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五号(1916、1、1)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六号(1916、2、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二卷第三号(1916年、11、6)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半农、刘文典

第六卷第二号(1919、2、15)

北大撰稿人:周作人、胡适、刘文典、李大钊、陈独秀、杨亦曾、袁振英、黄凌霜、鲁迅、钱玄同。

刘文典是早期《新青年》的重要撰述人,元老级人物,后来却被遮蔽,被曲解了。

他参与《新青年》和进入北大,皆是由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同乡,亦同道,关系甚深。1917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参与创办《新青年》的刘文典也由陈独秀引荐到北大作预科教授。世所皆知的,陈独秀由李大钊乔装掩护出北平一事,却不知,陈是由刘文典家动身的。这是有史料为据的。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批先锋们后来分化了,各奔东西,但是探求爱国救国之道的信念贯穿他们个人的终生。

“爱国、忧国”是刘文典思想人格的一根主线。他对于日寇入侵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学生认为他是“清华园中最爱国的教师”了。在爱国之大节上,刘文典不输于人。他不是“从众”式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行为都尤为激烈和鲜明。

然而在西南联大,刘文典被视为“守旧派”,他走向“厚古薄今”,对抗“新文学”的一干人,在课堂上,他对于沈从文和巴金的轻蔑菲薄,与《新青年》时期“新文化”运动悖逆。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的吴宓先生也会去听讲,而且总是坐最后一排。刘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常常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名师治学趣闻》陈国才)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时,吴宓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国文化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吴宓与哈佛同学创办《学衡》刊物,他认为,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的那批人,既没有弄清楚中国文化,也没有明白外国文化,就喊出一些激烈的口号。

作为《新青年》的最早撰述人,后期的刘文典却与《学衡》派吴宓认同了。

也许,在他们认为,他们并不是在反对“新文化”,而是认为眼前这班人肤浅,没有达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吧。

《吴宓日记》:

1944年7月10日 星期一 小雨

3:00雨。至清华,赴吴俊升邀集三大学文法学院主任教授,讨论《部颁科目表》如何修改,其间奚(编者注:张若奚)发言最多,痛诋政府。又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独异,已由革新合时代云云。又甚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9:00吴俊升请宴。总引宓上坐。梅公出极佳之黄酒。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愤,(略)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

吴宓称闻一多所为是“暴厉之言行”,表现出对刘文典的同情心,这里潜藏着教授们在文化信念与追求的分野。而“藏垢纳污”这四字,在刘文典身上,唯有“吸鸦片”一事可以对上。

那么,他被解聘的原因,“耽误课时”是“名”,而“吸鸦片”是未点明之“实”。

在一个现代大学里能不能容忍“吸鸦片”的行为?

作为激进的新派人物,为大学计,为青年计,看不惯这种行为。闻一多是那个时代的高光人物,高举理想主义大旗。他憎恶《死水》,讴歌《红烛》,呼唤奋发和担当的精神。当然,他对于刘文典的生活习性是排斥的。

鸦片在云南便宜,所以更普遍。省政府五华山设有烟榻,官员论事前都要躺下吸一阵,是为提神。

刘的长子成章就读于辅仁大学,1935年2月,参加抗日学运卧轨请愿,肺疾而逝。因失子,刘文典甚至要去出家,亲戚遂教夫人,让他吸食鸦片,缓解悲痛。

在曹禺的话剧《北京人》中,吸鸦片是孱弱无奈的文化人“苦闷的象征”,用以排遣无法驱散的悲伤。刘文典之病态,属于这一类,并非一味颓废,实有忧国忧民之愤。

后人文章中多说其有“魏晋风度”。其实他并没有魏晋名士们那样深的城府,他是真放纵。

偏执的“厚古薄今”和对同仁不敬,他最终为自己的狷狂与颓废付出代价。

1944年,联大中文系部分同学组织了一个讨论会,请了闻一多和几位进步教授。

闻一多来到会场门口,听说那个给财主写墓志铭,不务正业的“老朋友”也来参加,脸色一变,立即就往回转。大伙拦住他,连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你们知道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话怎么能说到一块呢?”

主席连忙劝他说:“闻先生,这样不好。要是彼此都逗起气来,把会弄垮了多糟!再说,今天的会还有外面的人来参加,影响也不好。”

“外面的人”,这是同学在指昆明“地下党”方面的人,

闻一多一听此,即平静下来,进入会场。

后来,有人对闻一多说:“给财主捧场,教书不负责任,甚至还吃鸦片烟,这虽然都是坏事,我和你一样坚决反对。不过,这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他过去骂过蒋介石,现在他也不去跑重庆,巴结国民党,还同情民主运动,对这样的人,虽然有问题,能够争取还是尽量争取。争取了他,也就好争取同他有关的更多的人。”

闻一多被说得口服心服,他承认:“我错了。”

从爱国,从文化本质的追求,甚至政治倾向而言,刘文典与闻一多并无实质性的对抗。其实两位先生都是“性情中人”也。

据云南省档案馆资料,在闻一多遇难后,以刘文典为首的云南大学教授致电云南警备总司令,营救为闻一多“最后演讲”作记录的女学生。

刘文典为他与闻一多的公案,划上圆满的句号,见其本性淳厚。

授课奇才、纵横八极

金克木说:当时我们青年人对他的书不如对他的人有兴趣。

这里说的“人”,就包括“讲课”这一生动的表达。

著述只是“术”,而“人”及其活动,是“道”的载体,所蕴涵的内容更其恢宏。

刘文典无疑是一位授课奇才,学生对他趋之若鹜,多年不能忘怀。

他授业的思维方式,切近“西学”,有现代教育理念。他的自由跳荡,穿插、和有现实观照的授课,没有提纲,有时不受课时限制,随教学内容改变时空安排,其实就是一种“传道”。

课堂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舞台,学生则是他的流水知音。用现在的概念,课堂相当于他的“推特”,他活跃于脑海中的各种情思、灵感、毕生学问心得,都在学生面前完美地展现与奉献了。

先生中等个儿,穿一件半新蓝布长衫,一头也许只是用手指稍稍梳理过一下的黑发。容颜清瘦,上唇留着两撇黑黝黝的胡子。端正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紫檀色玳瑁边眼镜,几乎是不知不觉便进了教室。(《王彦明《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他安详随和,并不在意来听课的学生有多少,在教桌旁一把“火腿椅”上坐下,点燃一枝烟,边抽边讲起来了。在诸多位学子的回忆中,刘文典简洁儒雅,并非传闻中的那种邋遢形象,咆哮之徒。

任继愈回忆:刘先生欣赏称赞南北朝已提出的关于“诗”的定义,他在黑板上写了“诗缘情而绮靡”,认为超过后人的任何定义。他还讲,文学作品贵在以正写反,以实衬虚,用华丽的词藻写荒凉,以欢快的词藻写悲哀。杜甫《秋兴》八首就用了这种方法,十分成功。讲晚唐温李诗时,咏牡丹,不用那些常用的香艳纷华字样,把牡丹的神态写活了,非一等手笔办不到。

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从学子们对刘文典讲课的片断回忆看,他不仅是博学,更有一种对学问的化出化入,今世恐难再现。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课堂奇观。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有一天他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时的课,讲完了这上一课未讲完的文章,他突然宣布道: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届时在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听他老人家坐在中间讲解《月赋》,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四十多年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的。待学期结束后,文法学院也就迁往昆明上课,这种月下花间讲解《月赋》的情景,再也不可能旧梦重温了。(《忆刘文典二三事》宋廷琛)

刘文典把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挚热爱传递给了学生,连同他在学术兴趣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一种对自由的追求,以及他冲破世俗与权势约束的高傲的文化个性。

吴进仁口述:先生真正的学问是骈文。他认为学骈文主要就是学习《昭明文选》,他说为什么要叫是骈文啊?你看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字都一一对应,平仄押韵,这就是骈文。并打比方说,骈文,就像一条链子,一个环扣着一个环,铿锵作响。

哲学系郑敏曾说,当年的老师都是“百年陈酒”,自己就是一本书,随时都在思考那些终极的哲学问题,讲课很自由,让学生跟随老师一起去怀疑,去漫游,没有结论。

刘文典正是“百年陈酒”一类的教师。

其到晚年,学子回忆:先生病足,走得很慢。在藤椅上坐定后,缓缓打开用蓝丝绸印花包袱包的《文选》,没有讲稿。自先生在北大开这门课以来,已是三四十年了,自是烂熟于心了。记得在讲《洛神赋》前李善的背景介绍时,先生据当时礼法制度,直斥其伪,使我第一次具体体会到什么是不能“尽信书”。先生讲课,潜移默化,启人心智,非徒空言,全凭真知灼见,始悟昏昏者,焉能使人昭昭。

刘文典讲课,点拨一些亮点,激起听者的兴趣,让他们去自己思索,发现,启发学生的主动精神。看书与听课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要启发作为人的主体。书不会强迫人要读完它,你可以读到沉思处,就停下来,漫游。讲课却常常会形成一种强迫,灌入的方式。

这样的讲课,在西南联大的理科很盛行,叫做“开窗户”。

任继愈回忆文章说:刘文典先生经常讲文学造诣与人格修养不可分。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他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不必了解作家是什么人。

周作人打比方,说看作品等于吃包子,不必去了解厨师是什么人。

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

刘先生精考订,哲学、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曾赴云南西部滇缅战线慰问前线将士。刘先生回来,在课堂上说起在宋希濂军部,即席赋诗祝捷。他吟诵其中的二首。他习惯于叼着香烟讲话,有些字句听不清,有句云:

春风绝塞吹芳草,

落日荒城照大旗。

海外忽传收澳北,

天兵已报过泸西。

刘先生讲,杜甫有“落日照大旗”句,这里古典今用,写出了军营气势。他得意地念了两遍,所以记住了。

这种意气风发的讲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只在林庚先生的大课中有所领略。

惜乎!那些令学生们沉醉如“百年陈酒”的课堂讲授,洋洋洒洒,如今只留下断章片语,先生自己也说“教案在脑中”。

他于校勘、训诂、修订、古音与古典文学中自由穿梭,显示了学问与人文精神本来一体。

像刘文典那样的授课,“生命形状的文化,文化形态的生命”,可能是百年不遇的。

一介书生,穿越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有热烈的爱国心,追随过革命,抗逆过暴政,坚守民族气节,不拘小节,流落边城,不记宿怨,安身立命于典籍和学生中,是为“质本洁来还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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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长江文艺》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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