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走过了一百年不平凡的路程。今天，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几代北大人，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在海外遥向北京的母校表达良好的祝愿！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在北大度过一段青春时光。一生中，最难忘是北大岁月。北大的生活，有欢乐，也有痛苦，有人还遭受灾难；但甜酸苦辣都凝结为珍贵的回忆。我是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历史系的，一九五八年提前两年毕业，转到哲学系
任教。直到一九八二年被迫离开北大，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二十七个年头。身处北大，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从北京到了外地，才觉北大之可爱；我从中国到了外国，更觉北大之可贵。时间愈久，距离愈远，怀念之情愈切。春天到了，未名湖该是柳色青青了吧？红五月里，三角地想必又是宏论滔滔。
我们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是参观校史馆。校史馆设在第一体育馆楼下，进门的第一件展品是一块“京师大学堂”的匾牌。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一八九八年六月，中国发生了一次“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以改良求民主。光绪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推行变法改制。变法的内容是开国会、定宪法、立学堂等。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经光绪皇帝下诏颁行。九月，变法即告失败，改良派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头，康梁逃亡海外，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後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开国会、定宪法烟消云散，立学堂却得以保留。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上课。京师
大学堂是中国十九世纪一场失败的改良运动所留下的唯一的积极成果。
京师大学堂号称洋学堂，实际上还是官僚衙门。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都有几品官衔，教师的官衔更高。教外文和体育的教师却是没有官衔的平民，他们称呼同学们叫做“老爷们”。体育教师的口令很是滑稽：“老爷们，立正！老爷们，向左转！”辛亥革命以後一九一二年五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思想家严复。把北京大学从封建学府改造成为现代大学的的是蔡元培。蔡元培任校长，进北大的第一天，校内工友们在门口排着队向他行礼，他脱下自己的礼帽恭恭敬敬
地向工友们回鞠一个躬，使在场的人大为惊讶。他还出了一个布告：对工友不准叫“听差”，对教师、学生不准叫“老爷”。蔡元培对北大以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各种思想“自由竞赛”、“自由淘汰
”。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们两人同时各开一门课，唱对台戏，文字学也是由两位教授同时开课，一位是新派人物钱玄同，一位是旧派人物黄侃。有人讲凯恩斯，也有人讲马克思；有人主张文学革命，也有人坚持保存国粹。在黑暗的中国，只有北大是一片光明，人称“沙漠里的绿洲”。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开一代新风，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五四运动中，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教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之而奋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於李大钊教授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研究会”。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师范生毛泽东在任职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期间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後来成了“伟大领袖”。北京大学发动的五四运动被称作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从那时以来，北大一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带头羊。北大为中国贡献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在重大的历史时刻，正反两方面起作用的代表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像北大这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可以说，北大的校史即中国的国史。纪念百年校庆，人们
都在谈论北大的光荣传统和继承光荣传统。北大的传统需要继承，也需要更新。
人们以五四精神为北大的传统，以至将校庆从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月四日。但五四至今不到八十年，以五四精神作为北大的百年传统至少是不完整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十九世纪戊戌变法的遗腹子。北京大学
百年校庆也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北京大学受惠於流血的改良派先驱而没有作出应有的回报。戊戌变法是中国以改良求民主的第一次尝试。尝试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认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转而以革命求民主。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专制王朝，民主并未实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说，所谓“民国”不过是换了一块招牌而已。所以他又重新鼓吹民主。怎样实现民主？还是要革命。五四以後，继续走以革命求民主的道路。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了国民革命（当时人直呼“大革命”）。北伐中途，蒋介石翻脸杀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以武装斗争为标志重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以後的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三次轰轰烈烈的革命。每次革命之前，都给予人民以民主的许诺；每次革命之後，又都非常令人失望。辛亥革命以後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後是北洋军阀的独裁。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独裁，又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一党专权，又代之以共产党一党专权。从夺取政权来说，每次革命都是成功的；但从实行民主来说，每次革命都是失败的。以改良求民主只失败了一次，而以革命求民主已失败了三次。热衷於革命是民族的迷误。百日维新，百年搁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的年代，改革就是改良。一百年的历史又回到了出发点。形式上国会、宪法都有了，但没有民主内容。二十世纪的改革运动虽然迂回曲折，已经不像十九世纪的改良运动那样容易被扑灭了。在改革丧失了两个“光绪皇帝”胡耀邦和赵紫阳，刑场从菜市口搬到天安门和长安街，流血牺牲百倍於“六君子”，流亡海外千倍於“康梁”。结果又怎样？改革还不是照样进行。因为改革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理由。好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後”已经归天，“光绪皇帝”可以自己作主，不必担心囚禁瀛台了。如果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来对付共产党，则将自食其果；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不是又到了革命的时候了吗？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有责任为中国的前途而思考。中国必须变换历史的主题，从以革命求民主转到以改良求民主。五四精神是以在革命求民主的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北京大学应当在以改良求民主的时代再造辉煌，更新传统。
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传统仍然是宝贵的。但在很长时期里，北大违反了自己的传统。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大学生在大饭厅东墙贴出一批大字报。这是大字报运动的发端。人们为了发扬五四的民主传统，投入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但从六月八日开始，发动“反右派运动”，向往五四精神的人们被打成“右派分子”。北大的“右派分子”有八百多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百分之十，是全国之最。此後，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反民主的运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校园里到处火光冲天，土法炼钢，炼出来的全是铁渣滓。还有所谓打破常规搞科研，低年级的学生编了书给高年级的学生去读。在“工宣队”统治北
大时期，蔑视知识，斯文扫地，竟奉命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又都是反科学的。发生了这么多反民主、反科学的事，再来谈论五四传统，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在北大，所有反民主、反科学的事都是在共产党的党委领导下干出来的。北大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有权领导，不须负责；校长必须负责，无权领导。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体制。蔡元培式的校长马寅初、周培源就是因为在“党委领导下”无法负责而被迫辞职。百年校庆，代表北大发布方针大计的不是校长，而是党委书记。要蔡元培，就不能要“党委领导”；坚持“党委领导”，就没有蔡元培。共产党垄断权力、控制思想，是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总根源。继承五四传统，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归结到一点，必须改革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中国共产党是五四以後诞生的，而且自认为担当了五四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责任。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後，走向了五四精神的反面。这也说明五四精神还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动。产生五四精神的北京大学有责任为“科学和民主”充实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也需要更新传统。
北大具有光荣的传统，但并非一切都是光荣的。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东墙贴出一份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北大作为“六厂二校”之一，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创造的“经验”流毒全国。“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抓、抄、烧”也是继承了五四的不光荣的传统。五四当天，北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後，接着向曹汝霖的公馆进发。学生们引以自豪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是非法、非理性行动。康有为、梁启超为推动变法所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进行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召开保国会，等等都是和平、理性、合法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当代以改良求民主应当超过五四，继承康梁的传统。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共三十二人，没死一个。五月六日，蔡元培校长即以自己的身价性命将被捕的学生全部保释出来；次日，他还发表演说欢迎出狱的学生。这是北
大光荣的传统。七十年後的天安门运动，校长吴树青协助政府镇压学生。这又是北大不光荣的传统。最近北大校方举办的百年校庆展，居然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掩盖得不留一丝痕迹。历史岂能篡改？北大在继承光荣传统的同时，也应当反省不光荣的传统；尤其需要更新传统。
更新传统是为了走向未来。我们相信，北京大学将在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有幸在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在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科学和民主的气氛。大学是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的场所。哈佛大学为美国造就了六个总统，为世界贡献了三十四个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为社会提供了无数的优秀人才
。下一个百年，愿北京大学成为东方的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