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56 次 更新时间:2023-06-25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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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我们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进入一个新境界、新阶段。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能否将五千年持续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转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波涛中提出的,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之际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西方文明观,产生于农耕社会的落后国家传统文明,敌不过代表工业社会的西方现代文明。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先是勇敢地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后又果敢地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向何处去指明了根本方向。

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封建礼教,但又是以与传统文化实行彻底决裂的姿态出现的。一方面,没有这样的彻底性,就不可能同“旧我”一刀两断,从而找到新的真理、新的阶级力量,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另一方面,又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因而没有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创新发展。

这个问题,只有到了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才得以较好解决。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面同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一面开辟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并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里,把这一成功经验提炼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提出了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课题,可以视为“两个结合”的雏形。这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向前推进了一步。

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重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课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并且,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回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总结了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四个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响亮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一回答,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既已提出,却长期不得其解的课题——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终于有了科学的答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个看法,比《论新阶段》又前进了一大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重申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新中国在开始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最重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但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过“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用政治运动取代正常的学术争鸣而导致实际上的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这说明,要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作保证,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此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

随着成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党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概念和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还首次总结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上述重大原创性贡献统一起来,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部分,着重阐明“两个结合”,精辟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部分,总结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战略部署。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里,进一步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出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中得以圆满解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阐明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明确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目标。“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第二,明确回答为什么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第三,明确概括出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内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二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三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四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五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五大突出特性的概括,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华文明本质的认识,也深刻地回答了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能够超越农耕社会而继续稳健地步入现代社会,并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进一步阐明“两个结合”的基本规律和重要作用,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两个结合”的关系。“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二是概括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三是揭示出如何做到和做好“第二个结合”的要诀。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互相成就。这样才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筑牢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打开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巩固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五个要点,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做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第五,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正确方向。一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二是“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华民族新文化探索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出的中华文明向何处去这一关系民族国家根系命脉重大问题的科学解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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