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充满着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就是这种内涵奇特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近年来研究的情况表明，三星堆的文化因素是在中原等多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而成的，其中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笔者曾撰文从宝墩文化八座古城的建筑特征与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群的比较研究入手，提出“宝墩文化”很可能主要是来源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本文准备就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再谈点认识。
一、“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仅“宝墩文化”可能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而且其后的“三星堆文化”，也包涵有大量的长江中游古文化因素，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的重要文化源头之一。
由于水患等原因，川西平原的古文化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它们主要是由盆地周边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逐步汇合而成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蜀文化，可能是来自西北山区下到成都平原来的一支古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在什坊地区首先创立了“桂圆桥文化” 。距今4800年前后，他们进一步前进到条件更好的三星堆遗址，并在此处连续发展了两千多年，从距今4800年直至2600年前后。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发掘单位的意见，将三星堆遗址分为了四期，具体年代分别推定为距今4800~4000年、4000~3600年、3600~3200年、3200~2600年前。其中距今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期”，定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 ；距今4000~3600年和3600~3200年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定名为“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的“第四期”，定名为“十二桥文化” 。本文重点研究一下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以第二期新出现的一组具有地方特点的陶器群为代表，其中以夹砂灰褐陶小平底罐为主体，数量最多，变化最明显，最有代表性，成为“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其他典型器物还有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形器柄、盉、缸、瓮、器盖等，器盖上多有动植物造型的器纽。第三期陶器的典型器物主要部分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数量种类纹饰更多更丰富，新出现的器形有尊形器、觚形器、三袋足炊器等，稍晚出现尖底盏和器座。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在第二期中基本没有发现青铜器，而第三期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并迅速发展到了古蜀青铜文明的最高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大规模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在三峡出口的鄂西地区，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化类型”的古文化遗存，共有二十多处，可分为两期，分别相当于夏时期和商时期。遗址中出现了一组比较新颖的陶器群，也是以小平底罐为主体，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有些学者称之为“有肩小平底罐”、“有肩罐”、“鼓肩罐”、“收腹小底罐”等。典型器物中还有细长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形器把、鬲形器、陶盉等，并且盛行花纽器盖和动物状塑形器，还包含有一些具有本土特征的釜罐类的器物。这些器物与“三星堆文化”陶器群的特征很相似，过去一般都认为它们可能是巴蜀文化的一个分支，称为“路家河类型” ，或称为“三星堆文化”的“鄂西类型” 。
也有学者从陶盉、陶竹节柄豆之类的器物是在江汉地区率先出现等现象分析，认为“这种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二者互相交流，互为补充”，“川东—宜昌地区恰处于这两者之间，这里正是两种文化交汇之处” 。考古新发现证明这些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实际。特别是从近些年来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江汉地区这时的古文化对“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有可能要更多一些，更大一些，而川东——宜昌地区可能就是这种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下面我们准备从几个方面再做些探讨。
首先说一下“三星堆文化”一些特征明显的器物来源问题。陶盉与竹节柄豆的原型可能出于大汶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它们率先出现于江汉地区，很可能是再经由长江三峡传入巴蜀的。釜罐类的一组器物，也具有江汉地区古文化的传统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众多高柄豆，己经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高柄豆非常相似。至于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类似于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很有可能是经由江汉地区辗转传入四川的。这些器形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阶段都没有出现，因此很可能是在夏商时期由江汉地区经三峡发展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
更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是：在“三星堆文化”阶段快速出现的浓烈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习俗，除了本地原有的传统观念之外，也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强烈影响后才形成的，其中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近年在120万平米的“石家河古城”西部的“印信台”遗址，发现了一个6000多平米的方形祭台，上面有数十件大型套缸组成的台边，套缸上有一些神秘的划纹符号。祭台上的瓮棺葬中，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的玉雕神人像和凤鸟等饰件。在石家河古城遗址中，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塑动物，和数以万计的尖角状小陶杯，都是一些专门的祭祀用品，说明当时“石家河古城”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心。特别是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中发现了一大批“玉雕神人头像”，如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神人头像等，就与“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极其相似的装束和神态，它们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青铜神像造型和内涵的一个重要源头和依据。进一步推测，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雕立人像”，从造型和内涵，也可能是经由“石家河文化”进入四川，并成为“三星堆文化”中“青铜大立人像”的一个源头与依据的。三星堆时期狂热的宗教祭祀习俗，或许有很多就是从江汉地区传入的，因而带有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深厚的祭祀文化遗风。
二、长江中游古文化进入“三星堆文化”的动因
关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 “后石家河文化”，以及“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化类型”即“路家河类型”等进入四川，对“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动因，我认为很可能还是与中国史中著名的尧舜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有关。
根据老一代学者徐旭生的研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主要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他的这一远见卓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其中“苗蛮”集团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又被称为“三苗”。目前考古学界大多认为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阶段，可能就是“苗蛮”集团的主要文化遗存。
“古史传说中三苗与中原的大冲突至少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尧舜之际，《史记·五帝本记》综合其情况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过去史家曾多认为这次“迁三苗于三危”，是迁到了大西北，但除了敦煌附近有座“三危山”之名以外，尚无其他实据可证。
我们认为尧舜时期进行的第一次征“三苗”，并“迁三苗於三危”，促使一部分“三苗”人来到了成都平原，创建了“宝墩文化” 。但这次征伐并未将三苗真正征服。到了大禹时期，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征伐，才使三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所谓“遂几”，就是说并未完全被消灭，而是被分散或赶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在这时候经由三峡地区，再次进入到了成都平原，在三星堆遗址扎下根来，并把他们比较成熟的信仰观念和祭祀形式也引进了三星堆原有的祭祀文化之中，使之逐步发展成为高度繁荣的三星堆文明。而先前到来的“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中的居民，很可能是因为有族群的认同和祭祀活动的吸引，加之水患的影响等原因，逐渐集中到了三星堆遗址之中，最终形成了此后的数百年间一座三星堆古城独尊独大，而宝墩文化的各个城址却被放弃了的情况。
关于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问题，俞伟超先生在他1997年第11期发表在《文物》上的《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一文中就曾经指出：“三星堆等地的早期蜀文化，就是借此契机迅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陶盉，最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应当是通过三苗的媒介而传入的” 。
三、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来源
关于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俞伟超先生也曾敏锐地指出：“到了商后期，洞庭湖周围及其附近的三苗余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青铜工艺极为发达，铸造出许多体型高大和厚重的铜铙和铜鼓，以及动物造型的礼器如乳虎卣、象尊、猪尊和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态的青铜礼器，则有尊、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为多，成为这一带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和彭县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中，其青铜礼器都是尊和罍，这显然又表示出与同时期的湖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宁河畔又分别出了类似于三星堆遗物的商时期的铜罍和铜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时的巴人也和三苗余部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 。
俞伟超先生的这些论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一是苗蛮集团在商文化的影响下，曾创造出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明；二是三星堆璀灿的青铜文化，很可能主要是从中原经由江汉地区传入的。这两点我都很赞同，这里再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做一些补充说明。
近年来湖北盘龙城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证明它是商代前期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带都邑性质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从距今3500年左右开始，大约存在了300余年。这里不但有完整的城池，高大的宫殿，高等级墓葬，而且有了成熟青铜铸造产业。是它把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带到了长江流域，还通过这里控制了当地富有的铜矿资源。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商人从这里撤走了，但其青铜铸造技术却被当地的三苗等人学习继承下来了，青铜工艺极为发达，并结合各自生活习惯和民俗信仰，相继创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大洋洲铜器群、炭河里铜器群等。他们所共同选择的青铜礼器，则主要是铜尊和铜罍，而与中原地区以鼎豆簋为主要组合的成套青铜礼器传统有所不同，从而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并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青铜文化体系。
由于三苗曾几次被迫迁入成都平原，并在那里遇到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发展成繁荣昌盛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苗的余部可能与三星堆文化仍然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当他们掌握了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后，自然会把青铜工艺很快传播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这时的三星堆文化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着宗教狂热的神权国家，正好利用这种新鲜的先进材料和技术，铸造出大批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具，从而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不但在器物特征上与长江中游古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从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看也有相当多的联系，从而在青铜礼器的选择和神像与祭器的制造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共同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三星堆文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逐步汇集发展起来的，而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多次影响，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余论：《天问》与三星堆
近年不少研究者已经开始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中的众多奇特文物，原来主要是放置在蜀国的“神庙” “宗庙”之中的。这些神庙的图像器物和气氛环境，可能与屈原当年创作《天问》时的场所和氛围有些类似。
关于屈原构思和创作《天问》的社会背景与环境情况，东汉时期将《天问》编纂成书的王逸曾记述道：“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徬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蚁，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仙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以问之，以瀑恃潢，舒泻愁思” 。这种在“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仙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进行研究和创作的场景，与我们今天面对三星堆文物时的情况，或许有某种相仿之处。
屈原和三星堆人都生活在长江中游和上游，这里的古代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充满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曾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后来成为了我国道家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两地之间也一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有着相似的思想文化发展史。《天问》开篇即问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表达出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人类终极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进而对世界的初始、万物的关联、人类的起源、先祖的事绩、历史的进展、社会的构建，乃至天地人间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提出了广泛的思辨，描绘出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幅幅生动画卷。三星堆人则是用放置于神庙宗庙中的神坛、神像、器具、图像等艺术形象，来寻求回答和具体表述这些问题，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作为互相提出和解答问题的具体线索。我们或许可以循着屈原的思路和方法，参照《天问》提出的问题，去探寻和复原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埋文物原来放置在“神庙”“宗庙”中的具体情况，探讨三星堆众多神奇文物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组合主题，努力去解开这些千古之谜，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