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屹:进入社会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6 次 更新时间:2007-05-19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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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屹  

最近在南方参加了一个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社会政策这一专业学术领域伴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对和谐社会的要求,正在日益提升并变成国家管理的行为。2003年,有学者撰文:中国正走向社会政策的时代。2006年,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社会政策。

目前,在社会政策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外几大类,一、原先在政府社会福利部门工作后来转入研究的人员;二、自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学界的人员在各自领域内把研究和学习的触角渐渐引申进入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研究与探索,最后,进入社会政策领域;三、从西方或香港归来的留学人员,包括学习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这几部分人员在实践中积累和自学社会政策;最后,四、极少部分从西方或者香港归来的、学习社会政策的专业人士。这么多人汇集到社会政策领域,显示了社会政策在中国的新兴与发展。

几部分人各有所长。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人,相对来讲,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百姓、社会面临的处境要多一些,在实际具体问题上触觉较为尖锐和敏感;从其他学科进入社会政策的人员,学术视野相对广阔,可以从其他科学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社会福利和人民福祉的问题,西方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阿马蒂亚·森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政策专家,它是经济和哲学教授,但他的许多研究和论著涉及社会政策领域;再如社会政策理论的先导,英国LSE的陶尼教授,其本专业是经济,是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有过海外社会政策学习背景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最早把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最新的概念、理论、发展和方法直接带回的人。

但是这些人也各自面临其问题。没有系统学习过社会政策的人,有学习用社会政策的理论系统地揭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需要,以避免分析问题时容易出现的直观、肤浅与简单化。实际上,这些人却易适得其反。比如,醉心于一个理论的怪圈。一切问题都力求引用新理论,即使已有原有的理论解释,还尽力地用一些谁也读不懂的、艰涩的语言和公式解释推断一些问题,以求创新和避免所谓的无理论。其实,理论和真理一样,都是极其简单朴素的。就像讲述一个事情和一个道理,叙述清楚就可以了。一些受过专业社会政策培训的人,也容易进入一个怪圈。就是,容易就理论谈理论,这样就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永远是为了指导实践的,特别是社会政策理论,就是从社会实践的发展中来而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深化的。如果理论仅仅成为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人员就若干概念词汇的争辩,不免论入空谈,而给人造成一个社会政策的研讨会是这些专业人员为自己兴办的年度的自娱自乐聚会和自导自演自看的舞台。

因为总在一些对实践没有切实意义的理论术语和概念上盘旋,于是,就有人发问,为什么我们目的在于繁荣东亚社会政策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多用西方的感念?也曾经有人说,我们国家过去曾有过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总结,为什么要用西方的理论替代我们的解释?

大概在2000年,我在英国学社会政策时,也遇到过几个英国人类似的发问:你们国家的社会实践上有许多好经验,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学社会政策?我说,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学科。我们需要把理论学过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实践。我在阅读英文文献中发现,西方在用他们理论揭示中国的实践,因为他们对中国了解的局限性,这些阐述与解释并不完全准确。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理论,用一种他们懂的语言阐述中国。在巴斯大学学习社会政策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社会政策专家伊恩·高夫。当他指导我做农村社会福利这个课题的研究,我讲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时,他说,应该用种族主义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的二元福利体系,就像解释南非的问题一样:城市人是白人,农村人是黑人。我说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的情况不合适。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时,它的性质在宪法中强调得很明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它在主观上思想意识上并不是要排斥和压迫农民。但是,为什么事实上造成对农民权利的剥夺?调查分析后表明: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需要农村支持工业。

因此,中国需要社会政策学科和理论有几个原因: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对社会政策这一学科的要求摆上议事日程,社会政策作为一门解释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新学科有在中国建立的需要;二、就像人类学、社会学引入中国,就像经济改革开放一样,一个学科有固定的规范,国际已经形成了规则。社会政策也有一定的既定理论,所以应按常规办事,与其接轨。独创蹊径,无人能懂,第三,这并不是说放弃话语权。当西方学者评论东亚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一个生产性结构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或者不是。而不会因为我们不懂或沉默,让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社会政策领域评论我们,而我们并不知对与否(我窃以为,有一小部分专业社会政策人士干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我们需要社会政策,是需要用社会政策专业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道路与经验,我们应该吸取和借鉴。而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经验和对未来的探索,需要社会政策科学阐述与规划。这是社会政策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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