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中国经学的性质、价值与学科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7 次 更新时间:2023-05-21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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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中华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而以经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而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下,犁经为史,将经学逐出大学的学科体系,令中国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创。回归史实,拨乱反正,还经学以公道,使中华文明发皇,适其时矣。

“六经”非史

在“全盘西化”思潮影响下,推倒孔子、否定“六经”成为一时“风尚”。有人藉由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六经皆史”一语,宣称“六经”非经,不过是史料或普通史书而已。在反传统的年代,此说无须论证即可成立。“六经”既然“皆史”,则古代中国何来的“经”?既然“六经”非经,则孔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凭空造出来的“神”。经过如此这般的逻辑演绎,“六经皆史”便被上升为反对封建制度、将孔子拉下神坛的“革命”之举。

既然事情缘起于章学诚,我们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读孔孟书、生当社会尚称安定的乾嘉时代、41岁中进士、仕途尚属顺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经的动机何在,证据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过于读他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涉及章氏经学观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四篇。以“六经”中的《易》《书》《诗》列全书之首,而且三经皆与“教”字相连,以之为教化万民的本源;继之以《礼记》论“六经”大旨的《经解》篇作结。此布局,已烙上章氏尊经的鲜明印记。

“六经皆史”一语出于《易教上》首句,似有提示全文之意。然而,通读全卷四篇,居然无一处文字申述“六经”何以为史而非经!章氏反复论述者,却是如下几点。

第一,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此语旨在为经学定位。学术有高下,功用有大小。章氏认为,“经”字取义于《易》“君子经纶”一语,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是最高层面的学术。而后世浅学不辨于此,于书名滥冠“经”字,《经解上》历数其妄:如墨子之徒称《墨子》为《墨经》,战国之人冒用伏羲、神农、黄帝之名而称《灵枢经》《难经》《甘石星经》。西汉以后,此风大开,致有《禽经》《相马经》《茶经》《棋经》等名。东汉秦景从天竺带回佛门《四十二章》,原不称经,汉译本亦不冠“经”字,佛教盛行后始称“佛经”;而《老子》亦称《道德真经》,《庄子》称《南华真经》,《列子》称《冲虚真经》。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文史通义·经解下》)章氏之推崇“经”,可见一斑。

第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此语是为《六经》定性,经是先王为政的典制,卓具权威性。章氏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文史通义·经解上》);“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文史通义·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文史通义·经解中》)。是章氏明言六艺为“经”。

第三,孔子之功在传承周公之典章。章氏云,孔子身处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继绝,承传周公之典,厥功甚伟,“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又云,文王拘而演《易》,武王克商,以《周易》立一代之典教,“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文史通义·易教上》)。此又足见章氏对孔子之推崇。

第四,“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章氏考镜源流,辨析六艺称经的过程,“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东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为维护孔学的正统,孔门后学,“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荀子说“学始于诵经”,庄子说“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均子夏门人,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文史通义·经解上》),此说客观公允,并无反孔叛经之意。

第五,经有其支裔。“六经”之外,孔门时有新增之经,它们“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大小《戴记》,《左氏》《公羊》《穀梁》等,故儒家有九经、十经、十三经、十四经等,“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文史通义·经解上》)。此类经籍与“六经”一体,乃儒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此说亦符合常识。

综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经,严辨孔子“六经”与儒门之外种种“非经之经”的区别,维护“六经”的至尊地位,哪有半点离经叛道的意味?

经学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赐

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思想与国体的统一,“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继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当今教科书的解读是,儒学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举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此说似是而非。

治国理政,采用某种思想为主导,此为普遍现象,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所择是否允当?儒家虽是百家之一,但与诸家并非不分轩轾。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已然独领风骚。其后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薪尽火传,汉初犹有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公传《诗》,高堂生传《礼》,至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六艺篇籍,凡103家、3123篇;儒家,凡53家、836篇;门庭之盛,远超诸家。司马迁《孔子世家》盛赞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所传六艺之学,始终是举国折中的标准,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会基础最为深厚。

《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均是六艺的“支与流裔”,最大弊端是“各引一端”“各推所长”,剑走偏锋,如道家“独任清虚”;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专任刑法”;杂家“漫羡而无所归心”;无力单独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历史曾先后给过法家、黄老之学以治国良机,可惜均不堪大任。

若说儒学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权不再存在,何以儒学绵延至两汉之末,无人翻盘?再者,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摆脱儒术的最佳时机。早在先秦,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发左衽”时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变”的命题。韩愈《原道》论“夷夏之变”,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若能“进于中国”,行华夏之礼,文化达标,则“中国之”,视其为华夏的一员。夷狄在与中原的长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风俗美、人伦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仅拒绝“以夷变夏”,而且主动追随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自觉完成文化上的蜕变。

匈奴族酋长刘渊,少年即习儒学,定鼎中原后,大兴经学,明儒张大龄赞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羯人石勒称赵王之后,“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制轩辕之乐,八佾之舞,“礼乐备矣”。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朝廷以隆礼延聘经师沈重、熊安生等,令“天下慕向,文教远覃”。北魏宣武帝,“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儒林传》)。《南史·儒林传》收录经学家29人,《北史·儒林传》收录53人,北朝多于南朝,且不乏徐遵明、刘献之等名儒。北朝经师多聚徒讲学于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熊安生“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六朝经师创为义疏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赞其“有功于后世甚大”,而北朝风气朴茂,少有南人清谈之风,故“以纯正胜南也”,成为经学史上的精彩一页。毋庸讳言,北朝地区“华化”步伐的加速,恰是由北方民族所主导的。

学界每每盛谈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是儒家经学。

经学蕴含“常道”

中国学者多经史兼治,两者关系密切,但不相杂越。“史”,记载的是变动中的现实,有特定的时空范围,以事件始末、人物经纬等为主线。“经”,最为人称引的训解是“常也”。“六经”追求的是超越时空、可大可久、符合客观规律的常道。历史犹如无固定水道的河流,总是左右偏摆,不可能自发地按“常道”发展。故历史的发展,需要“经”的指引。章氏称“六经”为先王经纶宇宙的典章,可谓深得经旨。

儒家经典能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

1.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孔子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转换着眼,论述从小康走向大同的必然性,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终极理想目标。孔子反对苛政与暴力,主张建立完美的人格标准,以温和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民众,从文化上实现社会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其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民众对未来的期待,深受历代知识精英拥护。

2.将道德成长作为人生的基本课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充分论述人何以为人、如何修身进德、如何治学等重大问题,引导大众做合格的社会人、做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做杰出的社会人(圣贤);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走向大同的四个台阶;这一逻辑链环,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做了恰当的勾连,司马迁、文天祥、王阳明、顾炎武等精英无不受其浸润。

3.理论与实操兼具,足以回应传统社会的所有问题。如《周礼》构拟的官政大法,覆盖传统国家管理的所有方面。《仪礼》记载的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样态。《礼记》各篇涉及广泛,《月令》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法规范化,《乐记》论述中华的乐学思想,《学记》综论教化万民的学理与方法,《大学》乃入德之门,《中庸》谈心性修养,《儒行》展示儒者气象,全书既有天下担当的引领,又有坐立行走、言谈交接的细节,上下纵横,皆有布局,均能展开;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体系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遍价值,诚如《礼记》所说,“放诸四海而皆准”,故深受当时社会欢迎。

以上数点,两汉时期有哪家哪派的学说堪与比肩?故武帝独尊之。

恢复经学学科地位刻不容缓

西方大学体系被全盘引入中国后,经学被彻底排弃在外,经籍在西方图书分类的书架上被胡乱插放,作为中国学术冠冕的经学已成文化游魂。经学的消解,使原本血肉一体的中国本位文化失去价值依托与内在逻辑,犹如“钱串子”被抽取,只有满地散钱。史学、子学、文学日益碎片化,转而从西学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儒家经典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向国际社会、向国内的亿万民众解释:在中国高校学科体系中何以没有经学的学科地位?

为经学正名,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确立经学与文学、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地位,既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尊重,也是重拾文化自信、再造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前提。尔今正当其时矣。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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