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劳动分工危机、全球性投资疲软以及地缘政治斗争等问题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变革——资本主义从依赖外部殖民扩张克服生产过剩危机和追逐新的剩余价值，转向通过内部殖民化实现资本的空间转移与空间生产方式的建构。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转向”，西方左翼学者从城市—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身体—空间等方面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困境与最终走向灭亡命运的认识。

城市—空间批判

20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已经打破原有边界迅速扩张，由此呈现出普遍城市化的发展态势。普遍城市化的现实是空间生产的重要前提。西方左翼学者亦越发注重对空间、地理与城市关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城市—空间批判的基本理路。列斐伏尔率先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的历史性生成，赋予了空间以政治斗争的意义。哈维、卡斯特尔和索亚沿着三个不同方向进行了深化拓展。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城市进程实际上是资本既要将交换价值固定为空间结构，又要不断破坏这种空间结构来实现其新的积累的过程。卡斯特尔拓展了列斐伏尔对城市问题研究的论域，将国家投资和公共服务纳入其中，进而提出城市空间是围绕集体消费而形成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元。索亚延续了列斐伏尔构建空间化本体论的主题，指出城市空间是以消费和再生产为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本质上仍然属于剥削性劳动分工的空间系统。

可见，城市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吸收过剩资本以克服过度积累危机的关键手段，但其代价就是剥夺了人的城市权利。资本逻辑通过支配城市空间的建构与重构，日益挤压人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诱发了城市空间分配在利润与需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阶级对立。因此，争夺城市权的斗争必然同时是一场激进的争夺空间的政治性革命。

生产—空间批判

全球资本积累在城市化中日益表现为吸引和排斥不同时空的资本形式，并在交换价值主导下不断形成与创造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也正是借助于抽象空间不断重建社会关系进而约束着其他商品的物质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由此，抽象空间形成统治是空间生产的实现逻辑。西方左翼学者将生产引入空间批判之中，通过生产与空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动力、矛盾和危机等问题，形成了生产—空间批判的主要路径。此外，空间的生产与全球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还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不平衡发展的新思考。列斐伏尔、哈维和索亚都强调不平衡发展在资本积累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哈维的学生史密斯更直言不平衡发展从根本上就是地理如何为资本主义效劳的问题。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曼德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等也都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

可见，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借助抽象空间制造同质化而抹杀差异性，还利用不平衡发展的机制，维持着资本积累的持续运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凭借由此而形成的空间垄断攫取了空间特权，这使得空间资源分配向自身倾斜，同时又将自身内部的一系列经济、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从长远来看，这些空间矛盾与危机所引发的突破同质化空间的个体联合，将成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最终反噬资本主义体系自身。

社会—空间批判

空间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的激进空间再理论化中，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相结合。西方左翼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将空间引入社会理论之中，并将上述城市化、资本主义危机和不平衡空间发展等问题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倾向的社会—空间批判逻辑。一是吉登斯、厄里和马西等人通过探讨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形式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关联，阐明了空间分离是如何造成阶级分化，进而空间形式又是如何成为权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的。二是布尔迪厄通过惯习、资本和场域三重概念构筑起现代社会的空间构型，即场域作为由资本分布结构决定的关系空间，为惯习所形塑，二者在相互作用下呈现出场域力量不断构型的争夺空间。三是哈维和索亚从时空的新变化考察了社会关系的差异性再生产。无论是哈维的时空压缩，还是索亚的时空重构，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状况的新判断。

可见，空间组织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是社会自我变革的关键环节。它实际上将社会分化与空间分化整合起来，通过主导社会关系构建和阶级重组所形成的等级结构，将权力置于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空间之中，来实现当代资本主义霸权。由此，空间重组也就成为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重要武器。然而，这种霸权本身面临着来自社会结构内在差异性的挑战，阶级斗争同样借助空间形式组织起来，不断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从而促使其社会结构走向覆灭。

身体—空间批判

与以上三个方面不同，身体并非一开始就与空间相结合。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出资本主义以惩戒手段来提升工人身体效用的真相，使得身体成为实现劳动力积累与资本积累的重要中介。身体从此被赋予独立的社会历史意义。尼采开启了身体批判的视角，从意志与欲望展开对现代性理性原则的全面反叛。胡塞尔将身体作为意识与外部世界的中介、空间呈现的重要前提。梅洛-庞蒂在知识本源上以身体行为阐明空间依赖于身体而存在，但忽视了身体的社会历史意义。当列斐伏尔将空间作为连接身体与社会的中介时，身体—空间—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得以真正出场，身体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被重塑。西方左翼学者将身体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一个全新视角，形成了多向性的理论进路。一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认为，身体与空间的连接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正是通过精心规划的空间分布将控制身体的惩戒机制贯穿人的生活。二是以哈维为代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强调，尽管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屈从于不平衡空间状况，但它仍然是抵抗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场所。三是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从象征与符号汇聚而成的超空间中揭露身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可见，身体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秩序构建的全新基点，基于身体控制的制度与技术为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延续提供了支持。然而，资本始终无法完全将身体驯化成为标准化的个体。这构成了身体—空间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也就使得身体成为改变空间政治格局的关键。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基于身体来构建其空间统治秩序，那么身体的反抗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直至其空间统治秩序走向瓦解。

综上所述，空间批判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维度。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四个方面构成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以城市—空间批判为逻辑起点，在普遍城市化背景下将空间批判引入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之中；以生产—空间批判为逻辑中轴，通过生产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张与重构；以社会—空间批判为逻辑展开，使空间的生产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相结合；以身体—空间批判为逻辑指向，阐明身体的反抗可以为瓦解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打开新局面。上述批判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非正义状况与内在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灭亡的诸多可能进路。

（作者：黎庶乐，系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基地研究员、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