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世纪初期中国企业创新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1 次 更新时间:2023-04-10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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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本文首发于《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年第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发,1999年被收入北京青年经济学家论文集《别无选择》一书。近日常教授关于“超限制的新人”短视频在网上流传,此文被重新发现、引起关注,25年前的前瞻性观点今天变成现实。


10年前,针对中国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企业创新萎缩症”,我们曾撰写了《企业创新论》①。文中分析了传统体制下“企业创新萎缩症”的深层原因,并就新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创新机制进行了探讨。10年后的今天,即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们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有了长足进展,企业的市场主体化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明显提高。然而,站在世纪之交的瞭望点,展望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笔者深深感到,中国的企业创新正面临新时代的挑战。如何顺应新形势的要求,开拓中国企业创新的新局面,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根据正在变化的新情况,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的新挑战


综观下一世纪初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创新将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新挑战。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企业创新的挑战

知识经济问题是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知识经济的提出,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将知识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经济在欧洲、日本等国也引起了强烈反响。1997年6、7月,中、美、日、韩四国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亚太论坛》第一次会议,以“21世纪前10年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为主题。会议认为,科学技术的显著进步在20世纪一直是改变人类生活和国际社会的主要动力。展望21世纪,科技进步将比20世纪更为显著。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等方面。

在信息革命方面,人类社会的“先头部队”正在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发展。美国管理学家迪伊·沃德·霍克宣称:“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霍克所说的400年时间跨度太小了。他们认为,贝尔系统的解体是自500年前发明印刷机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微处理机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符号数字以来最重要的进步;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②信息技术是当代最具潜力的生产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新世纪,它将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统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作贡献。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将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预计将使今后20年的工业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某些工业连同它的企业将被彻底改造(如出版印刷业),而某些工业(特别是软件工业)将会爆作性增长。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重组,数以千万计的职业将消失或彻底变化,同时,数以千万计的新职业将会出现。以前将工人分为两类: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以后将形成“金领”工人群体,即能熟练运用Internet(国际互连网,又称因特网)的工人。

在生物技术方面,本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值得重视的是,生物技术已经开始被人们开发利用,生物技术公司在西方迅速崛起,其中,大约2/3的公司集中在美国,1/5分布在欧洲,其余分布在亚洲(主要是在日本)。面对汹涌澎湃的生物革命浪潮,许多国家都在积极采取对策。

上述态势给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严峻挑战,特点是中国的高新技术进程比较复杂,因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要采取“双线推进”的战略,即一手推进工业化,一手推进知识经济。为此,除了在国家层面要建立国家创新系统之外,在企业层面也必须相应建立企业创新系统。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挑战

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加深,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趋势使经济活动的国际传递速度明显加快,地球被缩小为一个“村”。一国经济的利率、汇率、股市等的波动会迅速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形成及伴随的冲击波就是一个明证。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动向是金融全球化趋势。近年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金融领域改革潮流遍及世界各地,从而使世界范围的融资规模迅速扩大,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频繁,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现在,全世界证券市场每天交易额达1.3万亿美元,7天的交易额就可以买下一个美国。金融国际化的结果是虚拟经济极大地超过实物经济(近年达数10倍)。随着各国实物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本总量绝对额增加,在下一个世纪,虚拟经济将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知识经济兴起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鼓励本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近年来,外商对华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1)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近5年来,外商在中国内地投资逐年增多,仅1997年就达453亿美元,连续5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已从制造业、房地产业、旅游服务业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3)投资主体趋于跨国化,目前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300余家在中国立足。(4)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如BOT等新型投资方式开始出现。上述动向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全力提高其在华的市场占有率,从而使中国国有企业在“家门口”就面临着极其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使得任何企业面对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企业的兴衰甚至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在此态势下,中国企业要迎接国外企业的挑战,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就逼迫中国企业进一步加速推进自身的创新进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研究企业创新还主要是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话,那么,在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则是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对企业创新的挑战

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为零已发展到50%左右。假如以80—85%作为市场化的理想目标,那么今天,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六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0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展是很显著的。但是,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1%)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至于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向外延伸的国际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前更遇到严峻的挑战。为此,今后,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争取到2010年使市场化水平有显著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到2030年使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

展望下一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与前一阶段的市场化进程相比,我认为将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从市场化的内容来看,下一阶段将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同时加大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力度,并且要下很大功夫提高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的程度,由于要触及这些市场化过程中的“瓶颈”,因此市场化推进的难度将加大,改革将进入“深水区”。2、从市场化的配套性与系统性来看,下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将不再停留在过去单项的或松散型结合的改革,而更多的侧重于综合配套性的改革,特别应当指出,这种配套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3、从风险角度看,下一阶段将进入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期,需要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顽固部分挺进,所遇到的阻力和风险自然会更大,尤其是与传统体制密切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造成的压力,是市场化面临的新课题,为克服诸种阻力和风险,需要特别倚重在20年改革中培育出的“受益群体”,以便在整个社会形成一支抗风险的支撑力量。4、从推进市场化的方式和动力结构来看,前一阶段一般均为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分层递进;而在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的今后若干年,来自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内生化或自生化的改革趋势将越益明显,市场化的推进将越益成为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合力的结果,这样,市场化的进程将不可逆转。5、从推进市场化的策略选择来看,前一阶段特别是十四大以前的改革由于目标取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很明确,因而主要采取了诸如“摸着石头过河”等经验主义的做法;而下一阶段的改革大目标已豁然,因而各方面的市场化也将会更具理性,更侧重于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

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对各经济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必然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一形势下,企业必须要加速自身的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进程,积极参与市场和国际竞争,以适应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需要。

以上从知识经济的兴起、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三个方面分析了企业创新将在未来面临的挑战,对此,企业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便能够加快自身的创新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二、中国未来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趋势分析


展望新世纪中国企业创新的发展,我以为将呈现出如下三大趋势。

(一)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亲和化”趋势

企业创新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如果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划分标准,可进一步将企业创新体系粗略地划分为直接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格局变化的广义制度创新和反映生产力变革的技术创新。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

自阿布拉莫维茨、索洛和丹尼森先后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来,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度量分析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8月发表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从长期的角度看,正是技术创新而非规模经济或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索洛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较长时期美国实际经济数据的准确分析,令人信服地支持了他的理论观点,使“技术创新决定论”成为60、70年代主流的观点(这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长期偏执于对技术创新的研究)。70年代,诺思和托马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对“技术创新决定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们不同凡响的论点是:与技术创新相比,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决定性。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首页,作者即开宗明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教授对于产业革命起源的缜密观察,使他得出了产业革命是一系列制度创新的结果的结论。他认为:“产业革命是以前一系列事件逐步累积的结果”。显然,与“技术创新决定论”相比,重视制度因素的“制度创新决定论”是在分析视野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展。

考察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企业创新的两大系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有机整体,唯有将它们整合到一起,才能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力量,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不能使创新行为得以实现。我认为,今后随着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大系统将会出现“亲和化”趋势。在亲和化过程中,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将在更高的层次上改变人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安排。可以预见,在下一世纪,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各国之间将更多地采用EDI(电子数据交换)作为国际经济和贸易往来的主要手段,它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方式;同时,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将教育、金融、科研、卫生、商业和娱乐等领域包容在内,为之提供信息服务,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利用计算机的管理信息系统或决策支持系统,则将会彻底改变企业管理结构。在未来发展中,各种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日趋紧密。如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都有一定的诱导机制与之相匹配,这些诱导力量必将是组织创新的结果;而技术创新只有利用市场才能最终实现,否则只能算是发明,毫无经济意义,因此市场创新必将处在技术创新的另外一端;同时,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管理创新因监督和协调的需要必将是不可缺少的。总之,技术创新推动了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极强的“亲和化”趋势。

(二)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组织形式的“趋近化”趋势

就组织资源配置而言,东西方国家曾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一种是非市场化的“社会巨型科层”,另一种是新古典的“纯粹市场体系”。前者通过建立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并拥有绝对权威的科层组织,以组织内部的协调来替代市场的交易;后者以价格运行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彼此独立、结构简单的“原子式”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来协调和配置资源。

综观当今世界企业组织制度演进的轨迹,可以看出,决定企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对效率提高和对成本节约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表现在当今世界企业组织制度演进的清晰的轨迹上,便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方(原计划经济国家)分别从组织资源配置的“两极”向“中间地带”靠拢,以寻求现代市场与企业科层的新组合。市场经济国家和原计划经济国家最初分别采用的市场和“社会巨型科层”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协调和配置机制,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这两种协调机制的确立和运转都是有成本的。渐渐地,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发现,对于某些经济活动而言,用市场进行协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由企业组织协调的成本,于是将部分市场交易内部化,形成新的企业组织。与此同时,原计划经济国家却发现,由社会巨型科层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成本要远远大于由市场协调的成本,于是将“社会巨型科层”打碎,相应地建立新型企业科层,并将市场交易机制引入,把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置于市场的基础之上。在这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展示的是从古典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迹,而原计划经济国家呈现的则是从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向现代公司制度的转换轨迹,这样,东西方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现代市场和企业科层的结合方面逐渐接近。

应当指出的是,在寻求现代市场和企业科层组合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基本实现了由古典形态的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而中国作为原计划经济国家,距离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尚有一定距离。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企业必须在“市场”和“企业科层”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哪些经济活动宜于市场调节,哪些经济活动必须内部化而由企业组织去调节,从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现代市场与企业科层的新组合。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逐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组织接近,从而最终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这将是下一世纪中国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

(三)企业创新活动主体的“个性化”趋势

在过去20年的历程中,企业的活动主体经营者和劳动者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左”的束缚,思想上获得空前解放,特别是在按市场经济规则组建的新兴企业中,无论是企业经营层还是员工都开始以一种独立的人格力量崛起于经济舞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展望21世纪,可以预计,人力资本在公司资产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甚至会超过50%)。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同于传统的非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根据笔者的分析、判断,在下世纪,中国企业创新活动主体将进一步呈现“个性化”趋势。这种“个性化”趋势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其二是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向纵深阶段发展的强大推动。

先看第一个方面。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Capitalists(新华社译为“无限制资本家”)开始出现。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这种无限制资本家有如下几个特点:(1)无限制资本家是他们的社会发展到所谓“无限制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2)这批新人“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3)“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4)他们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⑤等等。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否进入“无限制的资本主义阶段”,对这批新人是否可以称为“无限制的资本家”,本文不作进一步的讨论。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在这批新人所体现的“无限制”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据专家称,新华社把Cosmic译成“无限制”是可以的,据查有关词典,此词也可译为“宇宙的”、“巨大的”、“自以为是的”、“我行我素的”。总之,它反映了信息革命所重塑的一代新人的基本特点,即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在21世纪,中国向信息时代的过渡也会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创新主体——从经营者到劳动者得到重塑,他们将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开放,这就意味着人格将获得新的解放。

再看第二个方面。在21世纪前期,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将进入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阶段。市场经济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独立性(指每个经济主体界限分明,你是你,我是我);二是平等性(指每个经济主体机会均等、权力均等、交换平等);三是开放性(指整个经济向国内外全方位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反依附,反等级制,反封闭的经济。随着21世纪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包括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将会更强烈地表现出独立性、平等性和开放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创新活动的主体将面临一次大的解放。如果说这一趋势在当前还不够明朗的话,那么到下一世纪,人的个性再解放,即追求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趋向将成为鲜明的主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提出的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将出现的三个趋势,只是其中突出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的超常发展,还可能会出现其他新的趋势。


三、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的思考


上面分别探讨了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的新挑战和中国未来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的进程,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关于推进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是指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下世纪向市场经济体制冲刺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普遍缺乏活力。经过近20年的摸索,国企改革已从放权让利发展到制度创新。但总的来说,对旧体制的触及还不够深入,致使国有企业在迈向市场化方面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鉴于此,在今后几年和下世纪初期,企业制度创新应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由局部推向全局,全面建立并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在90年代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试点和局部展开。预计下世纪初,此项工作将全面推开,并使之完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财产关系大裂变”为理论支柱,以法人产权制度为主体,规范企业各方面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产权得以高效运作的制度体系。它具有五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层次化”。二是企业财产“法人化”。三是出资者责权“有限化”。四是企业运行“市场化”。五是管理制度“科学化”。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绝大部分企业选择的改制目标模式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并非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如果这种形式在全国推开成为主流,则会大大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效果。为此,在下一步全面推开过程中,应转向产权主体多元化的组织形式。

第二,推进已建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的创新。据对154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权结构抽样调查分析,在总股本中,国有股占54.45%,法人股占13.67%,发起人股占5.65%,个人股占15.56%,外资股占10.6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情况也类似。我认为,现在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重偏大,应当压缩。同时,现在国有股不能流通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下世纪初,应当让国有股流动起来。此外,最后保留的部分国有股也应使持股主体多元化。防止股权只集中在某一机构手中。

第三,寻找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方面的空间相当广阔。除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外,要继续探索新的实现形式,如基金会制、技术入股制等。大型企业的集团化和中小型企业的重组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新的创造。

(二)关于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指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引入。具体指企业中的从投入品到产出品的整个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或称“突变”。在下世纪,企业创新可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推动包括原材料、能源、设备和产品等硬件系统的创新。这就要求企业界高度重视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技术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并依据这些变化及其成果来推进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其二是推动包括工艺程序设计、操作方法改进等软件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软件创新的作用更显著。无论是硬件创新还是软件创新,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鉴于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和资金不足,“节约资本型”创新应优于“节约劳动型”创新,或至少采取将“节约资本”和“节约劳动”结合起来的政策。

(三)关于推进企业市场创新

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新产品的开发,必然带来企业对新的市场的开拓与占领。所谓市场创新,就是企业从微观角度促进市场构成的变动和机制的创造以及伴随新产品的开发对新产品市场的开拓、占领,从而满足新需求的行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彼得斯曾指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不要老想分享市场,而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要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在21世纪,市场创新除了做大馅饼之外,主要应在创造“新的馅饼”上做文章。例如,在市场领域方面,环境保护产品市场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开拓的市场。再如,在市场方式方面,要根据信息革命的趋势,开辟网上购物等方式。再比如,在创造购买力方面也大有开拓的余地。最初的购买力是指用已有的收入来购买商品的能力,但当分期付款这种方式(即用未来的收入购买商品)发明以后,暂无购买力的人具备了购买力。这一创新非同小可,不仅创造出巨大的购买力,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而且实现了经济类型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经济的面貌。可以预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将会创造出更新的交易品种和更大范围的市场空间。

(四)关于推进企业管理创新

企业管理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引入一种更为有效而尚未被众多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方法,从而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水平,或者在用较少要素投入的条件下,获得同样高的产出水平。在21世纪,企业的管理创新,应从三方面展开:

其一,要继续推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按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估计到本世纪末(1999年),约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将建立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其余近一半的国有企业将在下世纪初完成改制工作。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已经完成“改制”的企业,企业经营机制并未得到相应的转换(一些地方把股份制改造和企业股票上市搞成了“圈钱运动”),因此下一步管理创新应在建立新的企业经营机制上下功夫。企业经营机制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体系,其中最根本的是资产运营机制,可以这样说,企业运营机制的转换最根本的是企业资产运营机制的转换,这是企业运营机制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的前提下,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新机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决策机制——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激励机制——企业的动力来源;约束机制——企业生存及发展的保证;发展机制——企业永远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

其二,要推进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我觉得最突出的是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根据当代经济的实践提出企业内部要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这是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制度。但遗憾的是迄今仍未贯彻。在下世纪初,现行的企业党委领导的体制应当探索新路,相应地,应当把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度在企业中建立起来。

其三,要特别注意发挥企业家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无论从创新过程来看,还是从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企业家都处于一种主导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的含义是:第一,企业家是整个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创新活动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与企业的主流发展方向相协调的动作,它总是在企业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进行活动。第二,企业家是所有创新主体的“统帅”。包括企业家、内企业家①和劳动者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创新主体,是以企业家为领导中心的。第三,企业家是创新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创新之路充满荆棘,创新的实际操作者固然也有风险,但在企业范围内,其最终责任者是企业家。因此,造就千百万个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它关系到新的运行机制能否诞生和存在。而一支全新的企业家队伍的诞生则有赖于精心培育和企业家自身的严格自律。

为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首先要着力探讨对经营者的激励问题。应当认识到,企业家资源是经济资源中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是一种“价值量”极高的生产要素。正如资本家看中了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一个开明的现代社会也应当看中企业家的特殊内在价值。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创新活动。创新是一种冒险活动,企业家的收入中应包含“风险”的补偿以及创新成功后创新成果的分享。对企业家的激励,主要有三类,即产权激励、收入激励、精神激励。最近几年可突出收入激励,在下一世纪,要特别重视产权激励和精神激励方式。其次,要尊重并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此,要为企业家创造适宜的创新环境,并切实保护企业家的成果。同时还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逐步把企业家推向市场,实现“经理资源”市场化。企业和企业家作为资源市场上的买主和卖主双向选择,合理流动,以求最佳资源配置。

企业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企业要把握趋势,迎接挑战,积极推进企业创新的进程,使中国的新型市场经济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


注释:

①常修泽、戈晓宇:《企业创新论》,《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

②⑤戴维·布鲁克斯:《无限制资本家》,《旗帜》(美)1997年7月1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7月31日。

③道·诺思、罗·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④道·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3页。

⑥参见(美)托马斯·彼得斯:《乱中取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译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5页。

⑦“内企业家”概念是美国吉福德·平肖提出的,是公司内企业家的简称,指在现行公司体制内,富有想象力和有胆量的行为者,冒个人风险来促成新事物出现的大公司雇员。参见吉福德·平肖第三:《创新者与企业革命》(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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