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波 瞿蒙蜜:现代边塞诗——高一涵《金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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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波   瞿蒙蜜  

高一涵是现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在学术上享有较高的地位,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他早年活跃于《甲寅》《新青年》《努力周报》《每周评论》《现代评论》等报刊杂志,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家。


1940年,高一涵就任甘、宁、青监察使,开始潜心于文学领域,创作了大量纪行纪事、咏史咏物、感时伤逝的诗作,后编为《金城集》,并于1946年自行刊印出版。2006年,高一涵的遗墨《金城集》未刊稿(三卷)于民间收藏界现身,为学者研究高一涵的文学成就及其晚年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以往学术界对高一涵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而对其文学造诣则鲜有涉及。实际上,《金城集》既反映出高一涵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研究高一涵这一重要历史人物所不容忽视的文献。



高一涵直到晚年才对诗歌创作产生浓厚兴趣。高一涵自叙曰:


余生平喜读诗而不善作诗,故于诗学未窥门径。庚辰之秋,自湘来兰,道经重庆,值长沙章行严先生于山洞。时先生正埋首诗词间,日有新作,极力劝余为诗。到兰后,孑然一身,交游益寡,深宵孤灯独坐,郁郁寡欢,故试为之,得诗二百首,从未敢出以示人也。壬午秋,行严来兰,索阅存稿,谓大体尚可,仍宜多读多作。厥后积渐成癖,无间闲居出游,兴到即作,五年间存诗六百余首。(《金城集·自序》,自印本上册,1946年,第1页左)


由此可知,高一涵晚年“积渐成癖”,开始醉心于诗歌创作,是受到了章士钊的影响。高一涵于1940年11月到达兰州,至“壬午(1942)秋”,期间将近两年时间,所谓“得诗二百首”,说明他平均每年作诗一百余首。此后每年的创作数量略有增加,所以五年时间内“存诗六百余首”。1946年,高一涵将这些诗作编为《金城集》(兰州古称金城,故高一涵以之为自己的诗集命名),自行刊印出版。


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高一涵之所以晚年“学诗”,就是为了一吐胸臆。《金城集》卷一《书感》曰:


少时狂纵气如山,


自信文章足济艰。


瘏口愿筹桑土计,


处堂宁任燕雏闲。


十年宦海成春梦,


万里羁愁望故关。


剑外拾遗虚奉使,


一闻笳鼓一惭颜。


高一涵早年以政论文章称雄于世,与章士钊一同成为甲寅派的代表人物,故而自谓“自信文章足济艰”。所谓“瘏口愿筹桑土计”,瘏口意指苦口婆心;桑土计即桑土之谋,意指防患未然。所谓“处堂宁任燕雏闲”,借用了处堂燕雀的典故,《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曰:“燕雀处一屋之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火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将及也。”处堂燕雀原指居安忘危,高一涵此处则有所引申,“处堂”应指身处庙堂(步入政坛),“宁任燕雏闲”则意指谋求黎民百姓之福祉,所以此句喻指居危思安。所谓“十年宦海成春梦”,表达了从政多年后的失落感。


高一涵虽身居要职,但毕竟是闲职,而且兰州地处偏远地区,公务不如他在任两湖监察使时繁重,友朋也少,这也让他可以潜心作诗。1943年,高一涵参加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召集组织的千龄诗社 ,以诗会友,与各界人士也有了大量的互动,如萨镇冰和朱绍良,他曾盛赞道:“胸罗武库奇,诗成泣神鬼。”(《金城集》卷三《重九后十日千龄社第一次集五泉山分均得几字》)高一涵多次参与诗社雅集,诗社活动时,“开筵人坐花,斗句词翻海”。后来他回忆道:“千龄社里忆衡文,强病平章到夜分。”(《金城集》卷三《重九后十日千龄社第一次集五泉山分均得几字》)显然,参加诗社对高一涵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助益。



《金城集》自印本共有五卷,辑录1941年至1945年的诗作,每年(农历年)一卷。卷一为辛已年(1941)稿,共有90首;卷二为壬午年(1942)稿,共有109首;卷三为癸未年(1943)稿,共有66首;卷四为甲申年(1944)稿,共有180首;卷五为乙酉年(1945)稿,共有175首。合计620首,与高一涵自叙所说“五年间存诗六百余首”相吻合。《金城集》未辑录1940年末至1941年初之诗作,或许是因为高一涵自认为这些都属于学步之作,还不入流,所以《金城集》卷一即从辛已年(1941)开始。


《金城集》未刊手稿一册,共有三卷,分别为卷七、卷八和卷九,起于1947年,终于1963年,共录有诗作125首,抄于一册,系高一涵亲笔手书。其中卷七为丁亥年(1947)稿,共有51首;卷八为戊子年(1948)稿,共有19首;卷九为1949年至1963年间所作,共有55首。


《金城集》自印本有五卷,而未刊手稿则起自卷七,很明显,原本应当还有第六卷。依照高一涵编辑《金城集》之体例,卷六应为丙戌年(1946)稿,今恐已佚失。



高一涵《学诗》曰:“花甲将周始学诗,达夫常侍是吾师。”(《金城集》卷二)高一涵赴兰州就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之时已56岁,年近花甲,故自谓“花甲将周”。所谓“始学诗”,并非指刚开始学诗,因为高一涵此前就已有诗作问世。“始学诗”实是自谦之词,指其至兰州才开始用力于诗歌创作。达夫即唐代诗人高适。高适字达夫,曾任散骑常侍,人称高常侍,因此高一涵以“达夫常侍”相称。高适以边塞诗著称,也曾途经金城郡,并作《金城北楼》。高一涵在抗战中后期一直担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而甘青宁正是古代边关地区,其《边关》曰:“望得春来春又还,白头依旧客边关。”(《金城集》卷二)身处边关,国难当头,或许就是高一涵以高适为师的原因。


《新唐书·高适传》曰:“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高适当然并非五十岁后才开始作诗,如其名篇《燕歌行》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时年35岁。按《新唐书·高适传》曰:“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因此,所谓“年五十,始为诗”者,盖谓高适五十岁后才从好言“王霸”之术,转为专攻诗歌创作,并且转变风格。故《旧唐书·高适传》曰:“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因此,高一涵所谓“花甲将周始学诗”,其义与高适“年五十始为诗”相近似,意指年近六十才开始学习高适之格调气质以作诗。许永璋《题高一涵先生金城集》赞曰:“文章雄一代,五十始为诗。”(褚宝增:《许永璋诗集初篇笺注》,诗联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51页)其义相同。


高一涵师法高适,所以其诗明显带有高适的印记,如《金城集》卷三《沙场晚眺》“铁衣远戍男儿事”,“铁衣远戍”语出高适《燕歌行》“铁衣远戍辛勤久”;又如《金城集》未刊稿卷七《无山》“书生只合在官贫”,“在官贫”语出高适《别刘大校书》“莫叹在官贫”。句法相仿佛者亦时有所见,如《金城集》卷四《辛巳元日登皋兰山远眺寄抚五嘉州》“应思塞外有离人”,即高适《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须念黄花久戍人”;又如《金城集》卷四《春雷》“竹篱阴重犹残雪,杨柳丝微未见莺”,即高适《无题》“阴山入夏犹残雪,溪树经春不见花”。也有意境相似者,如《金城集》卷四《立冬日作》“朔风吹断江南梦,孤负鲈鱼又一年”,近似高适《除夜作》“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又如《金城集》卷三《重游西宁》“惆帐有家归不得,撩人乡思雁南飞”,近似高适《武威作二首》之一“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当然,高一涵的诗作并非简单模仿前人,他对诗歌创作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金城集》卷四《论诗》曰:


故步自封终故我,


望尘学步丧真吾。


宜今宜古原非易,


同面同心自昔无。


风月一天诗境界,


雕锼满纸匠工夫。


文章最忌随人后,


学杜涪翁未是愚。


“涪翁”即黄庭坚,因其师法杜甫,故高一涵称之为“学杜涪翁”。黄庭坚之学杜,重视的是句法章法的学习,如其曰:“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第二书》)由此诗可知,高一涵认为邯郸学步虽不足取,但诗的境界则可以与古人风月一天,所以学习句法章法的黄庭坚“未是愚”。此外,黄庭坚主张字字有来处,一字一句都要经过锤炼,所谓“雕锼满纸匠工夫”,显然是对此表示认同。


高适以气质自高,后人也多认同,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曰:“达夫歌行、五言律,极有气骨。”高一涵学诗,就是在学高适之气质格调。如《金城集》卷四《闻道》曰:“太室巍巍镇汉京,九朝都会洛阳城。开张伊阙回行易,洞达轘辕捷径平。云梦烽烟三楚合,殽函风雨二陵惊。千烧万战余焦土,凄绝铜驼泣草声。”又如《金城集》卷二《绝塞》曰:“绝塞尘沙蔽九闳,只余积雪向人明。云生瀚海天无路,马踏冰川地有声。攫食饥鹰频上下,访边古戍尚纵横。英雄老去长城在,一代河山几战争。”其诗格调悲壮,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论高适之语形容,就是“读之使人感慨”。


唐人殷璠评高适之诗曰:“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河岳英灵集》卷上)而高一涵之诗作也同样是直抒胸臆,他看到抗战时期民气消沉的现象,“鸡鸣关任田文度,儿戏车容霸上驰”,因此感慨“争羡陶朱为富贾,更无南八是男儿”(《金城集》卷四),直陈“中兴大敌颓靡气”(《金城集》卷二《学诗》)。他目睹“荒村烟火绝,饥馑苦连年”(《金城集》卷三《追忆二十五年沙市之行》),为生民之多艰而伤感,“伤哉彼仆夫,念之中心恻”(《金城集》卷二《仆夫吟》)。他期待“何时净扫胡虏尘,永销剑戟铸农器”(《金城集》卷三《读史》),憧憬“安得华胥千日卧,醒来重作太平民”(《金城集》卷四《卧病》)。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高适辞气苍莽而岑参语多藻丽(《诗源辨体》),他们虽然都以边塞诗著称,但高一涵在创作上更倾向于高适。


高一涵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大量诗作,风格鲜明,语言遒劲有力,堪称现代边塞诗。刘永济《次韵答一涵》曰:“相见天涯未便迟,十年耳熟达夫诗。”(1947年《京沪周刊》第一卷第38期饮河社编《诗叶》)由于高一涵的诗风与高适相近,所以刘永济以“达夫诗”相称。章士钊《赠高一涵》曰:“寮落高生老擅翁,同工同曲欠同时。文章古有嫌生手,花蕊今看着醜枝。往矣六年人亦瘁,瞻言百里我何何。羡君功力如鹰眼,剩与重论塞上诗。”(1947年6月22日《京沪周刊》饮河社编《诗叶》)所谓“剩与重论塞上诗”,说明章士钊也将高一涵的诗作定位为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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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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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1月11日 17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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