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无“祚”的罗马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2 次 更新时间:2007-04-13 0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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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虽然希腊人在地中海西亚地区建立的普遍国家未能成大气候,但希腊文明却有一个更成功的继承者,此即罗马。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第二形态或第二阶段。由于拥有勇敢、实干、吃苦耐劳、坚忍的毅力、坚强的意志等优秀品质,罗马人在建立和维系其“普遍国家”方面比希腊人成功得多。他们在希腊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希腊文明的潜力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发挥了出来。没有他们的功业,作为整体的希腊文明要逊色得多。自公元前6世纪起,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一个蕞尔小国逐步发展壮大,征服了整个意大利,进逼地中海东部地区,逐步控制了西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西班牙、不列颠,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从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人一直是地中海、西亚、东南欧、西欧等地的历史主角。如果将拜占庭帝国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和西亚的延续,则罗马人的成就便更引人注目了,因为拜占廷在西罗马灭亡后还存在了近千年;若将公元前2世纪中叶作为罗马统一国家的肇始,将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破作为它的终结,则罗马统一国家持续了约一千六百年。从统一国家的疆域、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历史上同时期能与罗马匹敌的恐怕只有秦汉帝国。罗马人所修建的宏伟大道、竞技场、防御性城墙、引水工程以及其他公共工程遍布整个帝国,直到目前也令人惊叹。他们在管理帝国内不同民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技巧,直到目前也仍能给人以启示。他们在法律方面的贡献更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没有罗马人的贡献,一个理性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工商文明要顺利地运作,是决不可能的。

  

  一 与希腊时代相似的政治难题

  

  尽管同先前波斯人、希腊人所建立的地中海-西亚帝国相比,罗马帝国在文化一体化方面成绩甚佳,尽管罗马人其所取得的高度物质成就为文化一体化创造了一种更有利的条件,但它仍然远远未能达到古代中国文明的那种文化同质性。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并非由于某种品质缺陷,而是由于非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先天条件。这种先天条件也恰恰是希腊人开始经营其统一国家时所面临的相同的情形,即,无论以希腊还是罗马为核心国家,希腊文明或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明如果往东扩展,必然会在“黎凡特”或“叙利亚”地区及以东与另外两个强大的轴心期社会相遇。它们是叙利亚和伊朗,分别为犹太民族和阿黑美尼德伊朗人、帕提亚(安息)伊朗人,以及萨珊伊朗人所代表。01

  从叙利亚和伊朗文明方面来看,这两个文明在叙利亚地区共同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以及7世纪后它们的继承者伊斯兰文明在该地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得应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所面临的问题,即处理好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以维系一种起码的政治统一。因为,即使将两河流域包括在内,“叙利亚”也不比当时的中国大,而该地区的文化同质性无论在建立普遍国家之前或之后都远小于中国。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起普遍国家后,出于加强政治整合性的目的,都曾采取过种种措施促进文化同质性的生长,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当时叙利亚地区已存在过三个轴心期文明:叙利亚、伊朗和希腊罗马文明,此外还有虽不属于轴心期却极重要的苏美尔-阿卡德、埃及和安那托尼亚文明。这些文明比肩而立,各自的疆域犬牙交错、彼此相接,但在气质上却大相径庭。文明相遇和冲突的结果,并非是简单地形成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甚至不像中国历史上所一再发生的那样,征服者最终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推翻或驱逐,而是三个同处衰落期的轴心期文明在轴心期宗教和哲学(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希腊哲学)的刺激和参与下,实现伟大的文明转型和更新。当然,对此情形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无论地中海西亚地区由什么文化-政治共同体或文明充当历史主角,因着长期以来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独立展开,一种地缘意义上的对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作何种解释,文明间的对峙和龃龉势必钳制乃至削弱各文明的总体能力,以至没有一个文明能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能量,尽管这样的格局对于文明的转型和更新乃至产生全新的文明可能并非不利。

  历史表明,这一时期以地中海为基地的文明若要得到真正的巩固和扩大,东进终将不果,而只有西进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东方虽然富庶,却是多个文明的摇蓝,从古到今都是多个强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长期据有的地区,其对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抵制是有力的而顽强的,而同一时期西欧、中欧、北欧却并没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或者说,这些地区仍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既因地理位置,也因与阿黑美尼德波斯人的冲突,公元前5世纪起以本土希腊人为主体的希腊城邦在向外扩张中采取了东进的路向。罗马人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采取了东进的方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小亚、北非、两河流域、伊朗及西北印度很大一片地区,但他根本未能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继承者及罗马人能在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北非沿岸和埃及这一局促得多的地区维持其统治,便心满意足了,而就连要达到这一点,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得不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多方面的妥协政策。即便如此,希腊文明的种族载体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淹没在历史中,尽管他们在与被征服民族的交流融合中传播了希腊文明,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腊在被占领地区实行的“希腊化”,在实际效果上也很大程度地是被征服民族的化希腊。也就是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仅仅是希腊文化被植入被征服地区,为当地人民所接受,也是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宗教。后来罗马人所面临的情境,在本质上与希腊人先前的情境是相同的。因此与其说希腊人、罗马人有着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灵,毋宁说他们在与异质的甚至精神上更强大的文明相遇中,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实妥协的策略。当然,在对待被征服民族方面,罗马人比希腊人更为宽容。例如,对于像犹太人这样一个有着极强烈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民族,罗马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宽厚的,尽管这并非意味着罗马人在必要时不对犹太人的反叛采取镇压措施:“罗马耐心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它对他们作出了很多让步。宗教事务和民事司法权在犹太地方议会手中,由犹太祭司长作会长。犹主人铸造自己的钱币,且币面上没有罗马皇帝的形象。他们被免于服兵役。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只是少量罗马士兵。他们将军旗留在凯撒里亚。罗马所要求于犹太人的,只是纳贡、同邻近民族和平共处、与其土地上的外邦人主要是叙利亚希腊人和平共处。”02

  这里,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与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不一样,与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强国和边缘弱国的关系也不一样,03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罗马人最初对犹太人采取的宽容政策与其说出于某种意识形态要求,如尊重民族文化以合乎道义原则或民族平等原则,倒不如说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只有这样,罗马帝国才能以最小的资源支出维系最大限度的政治整合,或至少保持一种表面上的政治统一。不过这种情形本身也说明,罗马帝国不仅未能取得早期中华国家那样的文化同质性,04而且面临着在文化上同另一个强大文明竞争的局面。这个文明就是叙利亚文明。05虽然总的说来这个已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文明这时正处于衰落期,但它的一个重要支系犹太宗教和文明却充满了活力,而从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并结合了琐罗亚斯德教要素的基督教,更将使罗马形态的希腊文明发生质变,为六、七百年后西方文明的最终兴起作好准备。

  除了叙利亚文明以外,罗马人还得同另一个轴心期文明即伊朗文明的成员作战。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八百年时间里,希腊罗马文明与古代伊朗文明间的冲突一直呈拉锯战态势,此起彼伏、此涨彼消,既没有永久的胜者,也没有永久的败者。虽然两个文明最终打了个平手,但它们之间激烈的互动却促成了西亚新文明的诞生。这就是伊斯兰文明。严格地说,伊斯兰文明是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的,或者说它更直接、更多地是叙利亚文明的延衍,虽然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诞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就三个文明都被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的新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形态的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取代而言,它们都是文明间“音乐椅”游戏的出局者。正是这种文明间的斗争,使西亚地中海地区长期以来不能形成一个单一、同质的文明。这就使本有可能统一该地区的罗马文明的规模和能量大打折扣,尽管无论按古代还是现代标准,罗马人的成就都是辉煌的。

  撇开文明间的关系不谈,仅就地理形势而言,地中海和西亚这两个区域本身就是分离或断裂的,并非有利于一个统一的能力实体的形成和展开。在古代世界乃至前近代时期,所谓“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West 或the Occident)的对峙、冲突除了具有文明内涵外,也具有强烈的地缘性质。06虽然总的说来,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在与希腊人的竞争中失败了,亚历山大东侵后其失败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局,但希腊人对东方的统治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成功,在文化、宗教这些极重要的方面,希腊人甚至不得不接受被征服者的基本理念。07

  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人同样是不成功的。一方面,罗马帝国被源于叙利亚基督教从内部侵蚀,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与新兴的帕提亚帝国作战。08同样能说明文明间冲突具有地缘性质的是,古典时代终结以后,东西方关系仍然龃龉不断,只不过斗争现在是在西方的基督徒与东方的穆斯林(当然穆斯林也占据着西班牙和西西里)之间进行。甚至十字军在东征途中将矛头转向拜占庭基督徒兄弟,也具有地缘政治性质。可是无论从文明还是从地缘角度看,罗马帝国都处于不利位置。天然分裂的地理形势和复杂的文明格局,使罗马注定不能获得像中华世界那样的巨大且持久文明规模和能量。再加叙利亚型宗教的渗入和蛮族入侵等因素,希腊罗马文明即使由富于实干精神的罗马人来继承,也注定不能以国家、族群的形态传衍下去,而只可能文化要素如哲学、文学、艺术、法律等播布到新时代。09

  

  二 比希腊人更高的政治智慧

  

  在处理国际关系(此处的“国际关系”当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罗马人也比希腊人强得多。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偏狭,那样汲汲于保持纯粹希腊血统的政策。在爱德华.吉本看来,罗马人是“目光远大”的,他们“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自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10

  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这种虚心学习外族长处的精神也有所反映。罗马人在对待非罗马的意大利城市方面,后来在对待“外省”人方面,总的说来执行了一种宽厚、开明的政策,尽管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民族平等的原则的尊重,而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无论如何,这与希腊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希腊人在处理城邦际关系问题上,普遍执行了排他性政策。斯巴达人统治希洛人,甚至使用了非常野蛮、卑劣的手段。希腊人的种族排他性也可以从雅典公民比例的变化上看出。雅典在其最繁荣的伯里克利时期,其公民人数竟然从三万人降至二万一千人,而依常理,一国强盛之时亦应为其人丁兴旺之际。比之雅典,罗马的公民人数据公元前6世纪的一次人口调查,仅不过八万三千人,而到同盟者战争(前90-前89年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与罗马人的政治平等而进行的战争)开始时,仅仅是可以走上战场为国效命的人数,已增长到不下六万三千人。11

  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罗马在控制和统治被征服部族(在古代地中海西亚地区,这往往是一个城邦或城市)方面,便表现出了比雅典、斯巴达、马其顿等希腊城邦更强的能力。罗马按各地在征服过程中的表现和其经济战略地位将它们分不同的类型:一,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自治市,这些城市与罗马的关系最紧密;二,有自治权,但没有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城市,它们虽不属于拉丁族,但由于在地理上紧靠罗马,仍被给予较平等的地位;三,内部实行自治但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族殖民地;四,在承认罗马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内部自治,但在外部事务方面听命于罗马的“同盟者”,它们必须按条约向向罗马提供军费、军队和战舰等;五,因坚决抵抗罗马,战败后向罗马无条件投降,因而被剥夺了自治权,并由罗马派官员管理的“臣属”。12就整个意大利而言,第二和第四类占多数,即享有自治权,却受罗马控制的外族城市和地区。这种分而治之的方略对于防止各地在反罗马的总目标下联合起来,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比之希腊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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