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 次 更新时间:2022-12-07 19: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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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图片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覆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纂修清史工作。经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议决,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赵尔巽为汉军旗同治进士,曾任清山西、湖南等省巡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死后,由柯绍忞代馆长。

   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人,后实际到馆工作者86人,另有100多位执行人员。参加撰写工作较多的有:柯绍忞(任天文、时宪志)、吴廷燮(任部分本纪、表、地理志)、缪荃荪(任儒林传、文苑传、列传、土司传)、金兆蕃(任清前期列传)、吴士鉴(任宗室、世系表、部分地理志)、袁励华(任列传)、万本端(任礼志、舆服志)、邓邦述(任本纪、光宣列传)、秦树声(任地理志)、章任(任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任兵志、列传)、姚永朴(任食货志、列传)、罗谆最(任交通志)、吴广需(任邦交志)、张尔田(任地理志、刑法志、乐志、后妃传)、李岳瑞(任列传)、金兆丰(任地理志)、马其和(任列传)、刘师培(任出使大臣表)、王树楠(任列传)、夏孙桐(任列传)、爽良(任列传)、瑞询(任本纪)、姚永概(任食货志)、朱师辙(任艺文志)、李哲明(任本纪、列传)、戴锡章(任邦交志、列传)。

   清史馆经费初定为每月十万银元,最高级人士月薪达六百元,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经费时有拖欠扣减,不能按时按额发给,只得向当时的军阀们如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等募捐,左填右绌,勉强维持。至1928年,北伐军将要打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朝不保夕。《清史稿》全书虽基本竣工,但未经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共536卷,约800余万字。由袁金恺、金梁负责刊刻发行,共印刷1100部。后金梁私携其中400部往东北,且私自修改(加入张勋、康有为传,删改艺文志序,增校刻记,其他列传亦有修改),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在北京集会,反对金梁的擅自修改,另行出版“关内本”。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之发行,呈文内称:《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并开列《清史稿》之十九项错误:一、反革命。二、藐视先烈。三、不奉民国正朔。四、例书伪溢。五、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六、反对汉族。七、为满清讳。八、体例不合。九、体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一人两传。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十三、纪表传志互相不合。十四、有日无月。十五、人名错误。十六、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泥古不化。十八、浅陋。十九、忽略。前七条错误属于政治性错误,后十二条则为学术上、体例上、史实上、文字上的错误。

   国民党政府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流行”。这未免太过分。前辈学者孟森、容庚先生为求《清史稿》之解禁,作过较客观公正之评论。平心而论,《清史稿》一书撰写时离清朝覆亡甚近,修史者大多为忠于清室之遗老,有很多谀扬清朝、反对革命之词。且当时清朝档案尚未清理,修史时多根据国史馆稿件,未曾利用原始材料,故价值较逊。又成书仓促,未能统一校改,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而是一部有缺陷的史书。今天修史的主客观条件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况大异,应该利用清室遗留的大量档案,集中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能正确反映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对于《清史稿》一书的缺陷,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立场

   《清史稿》作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不愿意写清朝的覆亡,对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写得很少。如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革命活动的零星记载,也语含贬抑,评价很不公正。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徽弃城走,遂陷武昌……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活动,目为“谋逆”、“作乱”。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伏诛”。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同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该书称“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又称“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史稿》载“会川乱起,(赵)尔丰还省……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商民请尔丰出定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民国已建立,政府已组成,临时大总统亦选出,但不书孙文之名,遗老们系用春秋笔法蔑视中山先生,故意不写他的名字。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上孙文之名仅见一次: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兹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为大逆不赦,这样才提到了孙文之名。

   相反,凡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军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民国的心态。

   再《忠义传》中列有梁济(梁漱溟之父)、王国维二人,称两人是因清朝覆亡而投湖自杀的,故列入《忠义传》。但是梁济投净业湖自杀在1916年,已在清亡后四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在1928年,已在清亡后十六年。清朝灭亡的时候,梁济、王国维为何不自杀?而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自杀,梁、王自杀的原因至今不明,怎能断言是为清朝“殉国”?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民国二年称癸丑,民国三年称甲寅,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其正朔。《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不承认民国,诬蔑辛亥革命,所以易培基请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它“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砧。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二、内容

   晚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这是历史上的大事,《清史稿》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既看不出侵略者的凶狠,也看不出清朝的卖国。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戊寅,言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耆英传》中稍详细,“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和议遂成”。寥寥几十个字,只提到赔款通商,而对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并未提及。

   又如中国的海关为外国把持,英人赫德长期任总税务司,掌握国家之锁钥,门户洞开,利权尽失,而《清史稿》对海关主权的丧失全无记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又如,新疆于光绪十年(1884)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建行省,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清史稿·地理志》直隶篇中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光绪)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这里把台湾、新疆建省提前到同治年间。而《地理志》福建篇中又称“光绪十三年,升台湾府为行省”,又把台湾建省推迟两年,这都是不应有的错误。

   修史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外国不了解,错误最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尚远,而崇奉东正教,不是天主教。修史者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也不甚了解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而《清史稿》仅设立《交通志》以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概括了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的上海制造局、开滦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云南个旧锡矿、汉冶萍企业、张之洞开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厂、上海纺织局、华盛纱厂、台湾的基隆煤矿以及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张振勋的张裕酿酒厂等一大批近代工矿企业均视而不见。即在轮船一项下亦只记载了轮船招商局,而遗漏了中国造船工业之始的福建船政局。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工矿企业十分重要,标志着清末近代化的艰难起步,而《清史稿》偏偏忽略不记。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极为巨大,《清史稿》均无记载,这些都是重大的遗漏失误。

   李鸿章是清末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凡工厂、矿山、电报、铁路事业以及新式海军大多由他一手创办,晚清中国和外国交涉谈判、签订条约大多亦由他主持。《清史稿》中《李鸿章传》,大部分篇幅叙述李如何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其他只占小部分篇幅,轻重倒置,很多重要东西也遗漏了。

   还有由于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在《时宪志》中编进了三卷八线表,这是初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写在历史书中,实属不伦不类。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修史者可能对此书未曾寓目,故而误认为仅是记载清代科学家的书籍。

   三、体例

   清朝统治期内,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以及太平天国政权十四年,按传统史书应设《载记》以记其事。《清史稿》处理草率,南明政权只设立三个传记,即《张煌言传》、《李定国传》、《郑成功传》,而太平天国只设《洪秀全传》,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均未立传。\r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是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朝为止,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传教士被全部赶跑后,天文失载,资料缺乏,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列传的设置十分凌乱,一人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陈撰),以前《元史》因译名杂乱,一人多有二传者,共十三人。顾炎武、朱彝尊、赵翼、钱大昕均批评《元史》体例混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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