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1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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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的“和而不同”〔2〕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然却又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析。这也就是说,人们既需要分析地研究三家、三科、三学各自的特点,更需要会通地把握三家、三科、三学的共同精神。此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等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文化整体来讲,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这一文化整体的特性将发生变异,或者说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化整体了;而对于其中的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来讲,则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一家、一科、一学,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又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唯其如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那一家、那一科、那一学,我认为,首先是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之所在,否则将难入其堂奥,难得其精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

   魏王弼对此解释说: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4〕

   唐孔颖达补充解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5〕

   宋程颐的解释则是: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6〕

   由以上各家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一语,无疑与上述“人文”一词有关,抑或是其词源。但“人文精神”一语的涵义,又显然要比《周易·彖传》中“人文”一词的涵义丰富得多。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现和展开显然要比“人文”一词的出现早得多,《周易·彖传》的面世不会早于战国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

   “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7〕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8〕

   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宋人邢昺解释说:

   “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

   “夫称贵者,是殊异可重之名。”〔9〕

   其实,在《孝经》面世之前,荀子也已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观点了。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

   荀子用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的道理。其后,在《礼记·礼运》篇中,人们又进一步对人之所以异于万物的道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11〕

   这句话中“鬼神之会”的意思,是指形体与精神的会合。如唐孔颖达解释说:

   “鬼谓形体,神谓精灵。《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体精灵相会,然后物生,故云“鬼神之会”。”〔12〕

   以后,汉儒、宋儒如董仲舒、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也都不断地发挥这些思想。〔13〕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然可与天地并列为三。如,《老子》书中就有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或作“人”字)居其一焉”的说法,把人与道、天、地并列。不过,在《老子》书中,道还是最贵的。所以,他接着说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与《老子》相比,荀子对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强调得更为突出,论述得也更为明晰。他尝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能参。”〔15〕

   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对此,荀子又进一步解释说: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16〕

   “分”是分位的意思。在荀子看来,“明分”(确定每个人的分位)是“使群”(充分发挥人类整体力量)、“役物”(合理利用天时地财)的根本,所以他所谓的“人有其治”的“治”,也正是指人的“辨物”、“治人”的“明分”能力。同样的意思在《礼记·中庸》也有表达,其文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7〕

   按照传统的解释,“至诚”是圣人之德。《孟子》和《中庸》中都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以其至诚而辨明人、物之性,尽其人、物之用,参与天地生养万物的活动,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18〕

   汉儒董仲舒继承荀子思想,亦极言人与天地并为万物之根本。如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19〕

   “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20〕

   “唯人独能偶天地。”〔21〕

   “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2〕

   从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以后,宋明理学讲的天理之天,即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统合体。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自然”一词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道家思想中强调顺自然,这是人们所熟之的。如《老子》书中就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3〕

   也正是《老子》书中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被看成是一种消极被动、因循等待的思想。其实,《老子》道家顺自然而不敢为(无为)的思想,有其相当积极合理的一面,这在以后的道家著作中有着充分的展开。如在《淮南子》一书,对道家的无为思想就有相当积极合理的论述。如说:

   “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24〕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25〕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也。”〔26〕

   这三段话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绝不是什么消极被动、因循等待,而是在排除主观、私意的前题下,主动地因势利导,即所谓“循理”“因资”地去举事立功。这也就是《老子》所追求的理想: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7〕

   这种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也是极为强调和十分丰富的。前面我们曾提到荀子关于人与天地参的思想,以往人们都以此来强调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殊不知荀子的人与天地参思想或如人们所说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恰恰是建立在他的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在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结论之前是这样来分析的: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28〕

   而紧接着“夫是之谓能参”后,则又再强调说: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29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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