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这位创造过历史的剧作家对考生说“谢谢”——追忆我的硕士导师陈耘老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2-12-03 0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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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最早看陈耘老师的话剧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写的《英雄小八路》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热演了很长时间,很快还拍成了同名电影。那时候我只是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看戏看电影只知道故事紧张好看,并没有留意作者的名字。估计谁也想不到,不过两三年后,《英雄小八路》那个已然很惊人的演出纪录就被陈耘老师的另一部作品完全超越。1963年6月起,《年青的一代》在全国各地同时热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版本由夏淳导演、于是之主演,而在该剧的诞生地上海,一下就推出了六个专业剧团的演出!

  

   上海什么时候有过六个国营的专业话剧团?就是陈耘老师的这部戏创造了上海戏剧史上那个空前绝后的时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一团、二团,上海青年话剧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剧团同时在各个剧场演出同一部话剧——全都是在大剧场里演了很多场。要是“吉尼斯纪录”那时候就来到中国,《年青的一代》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同一时间内演出最多、观众最多的一部剧作。

  

   记得人生第一次在剧场激动流泪就是看《年青的一代》。那时我六年级,还没到可以像剧中的林岚那样去新疆的年龄,但那部戏在我心里播下了去农村当知识青年的种子——后来果然去了。六年级的我已经开始关注艺术家的名字,首先当然是台上的焦晃、杨在葆、曹雷等话剧界的明星(曹、杨很快还因1965年的同名电影成了“文革”前最后一批冒出来的电影明星);也就从看到说明书的那一天起,我第一次记住了一个看过他作品的剧作家的名字——陈耘。

  

   陈耘在“文革”中曾奇特地两次引人注目,先是作为上海戏剧学院、也是全上海文艺界名气最大的“反动”权威剧作家被拉出来供人“大批判”;后来,当时文化部门的掌权者发现他的作品其实一点也不“反动”,还很有利用价值,于是又在“文革” 后期的1976年拍成了彩色电影。该片不但有当时万众瞩目的李秀明、达式常主演,还有刚刚复出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张瑞芳加盟,又一次风靡全国。

  

   那时我还在江西的山沟里,连看电影《年青的一代》都必须回到上海才有可能(山沟里偶尔也有露天电影,但不放《年青的一代》这样讲上海故事的片子)。我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有一天竟会有机会见到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剧作家。1977年高考时,我已是公办中学教师,被地区教育局管住,只能进他们属下一个大专的中文系。一年后的一天,课后出去逛街——宜春县城唯一的大街,我习惯性地在邮电局外停下来,浏览阅报栏里的报纸——那里有来自家乡上海的《文汇报》,虽说迟了两三天,在我眼里还是新闻。这天的报上真的出现了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新闻”——一小块“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的信息,五个专业的第一个就是“戏剧创作与编剧理论”,四位导师中排在第一的理所当然地就是陈耘。我顿时怦然心动——并不是以为我有任何考取他的研究生的可能,而是觉得我这个在江西乡下完全独自瞎摸做了五年编剧梦的自学者,突然撞见了花一元钱报名费就能“买”一套陈耘出的编剧考题的机会,不必去求人拜佛就能多少探得一点编剧的堂奥,何乐而不为?1979年还是信息极其匮乏的时代,那天下午让我在宜春街头看到“报屁股”上这条来自上海的信息,真是运气!

  

   缴了报名费不久,适逢我哥哥结婚,我请假回上海,就到上戏去打听一下情况,得知我报的陈耘老师的专业最热门,有120多人报考。当时戏文系正在办一个编剧进修班,主要的老师就是那几位未来的导师,学员大多是来自专业剧团的编剧——他们肯定是最有竞争力的考生啊!而且,导师们已经收到了三四十张有关系的考生托人递进来的条子。一切信息都证明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对的——不要指望能考上,能拿到一套六份正宗的专业卷子做一做,就将是我学戏剧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了。陈耘老师是那个进修班最著名的老师,我很想找机会混进教室蹭点课——那时还根本不敢想在课后主动找他自我介绍。可是打听下来陈耘老师近期并没有排课,我请到的假期又很短,等不到远远地一瞻“导师”风采的机会了。

  

   初试前的上海之行不但没见到陈耘老师——本来也不敢有这奢望,连借几本指定参考书的愿望都没实现。七十年代末书籍特别紧俏,“戏剧创作与编剧理论”专业考试所需的参考书中只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还能找到,莱辛的《汉堡剧评》和顾仲彝的《编剧理论与技巧》都还没出版,只在刊物上发过一些章节。我打听到有个进修班的学员是江西某县剧团的编剧,就去找那“半个老乡”,求他帮我到图书馆借几本刊物给我看看,结果一无所得。此行更坚定了我的初心——把这次考试当成根据考卷认真学习的三天,一点也不考虑录取的可能。初试的三天六场考试不记得有什么难题——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客观题,几乎都鼓励自由发挥。我拼命写了足足18个小时,三天后手都不大能自由活动了。一考完就忘了戏剧,回去恶补备考期间拉下的那两个多月的课了。万万没想到,两周后我竟收到了上海来的电报,要我去上戏参加十多天以后的复试!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得知我竟是陈耘老师的专业中唯一上线能参加复试的考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怎么可能会与那位从未谋面而且距离那么远的未来导师如此有缘?招办老师告诉我,四位准导师对阅卷的结果也大为惊讶,原以为一百多考生可以录取好几名,现在复试就只剩下了一个人,而且是来自从来没有话剧团的宜春,肯定基础很差,两位准导师已然退出。但首席导师陈耘对我这唯一的复试考生特别关心,所以招办立刻就打电报通知我,也跟上戏图书馆打了招呼,让我这个非上戏人破例去馆里借书看。我绝不能让陈耘老师失望,当即就去了图书馆,从早到晚泡在那里,那十几天里读的剧本很可能超过了以前读过的所有剧本的总量。

  

   但在面试时见到陈耘老师慈祥的面容那一刹那,我竟一下把事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忘得精光,老老实实把这十几天读剧本感到的震撼和学习的决心和盘托出。记得当时陈耘老师、任何老师(我的另一位硕士导师)以及其他面试老师也都显得有点吃惊——原来这个考生对经典剧本的了解竟主要是这十几天里才得来的!那他在宜春初试时写满的六份卷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得知,因为他们考我的那次面试已经无法再“选优”,主要就想核实一下我这个奇怪的陌生考生是否真是那个在宜春写下初试卷子的本人——其实那时候全国怕也找不到能替我答卷的“枪手”,那考卷出得实在高明!1979年是上戏乃至全国大多数高校首次举行研究生考试,手续十分严密,也不可能作弊。现在已经想不起陈耘老师在四十多年前的复试中究竟问了我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有两个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复试结束前他对我说的“谢谢”。我当时几乎有点惊呆了——这位多少年来我连做梦都不敢奢望会收我为徒的老师,竟对我这个连自己都在面试时深感惭愧的考生说“谢谢”?

  

   不久后,陈耘老师和我如愿以偿成了师生,他自己从未读过、带过研究生(当时上戏的研究生导师都是那样),对我的指导完全不包括指定阅读、批阅论文等现在流行的方法,就是让我每一两周去他家海阔天空地聊聊天。似乎是歪打正着,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在美国很喜欢、也带回国内的教学方式——讨论班的雏形,而且是现在已不可能的最奢侈的那种——一对一。从我跟他的接触中,也从其他老师的介绍中,我了解到他虽是上戏最有名的大家,“文革”后最早评的副教授,他的低调、谦恭和礼貌也是一向就有名的,所以会在面试时郑重地“谢谢”考生——那绝不是做作,而已经是他的“第二天性”。

  

   时至今日,这样的礼貌早已不足为奇,但1979年还是“文革”刚过去没多久、“五讲四美”尚未提出的年代,所以陈耘老师的“谢谢”让我吃惊。后来了解多了,我发现他的超乎常人的礼貌是有来由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人说的“衣食足,知荣辱”的最好注脚。他应该是新中国最早靠写戏剧剧本的精神劳动“先富起来”的作家,“文革”前全国六七十个剧团演他的戏的时候,虽然社会上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兴无灭资”,剧团还是都给他支付稿酬的,因此他早就成了自食其(脑)力的好几倍的“万元户”,生活优裕,只需每天看看书、想想构思,从不在意当时绝大多数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斤斤计较的琐碎杂事。他还有个在东南亚经营种植园的南洋富商哥哥,时不时给他寄点国内稀缺的东西,他家那个当时中国家庭拥有的最大屏幕的电视就来自海外,我第一次看到时感觉像有一堵墙那么大。

  

   我们那批上戏历史上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我那个“戏剧创作与编剧理论”专业;一开始还不清楚究竟是编剧还是论文更重要,后来上级规定毕业的关键是需要正式答辩的学位论文,但我的主要导师陈耘是剧作家而不是学者。他放手让我自己去写,结果竟是一本13万字的草稿《话剧结构新探》。陈老师毫不讳言自己对指导论文不在行,帮我找来当年他写电影剧本《年青的一代》的合作者、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石方禹,以及时任《戏剧艺术》主编、后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陈恭敏等上海顶级的专家学者来把关;一旦听到他们对论文的肯定,他立刻由衷地为我高兴。在他的主持下,我的论文顺利答辩通过,后来还在陈恭敏老师主持下出了书,四十年来多次增补重印。

  

   毕业留校后两年多我去美国读博,后又在美国、加拿大的四所大学任教十年。1999年我回到了母校,正打算要去看望恩师,告诉他20年前的那次考试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却在开学不久的9月突然听到了恩师因心脏病仙逝的噩耗。呜呼,老天竟没给我机会再当面对他回报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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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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