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军:江泽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22-12-01 15: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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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军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江泽民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才思想创新的突出贡献与亮点。深入研究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把握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深化江泽民人才思想研究,对于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正确理解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等重要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及其背景

   2001 年暑夏,中共中央、国务院邀请中央组织部直接联系的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到北戴河休假。8 月7 日,江泽民主持召开这些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并就人才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克服见物不见人和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江泽民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9 页。)这是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

   在此之前,江泽民曾多次谈到“人才资源”问题。其中,能够反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形成脉络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96 年5 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77 页。) 的论断。第二次是1997 年9月12 日,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江泽民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3 页。),揭示了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问题。第三次是1997 年10 月24 日,在接见出席第三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华人专家及会议代表时提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94 页。)。第四次是2000 年5 月14 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谈到把“三个代表”要求落实到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中去时指出:“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27页。)

   以上四次谈话涉及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干部队伍建设多个维度,时间跨越党的十五大前后至世纪交替之际。由此可见,江泽民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是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逐步提出并于 21世纪之初形成的。它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并非如某些人所言仅仅是一次思想的火花,而是江泽民长期思考人才问题的结果。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才工作者和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后被确立为科学人才观的核心内容。

   为什么江泽民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思想,或者说是哪些因素促使江泽民这时提出这一思想呢?

   认识来源于实践。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是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人才状况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是全面审视与准确把握国际竞争态势特别是其日益表现为人才竞争的必然结果。

   20世纪 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形势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速,三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谁也离不开谁;另一方面,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备竞赛,转移到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且日益激烈。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在 21世纪的世界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

   江泽民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竞争态势的这种变化始终高度关注,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91年 5月 23日,也就是在苏东局势剧烈变动的过程中,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 20页。)1994年 12月 2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将长期存在。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尤其是领导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较量。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决定党、国家和民族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前途与命运的竞争和较量。”(《论人才——重要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 8页。)

   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不断加速,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谁能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谁就能够赢得竞争中的主动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人才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对高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纷纷放宽移民、定居等限制,以优厚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加紧吸引人才。“如果说过去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现为直接争夺工业化必需的资源和商品、资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江泽民文选》第 2卷,第 329页。)“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 197页。) 正是对国际竞争趋势的这种新变化,特别是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突出的新变化的认识和把握,江泽民逐步形成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是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人才和人才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的必然结果。

   世纪之交,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表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等严峻任务。为此,党和政府相继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大力开展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江泽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35页。);“创新的关键在人才”(《江泽民文选》第 2卷,第 133页。)。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随之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显著增加。1998年,我国经济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2年,又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考验。无论亚洲金融危机和“入世”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对人才方面的挑战”。江泽民曾深有感触地指出:“做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各项应对工作,人才是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才方面的挑战是最严峻的挑战。”(《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54—455页。)

   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较低,我们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并没有改变,进一步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繁重。随着改革深入推进,伴随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不同群体间的具体利益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渗透与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十分复杂。解决和应对这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指出:“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领导人才。”(《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3—44页。)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提出,是清醒认识与准确把握我国人才和人才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不协调状况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的人才压力与日俱增。一是人才总量不足。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和复合性人才短缺。据统计,2000年,我国每 1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为 3611人。(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 96页。)二是人才的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优秀中青年带头人短缺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突出问题。据首都高校教师管理研究会 1996年对北京 11所高校统计,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 56岁以上者分别占 88%和 46%。北京大学 425名博士生导师的平均年龄为 62岁,29位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为 70岁。在人才年龄结构老化的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科研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科研队伍补充新鲜血液越来越困难。中科院对 43个单位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单位年轻人的流失高达80%。(参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谁来建设》,《透视中国》第 4卷,台海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583—1585页。)三是人才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合理。大部分人才集中在东部比较发达地区和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每 1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分别为16843、10940、9007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三四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 98页。)在城市中,大部分人才又集中在科研院所、大学、大型国企和医院。而广大农村特别是偏僻农村和民营企业,明显缺乏人才。四是面临西方发达国家激烈的竞争,人才外流者多,回流者少。从 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各国通过移民、资助留学生等手段在全球网罗人才。美国为吸引和争夺优秀人才,专门为高级人才颁发 H—1B工作签证,1990年共颁发 6.5万个,1999年增加到 11.5万个,同期颁发给中国的此类签证则从 600个增加到 6000个,增长了 10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 40多万人中,到 2003年仅有大约 13万人回国。(参见张立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人才思想发展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07页。)五是人才管理观念、体制机制还存在各种问题,压抑了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这导致我国一方面存在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浪费,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正是对这些挑战与问题的长期关注与思考,江泽民提出了“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的科学论断。

总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源自于对时代特征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源自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对人才提出的特殊需求的准确把握,源自于对我国人才状况的深切关注与清醒认识,是对人才这一战略资源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的科学概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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