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曦: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告人质证权保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11-16 19:36:15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被告人   质证权   数据   算法  

郑曦  

  

   【摘要】在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尽管尚有缺陷,但司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已成现实。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给被告人的质证权带来影响,导致前提性障碍、程序性难题和实质性困境。为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告人质证权保护的需求,需坚守控辩平等与审判中立原则,重新确认针对质证的直接言词原则,并对公开质证规则做必要调整。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加强对被告人质证权的信息保障、能力保障和效果保障三方面着手,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以有效行使,实现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告人质证权保障的协调。

   【关键字】司法人工智能;被告人;质证权;数据;算法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的运用具有高效、统一等显而易见的优势,也是应对“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特征”的“web3.0时代”的新型犯罪所需。但与其他任何技术一样,司法人工智能同样具有“双刃剑”的特征,特别可能对诉讼中的当事人权利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予以认真研究,防止刑事司法领域科技运用与人权保障的背反。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是基于内外两方面驱动力的,其中内在的驱动力主要源自司法机关面临的案件量所带来的压力。面对此种难题,高层将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视为提高司法效率的一项手段,相较于司法效率的提升这一直接动力,司法人工智能因其模型化、代码化的“冰冷”技术秉性,提升了人们对于司法在统一适用法律、同案同判等方面的期待,但这些期待只是司法人工智能有可能实现的“重塑效应”,而非其运用的内在驱动力。

   另一方面,除了海量案件导致的内在驱动之外,司法人工智能运用的外在驱动力则主要来自科技企业的研究成果转化需求。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研发的热度升高,大量资金被投入相关产业的研究中,如此巨额的资金投入必然刺激以追逐利益为本能的科技企业的研发热情,而相应的研发结果也亟需快速转化为可供司法机关使用的智能化产品,从而实现研究成果的商业变现。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科研和商业性的需求从外部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

   在这内外两方面的力量驱动下,人工智能的司法运用沿着中央支持、地方推进的路径轰轰烈烈地展开。许多只是看上去先进但实质上不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工具,例如案卷电子化、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庭审、电子送达、语音识别等也被纳入司法人工智能的“口袋”中,进而混淆了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的传统技术之间的区别。这种概念的泛化和区别的混淆的危害是显著的,一方面使得科技企业得以用低水平的“伪人工智能”鱼目混珠,从司法人工智能的盛宴中分一杯羹,甚至以侵吞国帑,另一方面则用非人工智能工具对司法效率等的提升掩盖了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中的真实问题,例如司法人工智能运用是否实质性地对相关人员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造成影响。

   在讨论司法人工智能运用对公民诉讼权利的影响时,被告人的质证权保障问题最为引人关注。所谓质证权,是指被告人在法庭上对于控方证据进行辩解、质疑、反驳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1条、第120条的规定,质证的对象就是“证据”,既包括言词证据,也包括“采取技术调查、侦查措施收集的”实物证据。基于对质证权之对象的广义认识,可知被告人可以对所有控方证据进行质证,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其辩护目的的实现,并由此奠定质证权在被告人权利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却引发了关于被告人质证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的争议,在2016年的美国卢米斯案中,法院使用了COMPAS智能评估工具对卢米斯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并参考该评估报告作出了量刑裁判,然而被告人认为COMPAS算法不公开,使得辩方难以行使其基于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享有的进行对质的权利,导致其对量刑程序缺少实质参与,违背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尽管该案中被告人的主张最终未获支持,但其引发的关于人工智能对被告人质证权影响的讨论和争议却是有意义的。

   针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对被告人质证权的影响,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人工智能对被告人质证权是否造成了真实存在的威胁、以及此种威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二是在司法人工智能运用的背景下,刑事诉讼中与质证权相关的既有原则或规则是否依然适用、以及是否需要加以调适?三是如果这些原则依然适用,如何根据这些原则或规则的要求消除人工智能运用对被告人质证权带来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对质证权的保障,从而使科技运用于司法符合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根本目的。

   二、司法人工智能运用对被告人质证权的影响

   (一)前提性障碍:被告方对控方证据了解受限

   被告人行使质证权,需在庭审中对控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和反驳,其基本前提是对控方所掌握的证据有充分的了解。为保证质证权的此种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单向的证据开示制度:第40条规定审前阶段被追诉人一方即有阅卷权,第42条规定被追诉人一方所掌握的证据,通常无需告知办案机关。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却使得此种单向证据开示的效果难以得到保证,对被告人质证权的前提实现造成了阻碍,进而影响了质证权行使的效果。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控方、以及大陆法系传统下作为控方助手的侦查机关的数据获取能力。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普遍运用的人脸识别技术、强有力的网络监管手段,都使控方得以将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运用智能比对、网络爬虫等人工智能技术获取相关的数据。这种强大的数据获取能力对追诉犯罪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中,甚至可以前移至刑事立案之前。例如以公共安全为名的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所使用的网络数据抓取、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工具的运用可能将追诉犯罪的行为进一步推前至侦查机关未接受案件或未发现任何犯罪线索之时,使得侦查机关的犯罪治理活动更具有积极主动性。

   但是另一方面,控方及侦查机关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所获取的数据虽然对追诉犯罪实际发挥着作用,却只有一部分进入案卷材料,而相当一部分则是以不为被告人一方所知的形式运用于人工智能的演算程序或通过“互联互通”的平台推送给审判者。如此一来,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方的阅卷权能否真正实现单向证据开示的功能、进而保证被告人质证权实施的了解辩方证据之前提,就值得怀疑了:在司法人工智能运用的背景下,控方实际用于追诉的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阅卷权对象的“案卷材料”即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的范围,这些未能进入案卷的数据虽然在名义上不属于“证据材料”,但却可能实际被用作控诉的依据并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是由于这些数据未进入案卷、不算“证据材料”,因此不属于辩方阅卷权的范围,被告人也无法对这些可能决定其命运的数据进行了解,因此必然对其质证权的行使造成前提性的阻碍。

   除此之外,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对被告人了解控方证据还造成了另一种困难,即控方可能利用其在数据数量和专业能力方面的优势影响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如上文所述,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控方获取数据的能力,控方在国家资源的加持下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数据库、掌握了海量的数据,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中,控方用于控诉的数据可能数量惊人,这些数据即便允许被告人一方访问,也可能因为数量过于巨大而对辩方形成“数据倾倒”,令辩方迷失在数据的汪洋之中,从而以形式的开示掩盖实质上的不对等关系。而被告人一方由于缺乏分析数据的专业能力,也往往缺少数据运用方面的专业帮助,无法从海量数据中剥离出对于质证权行使有实质意义的内容,这也使得被告人质证权的前提即对控方证据的充分了解面临进一步的困难。

   (二)程序性难题:与谁质证?如何质证?

   按照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根据刑事诉讼等边三角结构之要求,质证的主体主要是控辩双方,法官居中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控辩通过质证对法官的裁判形成约束和影响。然而在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背景下,被告人与谁进行质证这样一个原本不成问题的难题却凸显出来了,被告人行使质证权的“对手”除了传统的控方之外似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被告人究竟是与人进行质证,还是需亦与机器进行质证?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已然十分普遍,检察官在进行起诉时很可能是依据人工智能收集的数据、演算的程序及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一旦出现错误起诉亦可以将错误决定的责任推卸给人工智能技术,例如在美国纽约的洛佩兹案中,控方就不顾被告人的反对而依据人工智能所收集的证据及提出的建议做出了起诉的决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人行使其质证权,其终极对手还是代表控方的检察官吗,抑或还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以及机器背后的科技企业及技术人员?

   二是被告人究竟是与控方进行质证,还是也需与法官进行质证?传统上法官不是举证的主体,自然也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在司法人工智能运用的浪潮下,不但控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法院也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审判辅助,人工智能工具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法官的最终裁判。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不鲜见,上文提及的卢米斯案中法院就是依据COMPAS算法的结论对被告人作出量刑裁判的,再如在贝利案中法院采纳了人工智能依据DNA归因算法而作出的与DNA有关的概率分析结论、并驳回了被告人一方的反对。如此一来,似乎站在被告人对立面的似乎不仅仅只有控方,还应包括装备了人工智能的审判方,这不禁令人对审判的中立性产生了疑问。

   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除了使得被告人在进行质证时出现“与谁质证”的困惑之外,还带来了“如何质证”的问题,其中一个最直接原因就在于运用于司法中的人工智能算法是封闭和秘密的,无法向包括被告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公开,甚至也不向公检法办案人员公开。算法的此种封闭和秘密特征,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研发人工智能算法的科技企业与其他任何企业一样,是以商业利益为其最根本追求的,其必须考虑算法研发过程中投入的成本与取得的经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对算法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予以强烈的关注。在此种情况下,科技企业出于对其经济收益降低甚至损失的担忧而拒绝算法公开,正是利益考量之后的理性做法,倘若强令其不加限制地公开算法,不但强人所难、无法实现,更有可能挫伤科技企业进行算法研发的积极性,导致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速度降低。然而这种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却对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带来了重大的阻碍:由于算法不公开,被告人一方对于人工智能是运用何种算法、如何运用算法得出结论的过程毫不知情,也就无法提出质疑、反驳,使得其质证权的行使失去针对性,更难以通过质证的过程对法官的最终裁判产生实质的影响。如此一来,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实际上增加了被告人行使其质证权的难度,使得刑事案件裁判结果作出的过程容易因缺乏“兼听”而呈现出一种单边性的特征。

   (三)实质性困境:不平等的质证难以达到效果

   质证是说理的过程,但说理的前提在于各方力量的相对平等,否则就会出现“以大欺小”、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理的情形,对约束和影响案件裁判的质证目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保证质证的有效性,确保案件的裁判结果以理服人,质证过程中应极其强调控辩平等对抗。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使得控辩双方的质证能力差距被显著拉大了,从而令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其收集的证据尤其是追诉性证据数量更多且质量更佳,甚至在刑事立案之前的调查核实阶段,侦查机关就运用犯罪预警、初查/调查核实辅助等人工智能工具,从而能够提前进行追诉性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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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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