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十年，也是各项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三十年。肇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红学[1]，也在经历了七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迈入了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包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学术史研究在内的各个红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值得总结的丰富经验。本文试图从客观的角度，对新时期的三十年红学做一简要的回顾，关注重点在于学术思想的变迁、研究策略的调整、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红学学术史的自觉反思，至于具体的红学研究成果和历次红学争鸣的情况，相关的红学史论著及多篇红学专题综述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本文不再做详细阐述。[2]
一、红学步入快车道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开启的现代红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创造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顾颉刚、鲁迅等一长串响亮的名字自是现代红学的骄傲，红学也毫无异议地成为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批评体系的转型，红学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冲击下逐渐陷入低谷。尽管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期间，红学的文献研究领域仍有可观的创获，但文本阐释的社会政治批判取向则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1954年的批俞运动还有一定的学术批评成分的话，1973年至1974年的评红运动则使红学完全沦为政治影射的实用工具，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典型样本。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新时期红学以拨乱反正的历史反思开始，并非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被动响应，实则亦是红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现在看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刘梦溪《红学三十年》及其由此引发的激烈争鸣为代表的红学反思[3]，还带有当时极为“主流”的伤痕心态或特定的时代语境，学术史视角的反思尚显薄弱，但它毕竟敢于直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敏感的红学话题——批俞运动和评红运动，冲击了红学领域的诸多禁区，代表了红学界挣脱“左”的束缚，走向自由、开放、多元的红学新时代的努力。而思想的解放，正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与改革开放初的红学反思几乎同时，红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从《红楼梦》研究的刊物和社团建设便可见一斑。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979年5月创办了专门的红学期刊——《红楼梦学刊》。该刊大32开本，11个印张，截至2008年底，已出版127辑（最初为季刊，2005年起改为双月刊，1997年特为北京《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加了一期增刊），总字数达三千五百多万字。三十年来作为红学界的当家期刊，《红楼梦学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红楼梦》研究的核心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于1979年5月创办了《红楼梦研究集刊》，总共出刊14辑，至1989年停刊，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红学论文。在学术期刊界拥有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于1978年8月开始以期刊的形式编印专辑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该专辑出至1993年，之后将专辑内容归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辑中。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专业期刊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各大学学报的文史哲版，也刊发了大量的红学论文，进一步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影响。
刊物之外便是红学同人的社团建设：1980年夏，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第一个群众性的红学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宣告成立，学会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茅盾、王昆仑为名誉会长，吴组缃、冯其庸、张庆善先后担任会长。中国红学会团结了一大批老中青《红楼梦》研究者，为新时期的红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辽宁、上海、黑龙江、贵州、江苏、山西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分会，贵州省红学会还创办了《红楼》杂志。在中国红学会的努力下，1980年以来，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中国哈尔滨、扬州、北京、大同，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了七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济南、上海、南京、贵阳、芜湖、莱阳召开了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其他如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全国红楼文化艺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红楼梦》与翻译学术研讨会、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红学大会等亦多次成功举办，各省红学会的《红楼梦》研讨会为数更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与《红楼梦》相关的课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有些学位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高校教师及研究生日益成为红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以及学科的传承和创新。
二、文献研究的空前繁荣
文献研究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工程，就《红楼梦》而言，由于作者问题悬案猬集，版本众多，成书过程复杂，加之脂砚斋评点、后四十回续书等，其复杂性、多样性，又远非一般古典小说可比。就其大者而言，红学的文献研究至少包括作者研究（即通常所说的“曹学”）和版本研究两大板块。作者研究又可分为作者生平研究、家世研究以及著作权研究等几个方面。版本研究则涵盖钞本研究和刻本研究两大分支，成书过程研究、佚稿研究（探佚学）、脂砚斋研究（脂学）等研究热点皆可划归钞本研究的范围，而文献资料的整理[4]则是上述两大板块研究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其研究成果及时得以梳理、传播的主要渠道。
胡适发表于20世纪初的《红楼梦考证》对《红楼梦》的“著者”与“本子”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开辟了现代红学文献研究的新时代。近九十年来，红学的文献研究名家辈出，1978年以来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文献资料整理三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一）作者生平家世研究
本时期作者研究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曹雪芹的生卒年研究。关于曹雪芹的卒年，自胡适和周汝昌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提出“壬午说”“癸未说”之后，壬午、癸未之争就一直难分高下，1962年至1964年，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讨论就有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陈毓罴等多位专家参与论战。本期因为80年代末“曹雪芹书箧”的发现而引发了“壬午说”“癸未说”的新一轮讨论，冯其庸、潘重规等或主“癸未”或倡“壬午”，都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梅节、徐恭时则在前两说之外，重申胡适1922年提出的“甲申说”，一时间出现了三说鼎立的局面。[5]90年代初，朱淡文、季稚跃、崔川荣等人又就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争鸣。[6]而最新的争论则是蔡义江、沈治钧2004年至2006年关于生卒年问题的商榷。[7]冯其庸在2006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又发表《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一文。这三次讨论都有力地推动了曹雪芹卒年研究。与此同时，曹雪芹之生年研究在本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有影响的论文有张锦池《曹雪芹生年考论》、张书才《曹雪芹生父新考》、沈治钧《曹雪芹年寿辨》等。但同时也出现了周汝昌、崔川荣、霍国玲等将贾宝玉生日等同于曹雪芹生日的观点，这一建立在“曹、贾互证”基础上的论证方式显然值得商榷。
与曹雪芹生平研究相关的文物研究也是本期作者研究的一个热点。诸如陆厚信所绘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8]、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9]、周汝昌所续“曹雪芹佚诗”问题[10]、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真伪问题[11]、明刊《书史纪原》之“雪芹校字”问题[12]、清人陈坦园钞本《榕荫堂丛书》之“曹雪芹诗词”的真伪问题[13]、曹雪芹墓石的真伪问题[14]等，都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并成为当时的媒体焦点。另外，1999年，张书才撰文指出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今蒜市口16号院，即今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系曹雪芹回京后的第一处住宅[15]，这一曹雪芹旧居的新发现得到红学家的广泛认同，并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反响。
曹雪芹家世研究在曹雪芹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时期的家世研究堪称整个红学论争中最为激烈的领域。
曾被称为红学“三大死结”之一的曹雪芹生父问题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争论焦点仍然是曹雪芹究竟是曹之子还是曹颙之遗腹子，也有学者试图以脂批证明曹雪芹并非遗腹子，另有人指出曹雪芹父亲就是周汝昌推证出的曹寅之弟曹宣。近几年更为学界关注的是曹寅第二子曹颜，他是否是曹寅《闻珍儿殇》诗中的“珍儿”，是否就是曹雪芹生父，此问题似有越辩越明的趋势，读者期待着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雪芹生父之谜的破解。[16]
与上述问题相比，本时期家世研究的焦点显然是曹雪芹的祖籍问题。发端于民国时期，绵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丰润说”“辽阳说”之争，70年代末至90年代渐趋白热化，成为红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冯其庸发表于1978年的重要论文《曹雪芹家世新考——〈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析（一）》是新一轮祖籍研究的开始，随后出版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则是本时期全面研究曹雪芹家世问题的代表著作。冯其庸等力主“辽阳说”，周汝昌、王畅、刘润为、杨向奎等则主张“丰润说”，双方论战的文字恐不下百万字。90年代末，李奉佐又提出了“铁岭说”。此说遭到了邱华东、邹玉义、王洪胜等人的辩驳，而《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则是辽阳而非铁岭的“权威性证据”。客观地说，就目前而言，“辽阳说”得到了更多直接材料的支持，是祖籍三说中可信度最高的。祖籍之争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曹雪芹祖籍追溯至曹雪芹的祖辈（曹寅或其兄弟）的籍贯“即已完成任务”，而70年代末以来的“曹雪芹祖籍”之争，显然已扩大化为“曹锡远祖籍之争”。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在新时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吴新雷、黄进德合著的《曹雪芹江南家世考》《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皮述民的《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周汝昌、严中合著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以及冯其庸、赵冈、徐恭时等人的论文都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异常热闹的同时，曹雪芹的著作权在本期也三次面临严峻的挑战。70年代末，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等系列论文引发了《红楼梦》作者问题的大讨论。1990年赵国栋发表《〈红楼梦〉作者新考》，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寅之子脂砚斋而不是曹雪芹，此文再次引起激烈的论辩。1994年，刘润为在“丰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惟有这个曹渊可能具备创作《红楼梦》原始本的充足条件”[17]。但就目前而言，作者非曹雪芹的假说显然都缺乏坚实的文献材料支持。
（二）版本研究
生平家世研究旨在知人论世，版本研究则是文本研究的基础。《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为了准确地把握它，就必须通过版本研究“把后人增添、填补或改窜的文字与它的原作区分开来”[18]，所以版本研究对《红楼梦》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就版本的复杂繁多而言，《红楼梦》确实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之最，已发现的钞本就达16种之多（截至2006年卞藏本的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始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他所提出的“脂前程后”及“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的命题，以及对甲戌本和庚辰本的重视，开创了《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基本格局。随着甲戌、庚辰等影印本的问世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甲辰本、杨藏本、蒙府本、列藏本等钞本的相继发现，《红楼梦》版本研究在相对疏离了政治影响的学术环境之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王佩璋、范宁、吴恩裕、冯其庸、张爱玲、赵冈、陈庆浩、潘重规、胡文彬等都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断，尤其是吴恩裕、冯其庸对己卯本系怡王府本的论断，向被视为《红楼梦》钞本研究方面的一大突破。该期版本研究所涉版本包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甲辰本、杨藏本、靖藏本、列藏本、郑藏本、舒序本等。新时期三十年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走向综合性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迄今为止现代红学史上版本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
新时期《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冯其庸发表于1978年的《论庚辰本》。该书关于庚辰本与己卯本关系的讨论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冯氏1980年对甲戌本“凡例”的研究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此后问世的《红楼梦版本小考》（魏绍昌，1982）、《论石头记庚辰本》（应必诚，1983）、《列藏本石头记管窥》（胡文彬，1987）、《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王毓林，1987）、《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郑庆山，1992）、《石头记脂本研究》（冯其庸，1998）、《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郑庆山，2002）、《红楼梦版本探微》（刘世德，2003）、《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曹立波，2004）、《红楼梦版本论》（林冠夫，2006）、《红楼梦版本辨源》（杨传镛，2007）都是专门探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其他散见于个人专著、文集及相关杂志的版本研究专论更是数量庞大，其中蔡义江、刘梦溪、朱淡文、陈熙中、杜春耕、孙逊、王蒙、季稚跃、邓遂夫、沈治钧等均发表了重要见解。而海外的赵冈、潘重规、陈庆浩、周策纵、梅节、王三庆、刘广定、那宗训等，也都参与了该期的版本讨论，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不仅是著作之富，本期版本研究的范围之广也超越了以往，现有的各种钞本（包括2000年发现的北师大本、2006年拍出的卞藏本）及程甲本之后的重要刻本都受到了相应的重视。研究者虽各有侧重，但版本源流问题即各钞本之间、各钞本与程刻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本期版本研究的焦点。而传统的版本问题，诸如甲戌本是否海内最早的钞本、甲戌本“凡例”问题、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问题、庚辰本是否现存《红楼梦》乾隆钞本中最好的一种、早期钞本第六十四回与六十七回之真伪问题等，仍是讨论的重点[19]。这一点单从论著论文的数量就可清楚地看出。客观地说，在上述所有《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关键问题上，本期都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展，其中既有对前此一些结论的进一步辩证或确认，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假想或推测。但由于《红楼梦》版本的极端复杂性，加上材料的局限，一些难点、疑点依然存在，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本期版本研究方面引人注目的争论出现于1995年。围绕着欧阳健对脂本早期钞本及脂砚斋的全面质疑，红学界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论争。参与论辩的学者之多、论辩文字数量之大、社会舆论反响之强，都是红学史上罕见的。欧阳健对脂本脂批及相关材料的“辩伪”承香港李知其而来并有进一步扩充，目前看来，欧阳健“程前脂后”的新说是难以成立的，论证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够严谨之处，但质疑的发生也从反面证明了《红楼梦》版本研究尤其是脂程关系的复杂性。
本时期在版本的发掘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收获，并且都引发了版本研究的新的热潮。2000年，北师大八十回钞本的发现引起了红学界和媒体的高度重视，冯其庸、周汝昌、张俊、曹立波、邓遂夫等都撰文参与了讨论，并对其版本价值与校勘价值做出了基本的评估。2006年，卞藏本的发现及其影印本的出版堪称红学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冯其庸、刘世德、蔡义江、刘广定、林冠夫、杜春耕、任晓辉和藏主卞亦文等撰文就其版本特征、版本源流、版本异文、版本收藏情况等问题做了讨论，相信讨论还会进一步深入下去。近年的版本研究还涉及了“戬本”“籀红室藏本”等一直未受重视的本子。[20]
在既有的版本源流问题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致力于为《红楼梦》描绘一幅清晰的版本流变图——实际上有些学者已经在自己的论文论著中发表了自己的构想，如冯其庸、刘世德、林冠夫、郑庆山、蔡义江、梅节等。近几年，红学界开始发出质疑的声音，认为“以本子为单位”的考证方法正面临着各种危机，由于《红楼梦》版本考证在材料上的严重局限，现在就为《红楼梦》版本描绘源流为时尚早。而向被忽视的张爱玲所倡导的识小辨伪的版本研究或许更能捕捉到《红楼梦》各版本之关系的真相。质疑者还指出，张爱玲所主张的“不能因某回某处年代早晚判断各本的早晚”，实际上已在近几年的版本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21]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在本期没有形成特别的热点，对后四十回的评价重点也不在艺术价值的评定上，研究者关注的是续书的作者问题，高鹗续书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冯其庸、蔡义江、刘世德等俱认为“高鹗续书说”就已有材料看证据不足，蔡义江评注的《增评校注红楼梦（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07）作者署名标为“曹雪芹原著 佚名氏续作 程伟元、高鹗订补”，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校注本第3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作者署名标为“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这足以表明他们立场的鲜明。与后四十回相关的《红楼梦》诸续书[22]的研究一向被忽视，在本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和林依璇的《无才可补天：红楼梦续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以其扎实的资料功夫和实证方法受到学界的好评。
（三）成书过程研究
成书过程是研究《红楼梦》无法绕过的问题，“可以说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基础，或者说应该把它当作出发点”[23]。成书问题既包括小说第一回所说的“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具体创作过程，也包括脂砚斋等人的整理评批及小说的钞本流传直至刊刻行世，因此它是红学中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课题，涉及红学的诸多方面，比如作家生平、创作素材来源、版本的传承流变、脂批、后四十回续书等。
成书问题作为红学的专门话题始自脂砚斋。裕瑞的《枣窗闲笔》记录了曹雪芹五次删改《风月宝鉴》的旧闻，并提出后四十回非曹雪芹笔墨。新红学时期，成书研究尚未发展成独立的学术课题，但胡适的版本研究已“较为切近地触及了成书问题”，俞平伯对秦可卿之死的推测，更成为“探讨曹雪芹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早的实绩，也是通过文本考证解决成书问题的一个精彩的范例”[24]。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读〈红楼梦〉随笔》中亦有数篇文章正面谈及成书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范宁、胡适、梁宗之、俞平伯、赵齐平都发表了关于成书问题的文章，赵齐平的长文《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则是“大陆第一篇真正将成书问题作为独立的学术专题提出并加以集中讨论的文章”[25]。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陈庆浩、张寿平、严冬阳、潘重规、冯广隶、伊藤漱平、赵冈、皮述民等也都撰文讨论成书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书研究发展成了一个相当独立的学术课题，并形成了“一稿多改”说和“二书合并”（二书合成）说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70年代后期，张爱玲、戴不凡、吴世昌、周绍良、刘梦溪、王利器、陈庆浩等发表了有关成书问题的有分量的论文，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指出了庚辰本情节文字上的诸多矛盾，对成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80年代讨论成书的文章剧增，“一稿多改”说和“二书合并”说的论辩渐趋深入，刘梦溪、彭昆仑、李梦生、朱淡文、林冠夫、梅节等各抒己见。90年代出现了成书研究的一个高潮，观点上虽然仍是上述两说的对垒，但论文数量大大超过十年前。陈庆浩、刘世德、丁维忠、胡文彬、沈治钧进一步完善“一稿多改”说，巩固了该说的主流地位；薛瑞生、杜春耕的多篇文章则使“二书合并”说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几与“一稿多改”说成对峙之势。刘上生亦在其专著《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中以近四万字的篇幅（见该书第六章）阐述了自己的“二书合成”论。但总的来说，两说都还有不成熟的一面，而客观、系统、翔实、深入的微观论证仍嫌不足。2000年以来，《红楼梦》成书研究又有了令人欣喜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孙永旭曾出版专著《曹雪芹的早期传奇创作》，指出曹雪芹最初创作的是传奇《红楼梦》而非小说，本期另有两部有影响的专论成书的著作问世。沈治钧的《红楼梦成书研究》，第一次将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文本研究融为一体，通过对作者、版本、全书结构、时空设置、情节人物、文献史料的综合辨析，系统、全面、深入地论证了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一稿多改”的创作过程，足以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书课题研究的新高度。沈著还注意到了后四十回的成书问题，但因篇幅所限未予讨论。蔡义江的《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各种说法“都应属分析、揣测、推断或者说假设性的，因为材料太少，无法证实”[26]。从一般的归类来说，蔡作亦应属“一稿多改”说，但该书反对求之过深，反对将成书过程的推测分析坐实。蔡义江没有局限于“一稿多改”说而是结合作者生平、脂批、早期钞本及后四十回续书加以条分缕析，全面地阐述了包括后四十回在内的诸多成书问题。除此之外，蔡、沈还发表了多篇讨论《红楼梦》成书问题的专文。[27]杜春耕的《从〈风月宝鉴〉是演变不出一部〈石头记〉来的》[28]重申“二书合并”的观点，“即《红楼梦》是由原本《石头记》与原本《风月宝鉴》二书经过曹雪芹二次创作而成”，该文同时对“《红楼梦》是由《石头记》插入部分《风月宝鉴》故事演变而成”的观点提出异议。杜春耕的另一篇文章《杨继振旧藏〈红楼梦稿〉告诉了人们什么？》[29]通过对梦稿本的研究，得出了贾政放学差的故事系后来所加，后四十回的原作者不是高鹗、八十回后存在曹雪芹文笔等结论，并对《红楼梦稿》、程甲本、程乙本的成书过程提出了新的假设。杜春耕还试图通过对《红楼梦》诸多早期钞本中略有出入的正文与批语的考察，探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并进而对探佚学的若干说法提出了质疑。[30]马瑞芳的《红楼梦成书过程推测》[31]把成书问题称为红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并就成书过程作出新的推测，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明义所见《红楼梦》和雪芹旧作《风月宝鉴》的基础上经十年披阅、五次增删写成的，而脂砚斋的初评则从四次增删开始。论文还结合脂评提供的线索，对五次增删的处理方法做了全面的探讨。同时，一些版本研究的论文也提出了与成书有关的重要推论，比如刘世德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就通过对吴晓铃旧藏的“戬谷手钞本”（亦称“戬宜之手钞本”）的版本特征的探讨，令人信服地指出“就《红楼梦》全书而言，程伟元、高鹗二人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换言之，《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一位无名氏，他的时代在曹雪芹之后，在程伟元、高鹗之前”。
（四）佚稿研究
探佚指“探讨八十回后原著佚稿的内容”，包括“八十回后佚稿主要故事情节的进展，主要人物命运的结局，以及如此进展和结局在思想内涵和艺术美学上的意义[32]。探佚的起源并不算迟，至少可以上溯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但成为炙手可热的专门话题并迅速壮大为红学的一大分支则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事。周汝昌1981年为梁归智《石头记探佚》所写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了“探佚学”的概念，陈维昭《红学通史》则将探佚学称为“佚稿研究”。
可以说，探佚的兴起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脂砚斋研究紧密相关。[33]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探讨后四十回作者时就已注意到佚稿问题，1928年胡适再次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34]。1933年胡适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中又一次对佚稿做了新的推断。俞平伯《红楼梦辨》列专章讨论了原本回数、宝黛结局等重要问题。探佚研究在胡、俞两位新红学代表人物的红学研究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但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冯其庸认为嘉庆、咸丰、光绪时期的一些记载“说明对于《红楼梦》的后部情节、人物结局早为人们所关注，且有所记述，这也可以说是《红楼》探佚之肇始”[35]。梁归智的《红楼疑案：红楼梦探佚琐话》把胡、俞及周汝昌的探佚工作称为“探佚的原始研究”，“是探佚的童年时段”[36]。
伴随着众多钞本的相继发现及靖本批语的流传，1949年至1978年，探佚问题再次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俞平伯修订《红楼梦辨》时就以版本互校为依据对自己此前的探佚结论做了很大的修正，涉及全书的回数、主要人物的结局等重要问题。1954年的《读〈红楼梦〉随笔》再次就全书的回数问题进行了论证。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周策纵、赵冈、陈钟毅、朱彤等均发表过与探佚有关的文字。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更在第二章后“补说”了三篇探佚文章，讨论黛玉之死，八十回后之宝钗、湘云的后来及其他。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王熙凤的结局是本期探佚的主要热点之一。
探佚发展的黄金时期显然在改革开放之后，孙逊发表于1979年的论文《红楼梦探佚（一）》[37]标志着新时期探佚研究的开始，其《红楼梦脂评初探》[38]也设专章讨论探佚问题。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39]在诗词曲赋的评注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发表自己的探佚心得，佚稿研究的主要问题均有涉及，其探佚专著《论红楼梦佚稿》[40]对佚稿问题做了更系统、深入的探求，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杨光汉的系列探佚文章“雪芹胸中有共工”（后收入其专著《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红楼探佚红》《红楼疑案：红楼梦探佚琐话》，王湘浩的《红楼梦新探》，周汝昌的《红楼梦的真故事》，丁维忠的《红楼探佚》诸专著的相继问世及大批探佚专题论文的发表，无疑标志着红楼探佚学“趋于全面成熟”[41]。
本期探佚学在方法论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大对称结构论及“影子说”在佚稿研究中的应用，使探佚研究建立起具有浓厚中国特点的“影射机制”，成为“以已知求未知”（由已知的前八十回推论八十回后的情节）的有效工具。但探佚学所追求的绝不应当仅仅是成为整个红学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分支学科。不可否认，新时期的探佚学，已不再局限于对与探佚内容相关的个别问题的零星研究，而迈入了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探佚研究在论证程本后四十回违背前八十回的提示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在勾勒八十回后佚稿的主要情节轮廓方面也做了各种尝试，虽说意见不一，但毕竟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探佚专家一再强调探佚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然而，探佚学与生俱来的主观性特征，使它自始至终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佚稿细节的探索方面。探佚著作很容易写得引人入胜，让人拍案惊奇，但探佚的结果往往难以得到完全的认同。[42]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重印前记》中所说，“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至多只说明“开得出菜单”，而能否摆得成酒席、能否得到食客们认可，那却是另外一回事。
（五）脂砚斋研究
1928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发表，标志着《红楼梦》研究“已进展到重视脂本并重视运用脂评的时代了”[43]。自此以后，脂评成为《红楼梦》作者生平家世研究、版本研究、探佚研究、成书研究、后四十回研究等领域必不可少的材料[44]，有的学者甚至视之为仅次于《红楼梦》正文的最重要的红学资料。更有学者甚至倡议建立红学的四分支之一的“脂学”[45]。
总结胡适以来的脂砚斋研究，大致不脱以下几个路径：推究考证评批者身份；脂批整理及综合性研究；探讨脂批的美学价值及其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在1978年以前，探究批者尤其是脂砚斋、畸笏叟的身份显然是脂批研究的重中之重。胡适曾推断“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46]。靖本批语面世以后，周汝昌放弃了脂砚斋与畸笏叟乃是同一人的推论，并做出了“脂砚斋即史湘云”的颇有争议的推断。此外，俞平伯、王佩璋、赵冈、高阳、刘广定等也都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其中赵冈关于畸笏叟即曹、脂砚斋乃曹颙遗腹子的观点对1978年以后的脂批作者身份的考订影响甚大。[47]
进入新时期，脂批作者的身份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戴不凡认为畸笏叟就是曹，脂砚斋则是曹雪芹的叔父。[48]梅节据靖本批语断定雪芹与脂砚斋晚年关系冷淡。[49]杨光汉认为脂砚斋就是曹的遗腹子曹天祐[50]，丁淦认为脂砚斋应是曹雪芹的姻亲兄弟，且为苏州织造府李家子弟的可能性较大[51]，而畸笏叟可能是脂砚的舅舅[52]。刘梦溪认为“畸笏叟就是曹，也就是曹雪芹的叔父”，“至于脂砚斋具体指的是谁，限于材料不足，不敢妄断”[53]。蔡义江认为畸笏叟名下的脂批对了解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以及有关成书情况的资料价值是最高的，他的长文《畸笏叟考》[54]综合运用相关材料，从多个角度论证“畸笏叟都只能是曹”。就目前情况而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批者为谁”的问题，材料条件尚不具备，但新时期的相关考证，无疑进一步推动了脂砚斋、畸笏叟等批者身份的研究。
俞平伯1921年首先注意到了有正本的批语（当时尚不知脂砚斋之名）并就批者及其与作者之关系做了初步考辨，在脂批资料的整理方面，他编撰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也是开山之作，自此“脂评才开始广泛地为研究者应用，也由此开展了一个新的红学时代”[55]。1972年陈庆浩辑校的《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在香港问世，1987年该书增订本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在红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一玄辑校的《红楼梦脂评校录》[56]汇集了甲戌、己卯、庚辰等八种版本的脂评，郑红枫、郑庆山辑校的《红楼梦脂评辑校》[57]则剔除了包括立松轩批语在内的“已经确认为非脂批的评语”，旨在推出“一部完备的纯脂批的精审校本”（见该书“前言”）。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所编《靖本资料》[58]除汇集与靖本有关的论文、论著节录外，还收录了毛国瑶辑录的《靖应鹍藏钞本〈红楼梦〉批语》及唐松茂的《关于脂靖本〈红楼梦〉批语的校正》，这为靖本批语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编释的《红楼梦批语偏全》[59]则“以辑录《红楼梦》诸早期钞本及旧刻本上最尖锐深刻的评点资料为主要目的；周览从各现存脂砚斋评本到清末诸刻本几乎所有旧批评本（共十六种），以求全备”（见该书“凡例”）。与俞、陈、朱、郑之批语汇编不同的是，《偏全》“在红楼梦批语的大海中加以‘全中取偏’”（见该书“前言”），以“通、奇、深”三个标准“去选拔最有益于读者解释小说本义的批语，在《红楼梦》评林的总量中约达十分之一的精华”（见该书“凡例”）。更值得肯定的是编者在逐回选录各家批语之外，又在书末酌加“对批语的批语”（标为“著者偏按”），以阐发“自己管窥《红楼梦》评点学的微见”（见该书“前言”）。
“最早从审美之维去读《红楼梦》的是脂砚斋”[60]，而对脂评美学价值的探讨也在新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关注的程度还是相关论文论著的数量都大大超越了以前。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王先霈等《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王汝梅等《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等均对脂评的美学价值及其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也对脂评的文艺学和美学价值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估。洪涛的《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专辟第四章“《红楼梦》的特殊读者与《红楼梦》的诠释”讨论脂批问题。洪著重在追溯脂砚斋、畸笏叟等早期批者在《红楼梦》研究中确立其“特殊读者”地位的过程以及脂批与《红楼梦》诠释之间的密切关系，方法论则借鉴了《读者反应批评》之诠释成规、诠释群体、诠释暴力等观念。这应当说是结合西方现代理论探讨脂批问题的有益尝试。
1991年至2003年，欧阳健先后发表了《〈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等一系列论文及《红学辨伪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等著作，标举脂本作伪说、“程前脂后”说，试图证明脂本之伪、脂砚斋与脂批之伪、《枣窗闲笔》及《春柳堂诗稿》等相关材料之伪，结果引发了红学界一场少有的大论战，海内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对欧阳健的观点及论证方式予以批驳。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欧阳健的“辨伪”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所谓“新说”尚无法动摇脂本及脂批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崇高地位。
三、文本研究的多元时代
我们所说的《红楼梦》文本研究是相对于《红楼梦》的文献研究（或曰考证红学、实证红学）及红学史研究而言的，有的学者称为“小说批评派红学”，它涵盖《红楼梦》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研究的诸多领域，比如《红楼梦》的主题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创作方法研究、艺术技巧研究等等，所涉及的批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比如文艺社会学、美学、文化学、叙事学等等。
《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亦可溯源到脂砚斋的评点，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无疑是《红楼梦》文本研究的第一篇典范性作品。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后的近三十年间，实证红学一直占据着红学的主流地位。1954年批俞运动之后，文本研究渐成重心，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与庸俗社会学倾向以及批评方法的单一化，无疑极大地制约了本期文本研究的正常发展。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新方法的引进及美学热、文化热等思潮的兴起，《红楼梦》文本研究迈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时代。
有学者在论及1978年至1987年的红学时曾指出，这十年“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的天下”[61]。如果以这十年间涌现的三十余种红学文本研究专著而言，此说恐确非虚言。1988年至2008年的二十年间，专论或部分涉及《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专著更多达三百余种，至于三十年间所发表的《红楼梦》文本研究的论文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单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新时期的三十年大大超过了前此《红楼梦》文本研究论著、论文的总和。研究成果如此丰硕，无疑是新时期三十年《红楼梦》文本研究空前繁荣的一个明显标志。
新时期《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观念上，具体地说，就是如何看待实证红学与文本研究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对考证红学的质疑在1978年以后的红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这次争论对更加客观地认识红学发展的方向、摆正考证红学与文本研究的关系、进一步优化《红楼梦》研究的格局是有意义的。新时期三十年考证红学的空前繁荣与文本研究的蓬勃发展交相辉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注意到，一些以红学考证著称的学者在《红楼梦》文本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比如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等。曾主张将《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或文学性批评摒于“红学”之外的周汝昌，其《红楼艺术》《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著作也都是从文本研究的角度立论的。冯其庸在1994年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指出“红学需要深化，正是我们今后主要努力的方向……深化研究，主要是指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关于《红楼梦》的时代、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足以使《红楼梦》进入深化研究了”。2002年冯其庸再次强调“目前重提重视文本研究的阅读问题，是很适时的，是很值得提倡的”，“为了‘红学’的发展，‘红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本，还要重视它的社会内涵，不把它局限于家族史的范围内，更要重视它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典型性，这样才能使这部古典名著，全面地发挥出它无穷的耀眼的历史光芒”[62]。冯其庸的看法既是对20世纪末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口号的回应[63]，也蕴含着对红学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进一步思考。毋庸置疑，新时期《红楼梦》文本研究所以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与这种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新时期《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并且在文本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整个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是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完全同步，并与20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相呼应的。而最近三十年《红楼梦》文本研究方法的嬗变，尤与同期的思想、学术、文化思潮紧密相连。1980年前后席卷全国的“美学热”，1982年前后的“文化热”，80年代中后期的叙事学热，90年代以后的现代主义阐释方法热，以及80年代初以来旨在超越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美学的主体性哲学思潮，都对当时的《红楼梦》文本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面所说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的口号，就是红学界对80年代初“文化热”的积极回应，而主体价值学阐释、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信息论美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叙事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创作心理学、比较文学、结构主义、新历史批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互文性、狂欢化、复调理论等诸种批评方法在大量的红学专著与论文中的自觉运用，则使《红楼梦》文本研究在多元并存中进一步走向繁荣。
面对新时期三十年《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众多成果，巨细无遗地全面展示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下面的简要梳理中我们当可窥见本期《红楼梦》文本研究成果的基本面貌。
对《红楼梦》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或社会政治阐释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这也是《红楼梦》的社会学研究摆脱“左”的束缚而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张毕来的《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贾府书声》，冯其庸的《梦边集》及论文《千古文章未尽才》，刘梦溪的《红楼梦新论》，张锦池的《红楼十二论》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性作品。冯其庸作于1999年至2000年间的《论红楼梦思想》又在他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红楼梦》时代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做了精辟分析，并进而证明曹雪芹是一位杰出的、超前的思想家。该书的问世也在事实上证明着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红楼梦》文本研究领域仍然可以大有作为。
《红楼梦》的文艺美学阐释，是本期文本研究方面成果特别丰硕的一个领域。王朝闻的《论凤姐》被认为代表了现实主义美学诠释的转向——即由对阶级分析和反封建主题的强调转为“不急于作政治上的裁决，而是在细致入微的艺术分析的基础上点到即止”[64]。其人物评价虽然仍以典型论为标准，但其立论基础则是对《红楼梦》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尤其是其复杂性的细腻而立体的分析。冯其庸的《解梦集》，李希凡的《说情：红楼意境探幽》《红楼梦艺术世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舒芜的《说梦录》，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胡文彬的《冷眼看红楼》《魂牵梦萦红楼情》，吕启祥的《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王蒙活说红楼梦》《不奴隶，毋宁死？》，苏鸿昌的《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周汝昌的《红楼小讲》，刘再复的《红楼梦悟》，林冠夫的《红楼梦纵横谈》，周思源的《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应必诚的《红学何为》，段启明的《红楼梦艺术论》，张锦池的《红楼梦考论》，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红楼梦的艺术创新》，杜景华的《红楼梦艺术管窥》，张庆善、刘永良的《漫说红楼》，丁维忠的《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沉思》，等等，俱是优秀之作。傅继馥、刘敬圻、石昌渝等也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上述著作的作者在今天算来除个别先生仙逝外，大多已年逾古稀，他们所论及的既有《红楼梦》的典型形象与悲剧性质、主题多义性等问题，又涉及了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审美理想、审美构成、诗学思想等，在诸多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论断。80年代以来思潮纷至，方法翻新，他们对研究事业依然那么执着，论文不时见于杂志报纸，这是新时期红学得以持续繁荣的重要保证。本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生力军是一大批积极进取的中青年研究者，他们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对新思潮和新方法的敏感与接受使得他们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佳作辈出，新论迭现，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著与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热”之后大量出现，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红楼文化”的概念，并对“红楼梦文化”的内涵做了清晰的界定。[65]本期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对通常所说的文化的三个层次——精神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物质文化形态——均有广泛的涉及，而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形态的探讨及以哲学观念、宗教观念、民族文化心理为重点。张毕来的《红楼佛影》、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研究》、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梁归智的《禅在红楼第几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俞晓红的《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都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解读《红楼梦》的力作。张毕来的《贾府书声》，邓云乡的《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陈诏的《红楼梦小考》是探讨《红楼梦》制度文化的代表性作品。物质形态的红楼文化研究更是包罗万象，举凡饮食、建筑、医药、养生、法事、工艺、服饰、旅游、绘画、游戏、戏曲、园林等皆有专门著作问世，比如陈存仁、宋淇《红楼梦人物医事考》，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等等。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全面地论述了《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二十个题目，堪称红楼文化的综合研究。
运用心理批评、神话批评的方法解读《红楼梦》可以说是《红楼梦》研究新方法实践的一个成绩比较突出的方面。杜景华的《红楼梦的心理世界》、刘上生的《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王佩琴的《〈红楼梦〉梦幻世界解析》、裔锦声的《红楼梦：爱的寓言》、刘梦溪的《情问红楼：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等都是系统而有影响的论著。此外，新时期还出现了大批能够娴熟地运用心理批评、神话批评方法的有创见的论文，如吕启祥《艺术的开拓与酒及梦之关系——谈谈〈红楼梦〉的生活容量》、陈炳良《〈红楼梦〉中的神话和心理》、朱淡文《〈红楼梦〉神话论源》、余国藩《虚构的石头与石头的虚构——论〈红楼梦〉的语言对应性及宗教象征系统》、何炳棣《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傅道彬《石头的言说——〈红楼梦〉象征世界的原型批评》、李庆信《〈红楼梦〉象征形态论》、梅新林《〈红楼梦〉——作为寓言文本的解读》等等。
20世纪中后期的叙事学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小说研究的面貌，也催生了一大批用叙事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和论文。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罗书华的《红楼梦伴读：悠远的生命叙述》、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都是有影响的系统专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都有别具匠心的解读。马力的《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宋淇的《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孟昭连的《〈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王靖宇的《〈红楼梦〉反复描述的技巧》、陈维昭的《〈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王平的《〈红楼梦〉的角色模式与叙事逻辑》、蔡义江的《“石头”撰记——从通灵宝玉和神瑛侍者说开去》、梅新林《〈红楼梦〉“契约”叙事论》等论文也都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做了深入的探讨。
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在新时期三十年有了极大的拓展，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跨文化研究方面。影响研究方面受关注较多的古代、近代作品是《金瓶梅》《林兰香》《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以及《西厢记》、《牡丹亭》、《再生缘》、李贺诗、白居易诗等，其中单是比较研究《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专著就有数种之多[66]。张俊、徐朔方、沈天佑、蔡国梁、应必诚、徐扶明、孙逊、陈诏、徐君慧、冯子礼、吕启祥、刘梦溪、张锦池、陈益源、沈治钧、饶道庆等都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或论文。至于《红楼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较受关注的是张爱玲、白先勇、金庸等作家。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杨义的《〈红楼梦〉与五四小说》、王兆胜的《〈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均是有代表性的论文。跨文化研究方面所涉及的外国文学作品较改革开放之前更加广泛，举凡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复活》、美国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捷克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生活在别处》等都成了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张洪波的《〈红楼梦〉的现代阐释：以“事体情理”观为核心》则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红楼梦》的核心观念之一——“事体情理”说，揭示了这一观念所蕴含的浓厚的中国特色及深远的现代诗学意义。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在新时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2002年曾在大连召开《红楼梦》与翻译学术研讨会，同年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将会议论文结集为《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在红学界和翻译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红楼梦》的英译本，尤其是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无疑是翻译研究方面的热点和重点，相关论文颇多，洪涛有关《红楼梦》英译特别是关于霍克斯译本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67]冯庆华主编的《红楼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也以杨译和霍译为研究对象，从“书名与章回目录的翻译”“语义修辞的翻译”“红楼梦文化的翻译”等十五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红楼梦》的英译问题。
近年来，新方法的运用在《红楼梦》文本研究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上面提及的几个方面之外，符号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互文性理论等也日益受到红学界的重视，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薛海燕《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就分别是以接受美学、符号学阐释《红楼梦》的有益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新方法的综合运用正日益成为红学界的共识，比如饶道庆的《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增订本）》就综合运用了心理批评、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主体价值阐释等多种批评方法，由多元走向综合，应当说是运用新方法解读《红楼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红学学术史研究的自觉时代
学术史以前人的研究为研究对象，可谓之研究的研究。它是学术的积累，更是学术传承的重要链环。中国向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传统，进入20世纪，又先后于“五四”前后至30年代、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两次学术史研究高潮，而《红楼梦》研究史无疑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从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算起，《红楼梦》研究（或曰红学）已有了两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进入现代红学的新阶段也已近百年。二百多年来，许多学者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证、评论和研究，评论著作数量很大，而收集整理它们，从学术史的角度科学地总结红学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的红学学术史研究便应运而生了。
早在新红学的初始阶段，胡适就开始了对红学研究的反思。[68]20世纪30年代，阿英《红楼梦书话》、白衣番《红楼梦问题总检讨》，40年代杨夷《红学重提》、习之《红学之派别》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对红学史进行总体评述。虽然他们的材料占有尚有欠缺，但已表现出明确的红学学术史意识。50年代李希凡、蓝翎的一系列文章对脂批、王国维、俞平伯、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做了意识形态化的评价。海外红学家潘重规的20世纪60年代的“红学五十年”演讲及70年代的《红学六十年》，其宗旨虽只在表达对近五六十年《红楼梦》文献研究的看法，但客观上也起了总结红学史的作用。70年代初，香港宋淇的《新红学的发展方向》及美国学者陈炳良的《近代的红学述评》也是红学史评析的重要成果。
70年代中期海外学者余英时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则对新时期红学领域的历史反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刘梦溪《红学三十年》为代表的“红学三十年论争”，因周汝昌《什么是红学》的“红学”界定而引发的争鸣，俞平伯《乐知儿语说红楼》所表达的晚年红学反思，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对余英时“红学革命”论的回应。此后不断有红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问世，所探讨的红学史问题也日趋多元化。而周汝昌1995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又一次引起激烈的争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月开辟百年红学专栏，五年间刊发红学论文124篇，其中红学史论文占了相当比例，2007年12月结集出版的《红学百年》辑录有关“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的论文13篇。另外，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如《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及论文集的红学史研究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张庆善的《百年红学的启示》[69]，沈治钧对陈寅恪、吴宓等相关红学史事的钩沉述评[70]，孙伟科的《红学中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评析》[71]，段江丽、罗朝晖关于“1949年之前红学研究”的系列论文[72]等都是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论文。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新时期的三十年，正是红学学术史研究在繁荣中走向自觉的时代。相信随着《红楼梦》研究的不断推进，还会有更多的红学史论文问世。
本时期红学学术史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红学史专著的大量涌现。以专著的形式作红学史专论始于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1980）及《红楼研究小史续稿》（1981），此后陆续有多种红学史专著问世，较有影响的有下列诸种：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其新版更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稍有补订），冯其庸《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杨乃济《马二红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胡邦炜《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杜景华《红学风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胡适与红学》（中国书店，2006），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郭玉雯《红楼梦学：从脂砚斋到张爱玲》（台北里仁书局，2004），梁归智《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吴盈静《清代台湾红学初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姜其煌《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苗怀明《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郭豫适《拟曹雪芹“答案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朱洪《胡适与〈红楼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白盾等著《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刘云春等编《百年红学：从王国维到刘心武》（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陈文新《红楼梦的现代误读》（齐鲁书社，2008）。
上述红学史著作，尽管体例不一，论述侧重点有异，但都对新时期红学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相信也会为以后的红学史撰述提供宝贵的经验。红学史是对红学研究的总结，红学史研究的丰富多彩正印证了新时期三十年红学的繁荣和发展。
此外，黄霖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卷·小说卷》，陈曦钟等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齐裕琨等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学术史专著均设有专章或专节讨论红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这些著作虽以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为论述对象，但都对红学史研究表现了相当的关注，对既有红学成果做了不同程度的总结。
就撰述体例的侧重点而言，1978年以来的红学史著作可以分为以红学分期为本位、以红学人物为本位、以红学流派为本位、以红学方法论为本位和以国别为本位五个大类。应当指出的是，近几年来，一些红学研究者开始把已有红学史著作的成败得失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陈维昭《红学通史》第三编第十章第三节“红学史专论”曾就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红学史稿》、陈自著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杜景华《红学风雨》、孙玉明《红学：1954》、冯其庸《曹学叙论》、欧阳健等著《红学百年风云录》发表了评论，但重点在于撰述体例问题，并未就相关问题做更充分的展开，所涉论著数量亦有限。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第一章“导论”对“前贤讨论红学史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做了全面的探讨，应是迄今为止对红学史著作很有分量的批评。洪涛试图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这传统史学“三大体”对此前红学史著作进行归类，并详述各种撰述方法的优长与“盲点”，颇具启发意义。
（《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2辑）
[1] 一般观点认为现代红学开始于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而陈维昭《红学通史》力主现代红学应以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为起点。张庆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百年红学〉代序》亦持此种看法。
[2] 鉴于海外红学与中国红学三十年的良性互动已成常态，硬性切割必然会对解读中国红学的发展状况造成损害，故本文将三十年来的海外红学一并纳入考察范围。
[3] 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362页。
[4] 新时期的《红楼梦》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该期的红学研究提供了切实的资料基础。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9—464页对1978—2003年的《红楼梦》文献资料整理做了详细的论列，可供参考。2004—2008年，又有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整理成果问世，版本校注整理方面有《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冯其庸评批，有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版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八十回石头记：红楼梦》（周汝昌精校本，海燕出版社2004版）、《百家汇评本红楼梦》（陈文新、王炜辑评，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版）、《增评校注红楼梦（修订版）》（蔡义江评注，作家出版社2007版）、《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3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等；研究资料方面有《清代有关曹雪芹红楼梦资料七种》（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据古籍刊印社底本影印）、《红楼梦资料汇编》（一粟编，中华书局，2005年重印）、《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宋广波编校注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版）、《靖本资料》（红学论争专题资料库第一辑，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编著，上海石言居自印，2005版）、《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版）》（吕启祥、林东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红楼梦脂评辑校》（郑红枫、郑庆山辑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版）、《楝亭集笺注》（胡绍棠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版）、《曹雪芹文物资料》（红学论争专题资料库第二辑，裴世安、柏秀英编著，上海石言居自印2008版）等。以上所列仅为2004—2008年的一小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举。此外《红楼梦》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比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已基本完成《红楼梦》主要版本的数字化，其中包括影印本15种、排印本8种。
[5] 参见冯其庸《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关于曹雪芹的书箧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l辑）、梅挺秀《曹雪芹卒年新考》（《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等论文。
[6] 参见朱淡文《鹿车荷锸刘伶——关于曹雪芹墓石》（《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辑）、崔川荣《曹雪芹卒年被怀疑的原因——辩“前数月伊子殇”》（《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辑）等论文。
[7] 参见蔡义江《挽诗中说年寿能否举成数？——与沈治钧先生讨论曹雪芹享年》（《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辑）、沈治钧《挽诗中说年寿可以举成数——向蔡义江先生请教曹雪芹享年》（《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5辑）、沈治钧《曹雪芹卒年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
[8] 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9页。
[9] 参见任晓辉、辛欣《〈废艺斋集稿〉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
[10] 同上书，第349—354页。
[11] 参见孙玉明《香山“曹雪芹故居”真假之争》的综述，《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另当期学刊为北京曹雪芹纪念馆专辑，有多篇文章可供参考。
[12] 参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第668页。
[13] 同上书，第669页。
[14] 同上书，第672—673页。
[15] 参见张书才《雪芹旧居何在 京华崇文门外》，《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
[16] 张书才2008年通过对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曹寅“闻珍儿殇”诗及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综合考辨，指出曹雪芹的生父乃曹寅长子曹颜（乳名珍儿），曹雪芹乃曹颜之遗腹子（《曹雪芹生父新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张书才之前，周汝昌、赵冈、吴新雷、胡文彬、冯其庸均就曹寅是否得孙、此孙是否即曹雪芹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参见张书才《曹雪芹生父新考》注（31）。其他如曹寅是否曾为康熙伴读、曹寅的交游与著作、曹雪芹与曹天佑究竟是什么关系、曹获罪究竟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之考辨，也为本期红学之关注点。
[17] 刘润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文汇报》1994年1月8日。
[18] 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 参见段江丽《〈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载《百年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295页。
[20] 参见刘世德《〈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夏薇《“籀红室藏本”和一段旧公案——〈红楼梦〉120回抄本系列研究之一》（《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1辑）。
[21] 参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第738—750页。
[22] 自清代嘉庆元年（1796）的《后红楼梦》（署名逍遥子）始，见于著录的《红楼梦》续书达40余种（见胡文彬《红楼梦续书研究·序》）。
[23] 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4]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6—7页。
[25]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11页。
[26] 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169页。
[27] 蔡义江的《曹雪芹原作为何止于79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根据曹雪芹的叙事习惯证明紧接七十九回（即今八十回）之后的正是迷失的“卫若兰射圃”回，进而就小说后半部缺失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
[28] 见《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辑。
[29] 《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1辑。
[30] 杜春耕：《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考——关于薛宝钗、史湘云、林黛玉的故事》，《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
[31] 《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2辑。
[32] 梁归智：《红楼疑案：红楼梦探佚琐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
[33] 正因为八十回钞本《石头记》系统中存在着八十回后部分“被借阅者迷失”的问题，脂批对八十回后的情节又有多次“点而未明”的模糊提示，而且那些提示本身又常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全书总回目问题，原本回数，宝、黛、钗、凤、湘等主要人物的结局，贾府抄没，情榜等，种种待解之谜吸引了大批试图探索、还原小说本来面目的研究者。梁归智《红楼疑案》亦认为探佚学实际上是以曹学、脂学、版本学为基础的。
[34]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新月》（上海）1928年创刊号（1928.3.10）。
[35] 《万颗珍珠一线穿——读丁维忠〈红楼探佚〉书感》，见丁维忠《红楼探佚——曹雪芹原续后30回是怎样的》之书序，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
[36] 梁归智：《红楼疑案：红楼梦探佚琐话》，第93页。
[37] 孙逊：《红楼梦探佚》，《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38] 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9] 蔡义江：《红楼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后来有多次修订。
[40]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1] 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第756页。
[42] 这里我们认同洪涛对探佚主观性的分析：“不论探佚多么‘科学化’‘有根据’，我们都必须承认探佚涉及想象、推测和臆断。把探佚发挥到极致的话，前八十回就遍布所谓‘伏笔’‘影射’，这样一来，在具体操作上也就令人联想到索隐派的‘文本中处处都是隐语暗号’。”见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页。
[43] 冯其庸：《〈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序》，见陈庆浩编《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44] 见陈庆浩编《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导论，第3页，以及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第1页。
[45] 参见周汝昌等《红楼梦的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46] 见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
[47] 参见《从靖应鹍藏钞本〈红楼梦〉谈红学考证的新问题》，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第26期。
[48] 戴不凡：《畸笏即曹辨——脂批考之一》及《说脂砚斋——脂批考之二》，分别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二辑。
[49] 梅节：《也谈靖本》，《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
[50] 杨光汉：《脂砚斋与畸笏叟考》，《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
[51] 丁淦：《脂砚斋辨》，《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辑。
[52] 丁淦：《畸笏叟辨》，《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4辑。
[53] 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54]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收入2005年漓江出版社《蔡义江解读红楼》时更名为《畸笏叟应是曹雪芹的父亲》。
[55] 冯其庸：《〈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序》。
[56] 齐鲁书社1986年版。
[5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58] 石言居自印，上海，2005年。
[59]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0] 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61]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91页。
[62] 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后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3] 梅新林于1997年首先提出21世纪红学应“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本位，以文化研究为旨归”，“更好地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融为有机的整体”。1999年“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即“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对此学界亦有不同看法，比如陈维昭认为这一口号表达了这一时期红学“走向综合”的态势，“表达了学界对健全、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格局的呼吁”，但“红学史上任何时期的研究格局都只能分为‘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两部分”，而“‘文化研究’事实上是‘文本研究’多元方法中的一种，它并不是‘文本研究’方法之外的另一种方法”。参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第642—643页。
[64] 陈维昭：《红学通史》下册，第479页。
[65] 孙逊：《“红楼文化”论纲》，《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66] 比如沈天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方明光《〈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论稿——魅力十足的语言技巧》等。
[67] 参见《〈红楼梦〉译评与期望规范、解构主义翻译观——以Nibbausday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翻译规范、意识形态论与〈红楼梦〉杨译本的评价问题——兼论〈红楼梦〉译评与套用西方翻译理论的风险》（《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等。
[68]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是在对此前索隐红学的特点、类型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展开考证研究的。
[69] 《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70] 参见《梦中谈梦倍酸辛——陈寅恪七言律诗三首笺议》（《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吴宓红学讲座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71] 《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
[72] 参见《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辑至2008年第5辑，包括《小说批评派的种种主题说：1949年之前“红学”研究之二》等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