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党执政的基础》第十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22-11-16 0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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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进入专栏)  

   中华文明虽然历尽艰辛,终能浩浩荡荡,这托庇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政治。但中国的传统政治不是因陈蹈故、僵化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增宜,毕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也内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之中。进入现代,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既要继承数千年来已经屡试不爽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又要借鉴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思想,既要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己的方向、开辟新的航道,在返本开新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历史巨变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历史变化的根本。确为至理名言。在我们的研究中,商品交换的出现使人们分离为利益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从而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政治的出现不可避免(参见本书第二章、二)。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大发展,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再次让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的运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时期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区别,不是在于商品交换的有无,而是在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简单分述于后。

  

   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被经济学家归结为经济学中的第一公理:个人利得最大化。并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洪流中,人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将焕发出多么大的创造热情、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就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宏大的历史场面,人们带着狂野的致富冲动,在城市乡村,在异国他邦,在旧大洲新大陆,建厂设埠,招工置产,迅速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渐次展开,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价格更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也越来越广大,人们的物质境遇也水涨船高。同时,可不要忘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把人类从冷兵器时代驱入热兵器时代,武器的精准度越来越高,杀伤力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发了每个人的致富冲动,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加普遍化、常态化,它让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再难让其他关系插足[2];它在主张平等交换的同时,并不排除用欺诈、暴力、剥削来获取个人利益;它在强调人权天赋的当口,依然可以用奴役、掠夺、侵略去危害他人的个人权利;它在取得政治上的权利之后,竟然将自己的同盟军拒之于选举的大门之外……只有当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之时,它才会承认对手的权利或利益。不过,人与人对立的普遍化,并非尽是弱势者的悲哀,弱势者在强烈的对抗中,逐渐强大,结束了千年以来封建特权的肆虐,在人们权利的无数次博弈中让民主成为政治现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财富的井喷、对立的普遍与加剧,对人类是福还是祸呢?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给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带来了两次大的危难。

  

   十九世纪中叶,当全付武装的西方文明猛力击打中国的大门时,中华民族的厄运到来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内乱接踵,国家残破,历百余年,始能自立,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先于此,世界各弱小民族早就遭受了西方文明的荼毒,在非洲掠奴,在美洲殖民,在亚洲横行,甚至在自己的发源地-欧洲,也是烽火连天,内斗不断。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挟带着强大的物质武器,纵横四海,吸髓而肥,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时至今日,战争的威胁仍然挥之不去,核战争的阴霾笼罩着越来越大的地域,这对于西方文明,未必是福,对于世界文明,绝对是祸。

  

   有人会说,现代西方文明把人类带入了新的时代,虽然手段过于血腥,结果还是不错的。真是这样吗?我们的第二个大危难正要从这里说起。

  

   市场经济让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同时,严重扭曲着人性,人们都成了经济动物,锱铢必较,唯利是图;更不用说因疯狂的逐利心态衍生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走私贩毒;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污染,不只危害我们的身心,还将遗祸后代子孙。与人们的致富冲动相生相伴的,是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及和恶化,兄弟阋墙、父子陌路、夫妇离异、朋友反目,哪一样不是更多地与经济利益牵扯在一起,至于社会范围内存在的亲情冷漠、人情势利、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则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人类在拥有物质丰厚的同时,注定要情感匮乏,人们在满足个人嗜欲的眼下,却漠视他人的苦难,人类将情何以堪?世界怎能不警醒!

  

   诚然,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人类生存的主要依托,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已经把人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视作人性的存在形式,而市场经济的出现,使人们的创造热情贲张,产品更加丰富多彩,需求向更多的方面延伸,物质条件不断地得以改善,生活水平不断地得以提高,这些都是人性的表露及实现。人与人的对立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这是人与人对立的一种形式),使生产率提高,商品价格低廉, 商业服务细致入微;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争鸣(这是人与人对立的另一种形式),使科学技术硕果累累,文学艺术百花竞妍;政治领域人与人的对立(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使贪腐敛手,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但是,即使物质需求是最重要的,是人性的主要表现,也不能侵蚀甚至危害人性的其它方面。亲情,假使不比物欲更重要,至少比它更珍贵;友情,虽然不如物欲来得实惠,却让人内心充满温暖;精神领域的驰骋,肯定超越“宝马”“奔驰”的飚车;情感世界的漫游,不逊于满世界的旅游;心灵的净化,比环境的治污更迫切;道德的回归,应该更值得人们期盼。如何让人性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之间周旋,历来都是人类文明的难题,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个难题更大、更难解。市场经济让物质世界达到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顶峰,同时又让人类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前所未有的荒漠化,人类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很可能毁灭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中。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历史巨变,这正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改变着这段历史,营造了这个时代,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毋宁说,它就是这个难题本身。我们是跟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还是借鉴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实现超越?!

  

   这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几大古老文明-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传承下来,而另一些更古老的文明,如古巴比伦、古埃及等,由于缺乏这种超越,却成了文明的化石。这有点道理。但在我们看来,实现了真正超越的只有中华文明,自此以往,发皇光大,沛然莫之能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虽曾辉煌一时,后来却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尽管在近代又有所复兴;古印度文明不断处于异族的蹂躏之下,虽一息尚存,却柔弱不堪。

  

   “轴心时代”也是一个历史巨变的时期,在西方,城邦林立,相互攻伐,各逞武力,后虽由罗马帝国实现军事上的一统,但精神上、文化上的一统则远所不逮,不久便分崩离析。在中国,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礼崩乐坏,秦始皇以耕战并有四海,但也迅即地殒落了。唯有儒家学说,遵道而行,以民为本,奠定了汉一统的天下,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论是凯撒的罗马帝国还是嬴政的秦帝国(二者几乎同时),都是以穷兵黩武来实现霸业的,二者几无区别。二者的区别在于,以强称霸,在西方是政治的通则,在中国则只是政治的歧出。

  

   “轴心时代”以罗马帝国的称霸而结束,其后虽然使西方文明(在西方人看来,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一脉相承的)撑持了几百年,毕竟无可奈何花落去;秦帝国尽管也属于“轴心时代”的尾声,但却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如此看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我们将再次触及中西方文明最深刻的分歧,在西方,以个人为中心,以人性的放纵为当然,其文明有时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犹似一现之昙花;在中国,以民本为鹄的,以人性善为期许,其文明稳固而长久,有如耐寒之劲柏。西方人以勇武好战为尚,为个人自由而歌,以自我实现为标榜,对人性持放任的态度;中国人深自内敛,躬行自律,追求仁义礼智信,践行温良恭俭让,纯朴民风,陶冶人性,对人性有警醒的自觉。因此,两种文明区别出不同的禀性,西方文明锋芒毕露,放浪自恣,更具扩张力、侵略性,高而见摧,刚而易折;中华文明温润厚重,包容自律,更具坚韧性、持久力,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今天,人类又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上,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的拼搏,把人类带至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则面临深刻的危机,我们是沿着西方文明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还是借重中国卓越的政治智慧,探寻另一条道路,实现新的历史超越。这是中华民族必须作出的抉择。以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文明之厚重,历史之久远,已经为人类文明的长存作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倘若我们在继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参酌世界文明的成功经验,取精用弘、返本开新,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历史超越。

  

   其实,实现历史超越的真正要点,不是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在于政治制度的完善,尽管这些对人类遗惠甚多,必不可少;而是在于,人类首先要超越自我,要实现人性的自我升华,谦抑自律,警戒惕励, 迁恶向善,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然而,这正反映此事之艰难,道德教化,在历史上不时流于形式,甚而走向反面,变成道德说教,成为人性的桎梏。但在中华的历史上,既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可作今天的参证。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欲化倾向更为强烈,如何在人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之间达致有益的平衡,使人性得以全方位的实现,这不仅是当下世界要解决的难题,更是关及人类美好的未来。实现人性的自我升华,看来是必由之路。

  

   二 传统政治的现代元素

  

   以人性为依归,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处,但对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味地迁就放任,而是有收有放,有抑有扬,对人性的这种遵循与规约,体现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各个方面,成就了中华文明之伟大。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在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又要因应这一历史变化,补充现代元素,实现新的超越。以下略举几个方面。

  

以道而言,道是对人性的依循、规约、引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更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创造、获取与享受,这无可厚非,而且,道要极力促成这一过程,使创造更新进,获取更规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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