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夫:索隐派红学的文化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2-11-10 08: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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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夫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派别。作为一个学派,无论是它的学术思想,还是治学路数,都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一些索隐著作中,把《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完整艺术形象撇在一边,而对书中的某些字句或情节做猜谜式的处理,用来牵合比附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然后得出结论:《红楼梦》是写某势家豪族的家事,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等等。

  

   这样的研究,一些人觉得很古怪,甚至荒唐,而另一些人,则仍然兴味饶然不断地去索书中之隐。这个事实,的确也是红学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非议者无论如何非议,索隐者照旧大索其隐,乐此不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学派甚至还颇成一番气候。不仅一般学者写出若干索隐之作,而且连蔡元培这样的一代大师,也在这方面大下功夫,作有《石头记索隐》,成为索隐派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个中必有奥秘。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派,这也是在力求探究《红楼梦》的底蕴。如果,把这个学派思想和方法的形成,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去察看,就不难发现:这个学派的产生,还是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必然。

  

   一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研究者如何对待它,却各不相同。索隐派的做法,尽管人们认为那是把小说看作一道颇难索解的谜,此谓“探赜寻微”,不过是在破打谜底。但索隐者认为,《红楼梦》一书,含蕴深微,“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不求其真,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1]在小说中,作者“为存一代史事,故为穿插”,索隐者却将其“完全证出,成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2],意义何其重大!

  

   索隐者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见解,其中最直接的缘由,自然是小说本身的特点。从小说看,无论是全局构成,还是书中的某些情节和语言,都确实有诸多闪烁含隐之处。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去追究个水落石出。

  

   小说的卷首楔子(或者说,脂砚斋在卷首总批中转述作者自云创作缘起),开宗明义,作者径自宣称,小说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也正是指明这层纲领性的含义。这样,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疑问:这隐去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真事?

  

   这个问题,刘梦溪在《红学》一书中曾做了论述。他引了全书楔子的整段文字后说:“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将真事隐去’,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具有象征意义,那么,‘隐去’的‘真事’究竟是什么?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之想。”

  

   的确是这样。要探究一部作品的含蕴,还能有谁的话比作者的自白更值得注意呢?所以,读者由此而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这段“作者自云”,并不仅仅是孤立地存在于卷首,而那层关于真真假假的意蕴,可以说是贯串全书。在《红楼梦》中,大至总体布局,小至情节人物,都时有透露。如小说既以主要笔墨写都中贾家两府的活动,又不时顺笔带及金陵甄家;既正面着笔写男主角贾宝玉,又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侧面写甄宝玉。这“甄”(真)家“贾”(假)家,若即若离,遥相映照。尤其是太虚幻境牌坊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把全书内容的真真假假,概括得又是明确,又是迷离。

  

   说它明确,这在于它点明了书中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不过是一种假托,而这些假托的人物和故事,又有真人实事的依傍,应该看作是真;但那笔下所及的,即使说是“甄”(真),也仍然是假托。这就无异于告诉读者:书中说的无论是真还是假,它的背后,都还别有一番真情实事存焉。那么,这背后藏隐着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情实事,始终令人感到深微莫测。所以说,这又是迷离的。

  

   这样说来,所谓“将真事隐去”非徒空言,而是大有深意。因此,读者着意去“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就很可理解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书中这些迷离扑朔的话语,本来不算是什么破解不开的哑谜。无论是“作者自云”的“真事”与“假语”,对联所概括的真真假假,还是全书时有所及的“甄”(真)家和“贾”(假)家,都是有线索可循的。如果,从小说艺术的一般规律来说,无非是说明书中的艺术形象与生活素材之间正常而又特殊的联系而已。作为小说艺术大师的曹雪芹,他与古今中外其他大师一样,文思和灵感都是根植于生活现实的土壤之中,当他进入艺术创作的时候,并非一空傍依,而是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作为艺术构思的凭依和起点。拙著《红楼梦纵横谈》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甄士隐与贾雨村”等篇,对此也曾有所说明。总之,从生活素材和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来说,《红楼梦》中的真真假假,究竟指的是什么,本来是不难索解的。

  

   可是,所谓生活素材与艺术形象的关系云云,却是现代小说理论中的问题。在曹雪芹的时代,还没有什么理论著作对这些问题做过明确的阐述。尽管,在中国小说史上,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都时而需要处理从素材到艺术形象关系中的问题,但作者和读者能从理论上明确这些问题,却是很晚近的事。长期以来,读者接触到某一部小说时,往往只能从传统小说的观念来认识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因此,当作者曹雪芹在书中提到一大堆真与假的问题时,读者就不免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猜测。

  

   二

  

   为什么读者从传统的小说观念出发,会对小说做出某些古怪的猜测呢?

  

   因为,传统的观念中,“小说”这个词语所包括的内容,与今人所指的这一文学样式,既有相关的含义,又有很大的差异。《庄子·外物篇》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如果说还仅仅是这个词语的最初出现,那么从桓谭《新论》说的“丛残小语”[3],到班固《汉书·艺文志》,到小说家的一类,著录其书,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4]所谓“小说”的传统观念,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后人遂把名人逸事、随笔、杂俎、掌故,还有相当于今人所指的小说等,都包罗到小说这个门类中去。因此,作者和读者,对于小说都以内容的真实为尚。不过,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现代小说理论中的所谓真实性,而是指作品所写的是否实有其人其事。

  

   中国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传文学为其源头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甚至作者,往往都不能清楚地区别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界。因此,对于小说人物的某些心理描写,有的读者难免诘问:“书中人当时如此这般的思想感觉,作书人怎么知道?”问题问得很幼稚。可是,从古代小说与史传一向纠缠不清的角度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诘问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小说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读者就不免要问个清楚,这是写哪一家、什么人的事?

  

   小说,既然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街谈巷议”,对人事的叙述自与史传有所不同。一部小说作品,即使取材于某个真实人物的活动事迹,但写出来的人物或事件,不免与人事本身有某些出入,有时甚至还出现一些有意的回避或改易。如唐传奇《李娃传》中的荥阳郑生是谁?《昆仑奴传》中的“一品勋臣”指谁?还有《莺莺传》中的张生等,都曾引起人们去求个水落石出的兴趣,甚至还各曾有不少争议。认起真来,这些争议都可以被看作最老资格的索隐。到了明清,《金瓶梅》中的蔡京实际上指的是谁,还有《儒林外史》中的诸多人物,也都各有所指,如杜少卿是小说作者吴敬梓自况,庄绍光指程绵庄,虞博士指吴蒙泉,凤四老爹指甘凤池,牛布衣指朱草衣,马二先生指冯粹中,等等,也都曾有人探究。这些探究,说是这个时代的索隐也未尝不可。这也可以说明,作者在创作中有所隐蔽和回避,论者从中点破其中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一种传统。因此,红学史上出现索隐派,本身不算是新奇的创造,更不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三

  

   红学史上最初的索隐派,着眼点也都是在探索《红楼梦》这部小说究竟是写谁人的家事,只不过是各家的意见不同,有傅恒、金陵张侯、明珠、和坤以及含糊其词的“康熙末某勋贵”等说法。其中,“明珠家事说”流传最广。也许是此说带有“钦定”的性质,乾隆皇帝提到过《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

  

   谒宋于庭文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即乾隆皇帝,庙号高宗)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谓,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这里,“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语,亦有所本,舒敦《批本随园诗话》提到“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之后,道光间张维屏,同治中孙桐生、张祥河等,都取明珠家事说。可见此说流传的状况。

  

   由于人们大都相信《红楼梦》是写某一家的家事,于是,那些“民族斗争”之弦绷得紧的人,遂进而引申出这是“诬蔑我满人”。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述说了明珠家事说后,引了两条资料。其一: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尝语家大人(按即梁章钜)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

  

   另一是:

  

   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

  

   这些说法,都还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着眼的,都是这部小说系写谁家的真事。到徐柳泉,又有了新的发展。

  

   徐柳泉论及此说,见引于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文曰:

  

   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姜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瘦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

  

徐说虽然未尽展开,尚不足以形成一部专述,但他把明珠家事说推而广之,成为《红楼梦》系演一代政事说的滥觞。嗣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现了若干种有影响的索隐专著。如沈瓶庵、王梦阮合著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以及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等等。这诸多的索隐之作,几乎都可以说是徐柳泉路数的继续。蔡元培直截了当宣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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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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