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发展问题的若干分析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5 次 更新时间:2022-11-09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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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现状做了系统的分析。首先,本文对最早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其中的20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的科研成果类型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结果发现占最多数类型的还是中共思想政策类、中共历史类,总数占有62%以上, 这说明从事该专业教学和研究相关教师及研究人员在知识背景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即多数对于中共党的理论政策有一定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大致共通的兴趣。但这也提醒人们:本专业研究人员在把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共思想政策这个大方面时,一定要防止研究的低水平,尤其是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观点,不能简单地诠释党的历史理论和创新理论,更不能把其跟党史、党建学科雷同;其次,本文对于10几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调查汇总,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点的研究方向集中在这么几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本学科研究方向的设置情况很能体现本学科的特色,对于推动本学科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方向设置状况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容易使学术研究与一般性宣传混淆,其二是容易使得研究成果出现雷同;最后,本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取向和知识基础。作者认为其基本研究取向是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学术支撑,为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其知识基础有四个方面: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近代世界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学科  中国化 博士点


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正式确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本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一级学科(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2006年 1月 ,经有关专家评审,最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共确立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②]、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03个(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44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3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25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3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点1个)[③]2011年前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审核了增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13家、一级学科硕士点78家,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在理论上博士点达到了34家、硕士点达到了185家[④]。2012年以来又增加了7家,现共有41家一级学科博士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拥有的博士授权单位数量与整个中国110个一级学科所拥有的相应数字比较,应该说是比较高的(2010年全国法学(法律)一级学科拥有的授权单位才只有12家,到2011年猛然增加了24家,总数达到36家。这个目前国内最热门的社会学科之一所拥有的相应数字基本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持平)。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所占的位置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其现实应用性很强,也因为其师资储备相对雄厚一些。该学科目前所拥有的博士点从理论上来看,约在50家左右、硕士点200家以上,应该说,其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这个学科现在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整合, 学术传统还没有形成,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认真地研究这个学科面临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学科师资知识背景分析


衡量一个学科的发展情况,考察其研究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从事这个学科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如何。一个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专业性强、研究水平高,自然是这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条件。当然,如何界定其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和研究水平的高低,恐怕是个不好简单回答的问题,但身在这个学科的人是应该能够感知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而言,回答这个问题更难。为何这样讲?因为这个学科在关于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方法、规范等很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对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还不明朗,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自然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了。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这个学科设立时整个师资的学术知识背景的差异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关系。要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师资的学术背景的差异,不妨先了解一下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师资的背景情况。


根据有关人员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博士点在2005年正式被批准设立时,其师资的专业背景十分复杂。其中,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带头人中,专业背景为哲学的占50.6%,政治学占10.6%,经济学占9.4%。其他专业(包括历史、法律、管理、教育、文学、心理学等)占8.2%,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各占7.1%,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工类专业各占3.5%;二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中,专业背景为哲学的占26. 1%,其他专业占20.5%,政治学占19.3%,理工类专业占20.5%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占8%,经济学占6.8%,中共党史占5. 7%,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占3.4%[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师资的知识背景到底如何呢?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全面而可靠的资料。本人曾在2010年年初对于首次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20家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除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导师的科研情况作了一点调查[⑥],从这些资料大致可以了解到本专业师资的知识背景情况,至少可以给我们了解这个学科的师资知识背景提供一定的参考。


表1   2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各类科研成果占总数比重(论文)[⑦]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43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博导从1994年1月——2010年1月总数2064篇文章中,占最多数类型的还是中共思想、政策类,占有51.45%,超过一半。中共思想、 政策类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名词,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物的思想,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所实施的各种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或者探索性结果。这也表明,在这个学科界,很多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把中共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中共开创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念视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研究内容或者说是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大家至少是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共识。


居于第二位的是中共历史类成果,占有11.58%。其实,从广义来看,中共思想、政策也是属于中共历史类(过去长期习惯于叫中共党史)的,之所以我作现在这样的划分,主要是考虑到过去的大党史内容包含太多,不容易使人更详细地看清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学科研究成果的具体情况。其实,这一类研究成果与第一类成果类型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差异,它们共同的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


社会发展理论居第三位,占8.72%.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分类统计时注意到,这一类主要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发展问题的,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重合性。这一类成果往往从多个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问题,但中心是探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其运用的知识往往是综合的,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单独归入哪一类学科都不合适,属于应用性研究。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非常注重经世致用。


中国近现代史和学科建设类居于第四位,占4.80%。中国近现代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场域,无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当代史)的了解,都是不行的,因为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你就谈不上真正了解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之所以占有这么高的比例,主要是大家面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学科的设立 ,感觉到问题很多区要在很多问题上开拓思路、形成共识。


除此之外,社会学类也有一定比例。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宏观社会学。至于现在利用社会学的一些原理、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丰富和补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性的需要。


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出,著作类成果类型跟论文类成果类型是基本一致的,中共思想政策类居于第一,占41.34%,中共历史类居第二位,占20.30%,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发展理论居于第三、第四位,分别为7.67%、7.18%,再往后就是经济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分别为5.45%、3.47%、3.22%、1.97%,无法明确归类其他类占有4.46%。


表2 各类型成果占总数比例(著作)


这两个成果类型比例表所显示的结果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在设立之前,相关教师及研究人员在知识背景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即多数对于中共党的理论政策有一定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大致共通的兴趣。,而且,他们关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学术传统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策为中心,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宗旨,  以理论阐述为主要的特点,其在形式上更多与思想史接近。当然,这个成果调查也显示出这个学科研究和教学人员在知识背景上还存在着杂的特点,各种学科的都有,有些人员的成果完全可以列入某些其他的学科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大问题,的确需要研究者和教学人员具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但是这些不同的知识、方法必须要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研究,如果研究者依旧沉浸在这些知识、方法所主要依托的其他学科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的研究必然要延误。同时,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共思想政策这个大方面时,一定要防止研究的低水平,尤其是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观点,不能简单地诠释党的历史理论和创新理论,更不能把其跟党史、党建学科雷同。



二、本学科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情况


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也是一个学科发展具体情况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学科一般研究方向会比较多,设置的课程也会比较多。而且,一般地说,一个成熟的学科在不同的研究地域、单位往往优势研究领域,也就是说,身为这个成熟学科研究机构的一员,一般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当然也肯定有不少是相似甚至相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毕竟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老问题,却是一个新学科,如何确定其研究方向分布的科学性确实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因为,没有科学的研究方向,这个学科就不能抓住前沿问题,就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要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方向,我们也不妨先来看看国内相关博士点关于方面的设置情况:


表3   若干学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研究方向设置情况

从上述表格里面的材料来看,这15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点的研究方向集中在这么几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些研究方向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学科界对于其研究对象、研究的问题在过去长期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也与这个学科先确立是所确定的研究内容有关。毫无疑问,很多申报单位在临时申报的时候,从各种因素考虑,干脆直接从国务院关于设立这个学科的文件中直接确定研究方向,至少这样做不会被人视为离经叛道。事实上,从宏观的内容来看,这样的设置也没有不好的地方,毕竟无论从基本经验、基本规律,还是具体理论形态和历史进程来研究,里面的内容都很多,可供研究的领域很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方向的设置很能体现本学科的特色。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容易使学术研究与一般性宣传混淆。现有的这些方向设置基本沿袭了中央文件的相关概念、文风、思路,这种情况容易使得缺乏一定学术修养和思想境界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陷入到从狭隘的从中央文件到中央文件这样的学习误区中,这样的结果无论是深化其思想水平还是开阔其知识视野都是非常不利的,极容易陷入简单地复制和诠释党的思想政策的境地。如此,这个学科怎么能够承担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驾护航的思想资源呢;其二,研究成果容易雷同化。由于研究方向相对单一,又主要来自于中央文件的语汇,如果对于具体的研究问题不加以细化的话,极其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的雷同化。这种雷同,不仅仅是研究的题目,甚至连方法、结论都可能是同一的。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当然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别的看起来是别的学科的研究方向,如政治文明和政治管理、国际关系研究。从其它学科的角度来深化、拓宽本学科的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一定要注意从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尤其是立足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立足于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尤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已有的学科的取向和规范去开展研究。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最终背离这个学科的学术传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程设置状况,我们也可以从下表得到一些认识:


表4 若干学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点课程设置情况[⑧]


通过这个表格所显示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多数博士点在本专业课程设置上具有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社会发展。这个课程设置情况与前面我对该专业教研人员科研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知识背景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在对于本专业的基本知识上、研究对象上有着大致的共识。但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即专业课、能体现出自己特色的课程太少;基本是过去已有的课程,新的有开创性的本学科课程严重缺乏。这是个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到底在围绕本专业学科建设之间存在怎样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值得我们人们认真思考的。如果这些课程体系之间缺乏一种围绕共同目标、又能互相支撑的关系,那么这些课程设置很容易变成一个大拼盘,会严重地影响本学科的学术性 。


三、本学科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虽然创造了灿烂的科学,却没有形成科学主义的传统,其原因与我们没有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关。我们的文史哲不分,更没有数理化生等自然学科的划分。所以,到了近代西方的学科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之后,才发现我们没有与西方相对应的很多学科,没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有星象学、坤舆学、阴阳学、炼丹术,就是没有化学、物理、天文学、地理学;我们有科学家,但没有现代大学,这些科学家往往也不是专职的。  这个现象不能说我们就没有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科学思想,但缺乏实证性的方法,缺乏抽象的思辨,基本靠经验性的积累为主来创造、积累知识。一般来说,现代学科体系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微观性和稳定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如果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没有自己的特色,那么这个研究就很难上升到学科的高度。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当初在酝酿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时,就有人对此表示了疑问,认为它与哲学、历史、文学这些一级学科不是并列的关系,它包含的内容太广、研究方法太杂。具体到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些人也抱有同样的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实证史料为主的历史研究,也是务虚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它与中共党史的关系分不清。在中共党史里面有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方向,专门研究党的领导人思想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重复的。当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还是学科吗?对于此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这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治学模式,即以问题为中心 。比如,中国是个史学传统浓厚的国度,但在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分科,中国的古代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却同样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你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史学、哲学思想的价值吧。还有,著名的红学研究,也没有谁否认它的学术意义,虽然它在目前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学科,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一般地都把它视为与学科差不多的学术概念。这个红学研究涉及到多少学科——美学、文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涉及的领域越多,说明该研究领域的价值越大。易学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设立这个学科是中国传统的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学术理念的反映,有它的合理性的方面。只要我们的研究深入、全面,既有学理性,又体现时代性,那么,这个学科就既能在学界站得住脚,又能对政府、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个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稳定、具体的研究对象,没有这个前提,这个学科就无法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无法积极主动地探索自己学科的未知世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而言,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其更为具体的内容,但在宏观方面我觉得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它总体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发展问题,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发展过程是如何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个特殊的学科,它之被列为学科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影响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大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的大问题。有关文件所规定的其研究对象,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对上述宏观共识更微观的表述。对于这样的大问题、特殊问题,需要一批学者去研究它、理解它、充实它、丰富它。


在对研究对象形成了宏观的共识之后,我们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做出大致的界定。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历史学有历史哲学、史学史、古今中外的通史和专门史以及方法论,哲学有逻辑、哲学史、宗教学、种种具体哲学。这些基础知识很容易使得经过这门科学学习的人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才,无论有用与否,它的知识性是不可否认的,它的专业独特性是明眼人很容易发现的。在这方面,就全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尤其是它还缺乏独立的系统的知识基础,该专业目前培养的学生的专业性还有待进一步地彰显。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科首当其冲的紧迫任务要在整合本学科的知识基础上下功夫,努力使得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员具有独特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学术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目前从事这个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的知识背景的差异性不小,搞什么专业的都有,虽然从研究问题的角度来关于党的思想政策的较为集中,但我从这些文章的题目来看,大家的知识背景还是有差异的,他们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如果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新学科的建设来说恐怕在近期是不利的,这种局面容易使得大家各自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基础为本学科研究的正统。从哲学角度谈中国化的,可能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就是哲学中国化;搞经济学的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就把经济学中国化视为中心,搞历史文化研究的可能强调文化中国化的意义。


要害问题还不在于起点时大家的学术背景的差异,而在于大家可能缺乏改变这种差异以打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学科特色的共识,因而在这个学科设立之后不少人依然各敲各的锣鼓、各唱各的音调,且都认为自己过去所从事的研究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种现状显然是不利于这个学科发展的,其最大的后果是形不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取向,形不成学术传统,结果导致老师不知如何教、学生不知如何学,最后成了各种不同学科知识的拼凑。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问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学科的研究取向是什么?或者说它的追求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主导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实践,会否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如很多外来思潮一样,只是近现代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先进的文化形式,更多的是具有学术和思想史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科学性、批判性更强的一种理论而已。正是因为在它的影响和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大地上才发生了惊天动地、彪炳史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自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思想武器,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当代中国的显学。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正确地发挥其改造中国的作用,就必须要考虑中国特点,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就必然发生中国化的问题。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哲学的中国化或者经济的中国化或者任何其它既成的某种学科知识的中国化,实在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和实践旨归,实在是荒唐的见解。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取向是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学术支撑,为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我们清楚了马克思理论学科的上述研究取向后,自然就能明了其学科性质了:它属于基础性研究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就不难对它的知识体系,或者说它的知识基础作出大致的规划。从宏观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知识体系  ,基本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国情。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涉及到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民族宗教,从宏观上看这关涉到中国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不懂得这些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地掌握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指导性的思想,其零星的观点在我们的各级各类的教育中都有一定的体现,尤其是我们的中小学、大学政治教材中都对其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那么,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研究者,我们肯定不能满足于这些基础知识的把握,必须要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下功夫,这就需要我们的专家们解决如何从卷轶浩繁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学习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的那些知识;其三,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主体,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历史中蕴涵了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不熟悉中共党史去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容易陷入空谈的境地;其四,近代世界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她必须能把握世界大势,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否则就无法保证其必须具有的先进性。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了解世界历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肯定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涉及到治党、治国、治理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它对研究者素质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要求研究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懂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思想,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对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都要有所了解。有人会说,这不是要求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具有百科全书似的修养?有这样的素养当然是最高境界,但一般的研究者应该注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需要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但更应该注意回到实际中来,它的使命是经世致用。如果这个专业的研究者具备了上述那些方面的知识基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就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就能在基本的问题上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发展趋势。当然,有了这个方面的基础,也不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山就一通百通、迎刃而解了,仍然需要我们要学习借鉴各种知识、思想,尤其是面对新的实践、新的时代时,这种需要对于本学科的人们来说更为迫切和严重。



本文发表于《南京政治学院》2012年3期。


[①] 程美东(1969——),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②] 这21家一级学科博士点当时归属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南京政治学院。2011年前后新增加的13家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都师大、山西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福建师大、郑州大学、中南大学、广西师大、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③] 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报告》,载《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5期。


[④] 这个理论上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单位由于研究力量的限制,无法招收全部六个方向的研究生,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向则基本都可以招生,因为过去各高校的马列教研部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教学,在这两个学科上具有人才上的优势。


[⑤]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报告》,载《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5期。


[⑥] 本材料中选取的博士生导师的名单是根据上述20个单位的2010年和200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导师来确定的(个别学校的2010年博士生招生简章到2009年11月份还没公布),共有43位;博士生导师已发表的论文是从三个渠道来搜索,分别是: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94年至2009年11月)、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09年11月)、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09年11月),都是在三个检索目录: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中以“作者”的检索项进行检索;这些成果发表的起止时间为1994年1月至2010年1月 ;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著作是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以“著者”检索词段进行检索,检索到是该老师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已详细地标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那些没有具体标明这些项目的书目是从该老师单位网站上老师的简介中收集到的);没有明确作者所在单位的,出于可能同名同姓的考虑,没有列入收集范围,特别是一些老师以其他单位的名义发的文章,除了可以肯定是该老师的成果外,不列入收集范围;;考虑到一些导师单位的变动因素,作者以原来单位发的文章,特别是其早期的文章就没有列入收集范围;、同题目的文章同时发几个刊物的,只选择级别最高的一个刊物发的文章。


[⑦] 关于科研成果分类,需要说一些说明。中共思想政策类,包括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中共各方面的政策理论,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归属这一类。关于中共历史上各种思想、政策等的阐述都放入这个内容,关于党建方面的也归入此列;凡是按照实证的思路、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问题的,都放入中共历史类,比如研究中共成立问题、皖南事变问题、三大战役过程之类的,我都把它列入此类,因为这种研究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凡是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问题,但又不直接涉及到中共历史的我都将其列入中国近现代史类,这其中很多是民国史的,也有是中共诞生之前的革命史内容。这里比较难以把握的是国史的归类,因为很多内容与党史重复,我在这里把与政治生活或与中共的思想、实践关系不大的历史,都列入了近现代史的范畴,凡是明显涉及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历史,则将其归入到中共历史类;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修饰词的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妇女观、文化观之类的就列入马克思主义具体学科类;这里的哲学类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类,这一类里面难以归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我专门单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类别。按照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胆子总马克思主义学科设立以来,我们一直试图打破这种三大片的理解方式,而是强调整体性、基本原理,所以,凡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题的我就列入哲学类;马克思主义类,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自马克思主义学科设立以来,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日益增多,所以,为了体现这个方面的研究情况,我将其独立出来;凡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高效学生工作问题的,基本纳入这个类别,甚至涉及青年问题、恋爱问题、婚姻家庭问题的也列入此类,这与目前我们现实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围基本吻合;凡是西方政治学色彩浓厚的成果,归入政治学一类,但不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发展类,主要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又不好归属到哪一个具体学科的成果,如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如从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的相互交叉角度来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但专业色彩不是很浓,的就列入此类。此外,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成果,即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相关的成果也列入此类;学科建设类,主要指关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及其二级学科方面的;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就列入中国历史类;关于心理学、法律、企业文化类的成果很少,只是个别学校的个别老师所具有,本想归入其它,但考虑到可以具体地反映这个学科个别研究者的具体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也不妨单独出来。中国共需要指出的是,有个别导师的著作类科研成果(包括独著、主编、合著)太多(有的达到近百本),故而没有全部收入,只将其独著、合著的著作收入;有的作者的文章重复发表的(名称一致)也没有计算 ;教辅类的按照其内容进行归类,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列入中共思想政策类。


本学科老师的科研成果类型很宽泛,涉及到很多学科,我没有完全按照国内既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二级学科来划分,主要是根据其主要内容来确定。而且各个研究内容之间也不是绝对的在实践中可以分开,而是多少有点重复、交叉的关系。所以,我这个分类从逻辑上来看,未必很合适,主要是给了解这个学科的情况提供一个参考。


[⑧] 由于我们这个资料是从各个学校网站上获得的,也不知是否是其最新的课程设置,只是作为一种情况了解的参考吧。有的学校的培养方案中关于本专业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无论是必修课和选修课都采取了选够学分即可的制度,故而开列的课程特别的多,有20多门,故而没有列入其中。其实,这个办法对于培养博士生来说倒是有意义的。很多学校都有不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因为表格篇幅的限制,无法收入出来。有一些学校没有列必修课,但列有专业基础课,透过整个课程体系我视其为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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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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