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子:我是如何认识学校发展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9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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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子  


11月4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以下内容摘录自华中科技大学校史网《杨叔子:我是如何认识学校发展的》,杨叔子口述,胡艳华、唐萍访谈整理。


对于学校的发展,由于我当了4年半校长,今天,我既谈学校,也谈个人。谈的会挂一漏万,也会有不对之处,作个材料,供参考。


办学思想


我在位的时候,学校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学校地位得到了承认。当然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确实是学校历史累积的结果。

1993年初,别人讲我校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句话是带批评性质的,说我们在数量上拿金牌,在质量上拿铜牌,意思就是说我们发展很快,但质量不高。但在1995年我校一下子就拿了很多博士学位点,当时教委在成都开一个会,国家教委不少司局长给我讲,华工发展快,质量也好,在国内是一流的。

二是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很大关系。

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除了专业教育以外,我校高度重视人文教育,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

1993年,学校举行40周年校庆庆典时,我们讲了“三个转变”:

一是从机电类为主的工科院校向文、理、工、管综合性大学转变;

二是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相结合转变;

三是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向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和发展继续教育转变。

1996年1月,我要到台湾去开有关高等教育的研讨会,1995年底,在办公室我与姚启和同志讨论我的发言稿,不仅完善了“三个转变”的提法,而且加上了第四个转变,即: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向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转变。

1996年,学校宣传部出了一期《这片可心的绿》文集,把校报上好的散文、诗歌等选出来,集中出版。这本书出得很好,书名也起得很好(书名是由一位老师的文章标题而来)。我想,《这片可心的绿》这样的书能办出第二期就好了。我很赞同一句话,“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是价值的体现,文化是行为的方式。”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讲的就是人要以文而化,人的素质提高,人的价值取向,最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因为当时忽视了人文的教育,做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人文教育;忽视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做中国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忽视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做现代中国人的教育,所以要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教育。

由于科技高度发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是一个时代的趋势,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教育部直接的领导与支持,没有清华、北大积极的支持,没有一批高校的共同努力,那绝对是行不通的。

1994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华南理工大学入选“211工程”的预审,当时我找到周远清(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编者注)同志,汇报了我校加强人文教育的情况与有关思路,但我们也有顾虑,因为当时“人文”字眼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往往联系在一起。

没想到周远清同志非常支持我校的想法,说:“教委刚抓了英语素质教育、计算机素质教育,下面要抓一下人文素质教育,没有问题,你们放手去抓。”

回来后我向学校党委汇报,学校オ开始放手去抓人文素质教育。在这之前,我们学校的人文讲坛并不是我搞起来的,是当时文学院的领导,院长刘献君(他当时也是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李振文、徐晓林他们一批教授搞起来的,到了第四讲我才知道这事,大力支持。第一讲是何抗生老师讲的。

后来,学校又决定举行一年一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学位。1997年,我校率先建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感谢图书馆的支持,基地建在老馆四楼。接着,在教务部门大力支持下,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机械学院带头作为试点,改革课程。诗社创办了中华诗词创作班,京剧社创办了京剧课程,文化节、科技节与文体社团活动蓬勃开展,继续把“第二课堂"推向前进。

周远清同志调研了一段时间之后,1995年9月,在我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校被推举为试点院校协作组组长单位,清华、北大为副组长单位,我出任协作组组长。

所以,文化素质我校能率先干起来,第一要感谢教育部。

第二,感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积极支持。由于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教育部想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干,也干不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仅积极干,支持我校干,而且主动干,干了许多我校还无法干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我们一些兄弟院校都有这个想法,一起干,形成了共识。我们学校也有一批人,首先是高教所的,宣传部的,文学院的,还有教务部门的,学生部门的,有关院系的,如此等等,没有内部这股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也绝对不行。当然,学校校党委的全力支持,这是根本所在。


几件关键事情


(1)“211”工程

进入"211"是个很大的事情,当时除教育部之外,其他部委、省(直辖市)只有1-2个名额,教育部有12个名额,已进入了11所,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到13个名额,我们与另一兄弟大学进去了。

周远清同志跟有关院校也讲,有三所大学的本科教学质量他是放心的,其中就有我校。这能排除我们在“211"之外吗?

我当时是院士、校长,当时校长是院士的不多,很多学校“211工程”评审我都参加了,当然会有些影响,这只是一方面,但决定性的主要还是学校的办学质量,是学校的实力。1995年进“211工程”是学校巨大的进步,是学校历史积累的结果。

(2)教学评估

1996年,本科教学评估对我们学校不仅是对本科教学质量,而且对我校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不但我紧张,周远清同志也似乎紧张。那年冬天,教委直属各高校书记、校长在杭州开一年一度的咨询工作会议。报到那天,我见到他了,就跟他说:“远清同志,我跟您汇报一下教学评估的事情。”他说:“不用汇报了,我每天都亲自打电话询问。”

1997年1月14日,学校举行期终考试。那天,天很阴,西五楼是最大的考场。刚开考不久就停电了,停了20多分钟,但整个考场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我校校报3月7日还专门报道了这事,这说明我们学校是经得起考验的。

那个时候我只要在校,每周都要听1-2次课,一听往往就是一上午,而且填了详细的听课记录。评估的时候,教务处把我的听课记录拿过去了,评估专家见到校长的听课记录都这么认真,都很认同,没想到竟为教学评估加了分。

教学评估是1995年开始的,第一年西安交通大学通过了。那年要我们参加评估,但因为学校要准备搞“211工程”预审,就没有参加。1995年进入“211工程”后,1996年,我校接受了教学评估。那次评估都是临时通知到哪个单位听课,所以我们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教务处与各院系更是如此。

当时我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邹寿彬教授,坐在8号楼,盯着评估工作的进度,最后我们的本科教学被评为优秀。

(3)引力楼的建设

学校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当时学校根本没有什么钱,穷得叮当响,连南二门的那条马路都无法好好修建。我们预计是80多万,结果用了100多万。

为什么要建?一是罗俊(现为中山大学校长——编者注)他们干得很出色,二是表示学校高度重视基础,三是也是特别重要的是,山洞中含氨,呆长了就得“白癜风”,人命关天,健康第一,怎能不关心。这个引力楼的建设,实际上也是学校过去支持引力研究的继续。

(4)“EDUC”中心建立

“EDUC"即华中地区教育科学网,当时跟我们竞争的是有关兄弟学校。我与石冰心、黄载禄两位教授以及科技处有关同志,向部里争取得很辛苦,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最后我们争取到了。

(5)IBM公司建立基地

这是加强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还有撤销总机,设立电信分局。当时很多人反对,认为华工这么大一个单位,没有总机怎么行,撤销后这批人怎么安排?但我跟朱耀庭等同志坚持认为,设立分局是大势所趋。当然,省邮电局给了很多优惠条件,甚至余惠至今。现在看来,我们的这种坚持是正确的了。

(6)坚决不拆围墙

像一些著名大学都把围墙拆了,开店、做门面,但是我校党委坚决不同意,这样,一年几千万的出租费没有了,但为我校保持了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学术品味、教学环境,还是很值得的。

(7)鲁巷广场选址

当时政府规划将广场设在校南一门前,我们坚决反对,多方努力,特别是管后勤的黄承堂副校长他们为此四处奔跑,才没建。

如广场建在这儿,我们南一门广场不知要吞没多少,更何况,学校就会非常嘈杂,不安稳。现在广场离我们这儿只一站,是对的,对我们学校很有好处。

(8)后勤改革

后勤改革是必须的,我们当时采取逐步断奶的办法,学校给后勤的拨款逐年减少,1997年以后不再给钱,而且还要给学校交钱。

要讲一点,那时水、电、煤、煤气、汽油等供应十分紧张,单位间的关系又复杂,后勤部门与有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9)与企业、校友、境外高校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与武钢合作,在二汽设立研究生院,到华为、到航天三院、到玉柴、到广东微波通讯所如此等等。还有一点,那就是进一步加强校友会的工作,学校深知校友的重大作用,深知校友会工作的重要,校友会做了不少工作。当然,还有加强与境外高校的合作。这都是很重要的。

(10)重视高教所

最后一点,我向九思(即原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朱九思——编者注)同志他们学习,非常重视高教所,即现在的教科院。我认为,高教所首先要将我们学校当成活的样本来研究,所以,我希望高教所的所长应列席校长办公会,了解情况。这一做法,似乎不合规矩,没继续下去。


“我不应做这个校长”


每隔半个月,我都要同有关干部到学生宿舍去跟学生聊天,也常跟青年教师开座谈会,跟学生开座谈会,到有关院、系、所、处去,以此来加强学生、教师与有关单位、校领导的联系。

每年我们都要定期去看困难户,当时校报上有篇文章《岔巴子好》就是我写的。

还有就是校与校之间的关系不错,我们继续以往做法,每年春节,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工校领导都要搞联欢。我们开玩笑说,武大是武老大,华师是武老二,我们是武老三,因为武大的历史最长,华师其次,我们的历史最短。为了学校发展,我们从武大、华师设法引入了好些骨干教师。

还有想办好但没办成的事情。比如,我和李德焕同志去找中医院谈合并的事情,谈了好几次,都没成功。想同美国一个企业合作,拉些先进技术开发,结果不成。找湖北省体委搞体育学院,去接触江汉油田学院搞合并,也没谈成。还有想在举办人文讲座的同时,也举办科学讲座,办了二、三十期后,也没能继续下去。

我也办错了不少事。最大的就是搞了个能源学院,把电力、动力全放在一起,太大了,不合实际,带来不少不好的后果,是我的责任,内心很自疚。

进一步讲我当校长的事。1992年11月,从新加坡谈科研合作飞回北京,校办打电话给我:“你先别回来了,李德焕书记过来与你会合,国家教委有事找你。”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是李铁映同志,我们去找他,他指着我说:“华工的校长你当。”我当时毫无准备,说:“那不行,干不了。”他问我:“不是讲了吗?你认为办大学要抓什么?抓育人!怎么抓?抓四点:强基、扶优、支新、重交。这不是十分对吗?”因为1992年上半年,国家教委派人到校调查,黄树槐同志校长任期即满,谁可接任。当时也找了我,征询意见,并问了大学该怎么办。我就作了如上回答。这四点的意思就是强化基础学科,扶持优势学科,支持新兴学科,重视交叉学科。到了1996年,我又加了要强调“协调发展、办出特色”这八个字,每个学校必须要有特色,抓学校就是培养人,就是抓学科建设。李铁映同志说:“那就你干吧。”这样我就当这个校长了。

现在说,我不应做这个校长,我没有做过系副主任、主任,没有当过副院长、院长,副校长更没做过,要我当校长,十分缺乏行政经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明知做不好的事,请其他校领导做,他们帮了我许多忙。工作上,刚开始还闹过笑话。我记得,第一次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校办给一个有关财务的文件,让我批,我一看,我给财务处负责人说:“这是你的事,你看吧。”过了几天,这位负责人来找我说:“杨校长,国家教委的文件你没有给我啊。”我说:“我给你了。”他讲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说假话,我相信我也没有记错。问题出在手续不全,这个文件应该校办登记以后才给,不应该我直接给,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搞不清楚。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不可能了,现在要当校长的话,一定要当副校长至少两年以上。

我当校长能够做一些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领导班子很好,很团结。但并不是说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但最坏的情况下,背后绝对没有人拆台,讲坏话,而是互相支持,以大局为重。我接校长时,党委常委、校行政领导只换了我一个人,这个班子理解我,帮助我。学校教师员工也如此。我非常感谢他们。

二是个人的原因,我这个人肯想、肯学、肯干。我在做学术报告时讲了“人生在勤,贵在坚持”,“人生在勤”讲了五点即:要勤奋学习、深入思考、笃于实践等。工作时,我也如此。

讲的更远一点,我能够做些事,应该感谢我们学校。1983年年底我从美国回来,1984年元月4号,朱九思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每个回国人员,朱九思同志都要找他谈话。谈话中,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把我所有的行政职务免去,不当教研室主任。”他说:“行!”马上就通知机一系,让我一心一意搞业务。

当时自动化教研室主任是段正澄同志,系行政从这个教研室切一块出来,成立测试教研室,要我当主任,还把自动化教研室的一个主要进口仪器装备起来的实验室调配了过来。段正澄同志还发扬高风格,花了2-3万块钱给我买了一台Apple-II(当时最好的电脑,当时很贵)给我们用。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卢文祥十分支持我、配合我,如此等等。没这一切,行吗?

当时有人说杨叔子只搞理论,不重视实际,意思就是研究不切实际。李德焕同志作为系总支书记,有一次在全系会议上讲:“我不认为杨叔子只搞理论,他重视实际,我们既要杨叔子这样着重基础理论的人,又要段正澄这样主要工作在生产实际一线的人,也要两边都有所长的人,每种人我们都要,都要大力支持。学校要发展,不这样行吗,绝对不行!”

所以说,我要感谢学校。我从校长工作上退下以后,上海有所高校想要把我挖过去,当时西安交大一个教授就说:“杨叔子挖不过来,他的命根在华工,他不会过来的。”他说的对,我是不可能过去的。在机一系测试教研室当主任,我们的集体很好,教学、科研、团结都好。我总结这有三点无形的规矩,一是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二是尊重别人的劳动,三是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这三点无形的规矩一直保留至我现在所在的单位。

所以说,我能当这个校长,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学校所做的事情都是领导班子与有关同志做的。当然,我个人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但回头看,我还做得不够。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校搞程控交换机,搞成功了,后来推出去,成立了金鹏公司,非常不错。但学校这样来办产业,不一定是个好的办法,连有关教师几乎全带走了,全赔进去了。学校主要是办学,即育人、治学、并服务社会,首先是育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周济同志他们搞数控,办数控公司,就十分成功。我校还有成功的例子。

师资建设方面,我们的政策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孩子留人”。所以我们抓附中、附小与幼儿园的建设。尽管那时学校经济很因难,但咬紧牙关,拆了幼儿园一幢危房,盖了一幢新楼。对教师很看重,提出了“精选、重用、严育、厚待”的方针。

我认为在学校教师是基础,干部要为教师服务,但不等于干部不重要,教师是基础,但干部是关键。就好比打仗,一切为了前线,但绝不等于指挥部不重要,干部一定是为了前线,毕竟胜负取决于前线。教师队伍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这两支队伍的建设都重要。

邓小平同志讲过“领导就是服务”,其实“服务就是领导”。干部就是服务的。我校校领导从过去到现在,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了,也没有听说学校配了专车。院士楼谁住?院士。校领导不是院士也不能住。周济当了院士后没有搬进院士楼,快离开学校时才搬进去,李培根2003年当选了院士,2010年才搬进院士楼。

这是一种风气,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南三楼我们学校的行政楼似乎“过时”了,但现在不要搬,不是说它不应该搬或者没钱搬,在精神文明建设还没跟上经济发展的今天,社会上有股很不好的、众所周知的风气,南三楼是我们学校象征性的标志。将来一定要搬,什么时候,那就看条件了。

文革中,我们学校“开门办学”,跟二汽合办了三个班,总共三个专业(机制、铸造、工企)。当时机制这个班我们学校去了30多个学生,二汽去了40多个学生,总共80多个学生,从1975年10月到1978年上半年。我是这个班总的负责人、教师,除了英语课,学生的初等数学、高等数学到专业课,我教过很多课。当时真的很困难,学生的基础良莠不齐,好的很好,差得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有的工农兵学员连3的平方是多少都不知道,1/2加1/2等于2/4,不过后来他们都赶上来了。我们规定学生星期六下午上完课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还要上课,而且星期六下午与星期天晚上这两个单元的课都是我上的。

这个班办得不错,三年内总学时到了1800-1900学时。而且,一年中,一学期在工厂,一学期在我校,华工学生整整有一年在二汽的工厂边学习、边劳动。力学也学得很深,甚至接触到了“分析力学”。我记得华工一名中等成绩的学员,当时分到中科院武汉分院一个研究所,业务能力比当时一些本科生还要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基础知识很扎实,动手能力很强。我带的博士女生吴雅,就出身于这个班,1990年博士毕业,1993年出国,如不出车祸,回国那可发挥很大作用。“开门办学”没错,但“文革”往往是开门不办学!

我们学校能发展到今天,首先是依靠党与政府的领导与支持,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其次是依靠朋友(特别是校友)的支持与帮助,这条绝不能少;再次,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这是内因,无此即无一切。

在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那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继承历史财富不断丰富发展》作为庆贺。文章讲了办好学校,学校自己要做到4点:紧密团结,这是前提,因为内耗很少,才能集中力量干工作;把准方向,这是关键,因为不折腾,发展才会快;扎实工作,这是根本,因为走一步就是一步,成果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不懈努力,这是保证,因为日积月累,量变才会到质变。到今天看,这4点还是对的。我们学校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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