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制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22-10-28 10:55:55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家建设   民族整合   宪制内涵  

沈寿文  

  

   摘要: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是宪制国家的基本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宪制意义上就是中国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中的“民族”是包含中国法定56个“民族”(ethnic groups)的“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国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在宪法和法律上存在广狭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国家”,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矛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制化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结构从“国家→族群集团→个体”的传统模式转向了宪制国家“国家→公民”的现代模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国家;国家建设;民族整合;宪制内涵

  

   一、问题的缘起

   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和民族整合(nation integration)是宪制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的基本使命;这是因为,任何成功的宪制国家,必定国家认同良好、国内族群和谐、社会稳定;反之,任何失败国家(failure state)、失败民族(failure nation)必定以族群分裂、社会动荡、国家认同危机为其表征。由于“现代政治是宪法政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制度设计与具体实践无疑是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民族整合的最佳方式。宪法本身作为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政治契约,其核心任务正是整合、巩固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因而,宪制国家的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奠基于以宪法为核心的本国规范体系基础之上,统一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维系和巩固的目标之上。无论一国国内群体和居民如何多元,建构一个在政治边界上与国家(state)协调、在精神气质上与国家互为表里、能够为各个群体和居民所共同认同的统一的“民族”,实现“民族”(nation)即“国族”(state nation),达到“民族”与“国家”(state)合而为一——“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国家(state)即“民族”(nation)——的境界,乃是“民族-国家”和宪制国家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纠结于现行宪法所明确定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与作为现代国家表现形式的“民族-国家”之间“多”和“一”的“矛盾”,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解释张力;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由多个民族构成或生活着多个民族,便可界定为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民族,它便是单一民族国家。现有的国家研究尤其是我国社会科学中涉及国家问题的学科,往往将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并以‘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判断去否定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实。”此种状况,与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中文语境中不同概念层次“民族”一词的混用和误读有关。这种混用和误读也反映在对现行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关于“民族”术语使用的理解上,典型的如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第二自然段“本民族内部事务”之“民族”的理解上。显然,国家建设与民族整合、国族建设的立宪和立法意图及其表达方式、实施机制均集中蕴含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文本之中,特别是反映在近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术语的“法制化”(载入宪法和法律文本)上。

   如果说“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法制化”,是对中国境内56个“民族”归属的社会集合体的客观描述的话,“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法制化”,则是对中国境内所有公民(无论拥有56个“民族”中的哪个“民族”的身份)政治有机体的规范建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国族整合的明确强调,也是将作为“国族—族群”(“中华民族”-56个“民族”)群体关系意义上的社会集合体向“国家—公民”宪法关系意义上的共同体(政治有机体)转换的制度化。由于“共同体是人的联合而国家共同体则是由法律所形成的功能构造”,因而,国家建设与国族整合也从抽象的政治表达,落足于踏实的、可规范解释和规范实施的宪法和法律层面。然而,如何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规范内涵,清晰界定其与“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法律术语”的关系,进而理解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现行宪法蕴含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桥梁在“多民族”和“一个民族”之间的成功铆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蕴含的国家治理模式,为进一步探讨现行宪法和法律规范如何确认、维系、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理论前提,乃是宪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内涵:法律文本中的“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

   准确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制内涵,首先必须准确理解中文“民族”一词在法律上的指称。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上,“民族”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的:一个是狭义的“民族”概念,即“汉族”和“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它通常直接以“民族”、带有“民族”的词组、或者“×族”(如“汉族”)来进行表达;另一个是广义的“民族”概念,即“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除了直接用“中华民族”一词外,它通常也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经济”等词组进行表达。狭义的“民族”概念类似于英文ethnic group,广义的“民族”概念类似于英文nation.

   (一)狭义的“民族”: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

   以现行宪法(2018)为例,使用“汉族”和“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的内容和条文有:“序言”第一、五、七自然段中的“中国各族人民”,第十一自然段中的“全国各族人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全国各民族”,第十三自然段的“中国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第4条的“各民族”、“少数民族”、“任何民族”、“民族团结”、“民族分裂”、“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第30条的“民族乡”和“民族自治地方”,第34条的“民族”,第59条的“少数民族”,第70条第一款的“民族委员会”,第89条第十一项的“民族事务”、“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第95条第一款、第97条第一款和第102条第一款的“民族乡”,第99条第三款的“民族乡”和“民族特点”,第107条的“民族事务”和“民族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标题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12条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13条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第114条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第115条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6条的“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民族”,第117条、第118条、第120条和第121条的“民族自治地方”,第122条的“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民族”,第139条的“各民族公民”、“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

   这种狭义的“民族”及其词组的使用,集中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1993)、《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5)、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之中,同时也散见在《选举法》(2020)、《刑法》(2020)、《森林法》(2020)、《矿产资源法》(2009)等法律之中。

   (二)广义的“民族”:“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

   与之相比,法律文本中规定广义的“民族”概念,即“中华民族”意义的“民族”的内容比较少。截至目前,主要散见在现行宪法的“序言”和几部法律的条文中:《宪法》(2018)“序言”第二自然段的“民族解放”,第七自然段和第十自然段的“中华民族”,第十二自然段的“被压迫民族”、“民族独立”和“民族经济”;《反分裂国家法》(2005)第1条、《国家安全法》(2015)第1条、《教育法》(2021)第4条第一款的“中华民族”,《教育法》(2021)第1条的“全民族”;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22)第11条第十四项、第12条第十四项、第73条第九项和第76条第五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上述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关于“民族”术语的规定是对现实生活中两个层次“民族”内涵的客观反映。费孝通先生1988年8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Tarnner演讲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谷苞先生也指出,“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然而,如果不区分二者的本质差异,不根据语境准确使用二者,将带来概念体系的混乱和消极的政法后果,也会给国家建设和国族整合带来智识上的困扰。长期以来,纠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而符合“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个民族”要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一”与“多”的矛盾,在本质上就是混淆了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如果准确理解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术语的两个层次,这一所谓理论难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民族-国家”,这里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是在“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这个层次上使用的概念,完全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里的“民族”(ethnic group)是在“汉族”、“少数民族”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与“多个民族”(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二者之间并不冲突。

   不仅如此,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两个层次含义的规定,至少也蕴含着如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宣示了二者之间的正包含关系,即“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等“56个民族”的总和。用国家领导人的话,“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二是提出了“国族”整合和“国族”建设的重大议题,即“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这一议题,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表征,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内涵要求,同时,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共同体”——即使是其他“国族”人员(外国人),也可以通过我国法定的移民归化程序和归化要求,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个体成员。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两面”: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术语法制化的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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