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7 次 更新时间:2022-10-26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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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文艺家的欣赏,由其加之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又到处让历史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理由,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但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1)


一、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日(2)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了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3)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二、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意义。(4)


三、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他通过对梁氏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修改之用意在于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的失误。(5)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6)


四、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花》。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7)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训政,并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8)


五、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以挖掘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有为皆有改窜。(9)黄先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巅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生多有重复。


六、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10)周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对此事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七、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光绪帝之心。而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令捉捕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11)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篇全面之作,惜在《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八、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引用《卓钦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居注》,证明现存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册》为“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12)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13)


九、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引用其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记》,认定康有为有以袁世凯军入都围颐和园之谋,并让毕永年率百人奉诏执西太后而废之。(14)次年杨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再次认为康有围园捕后之谋,并称康、梁为隐其谋而订攻守同盟。(15)同年发表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最后召见袁世凯时,有密谕交给袁世凯,即光绪帝也参与了围园捕后的密谋。(16)


十、汤志钧先生于1985年发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17)同年发表《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对康有为的两道密诏进行考辨,认定系康氏之伪造。(18)次年再发表《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将毕永年之说法与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则记载相对照,认为毕永年的说法相当可靠。(19)


十一、林克光先生于1987年发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戊戌政变时间新证》,根据《上谕档》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中“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已失去单独处理政务之权,即政变发生于八月初三日。林先生认为,政变的起因非为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人的被捕于八月初九日;六君子不审而杀是害怕外国的干涉。(20)林先生的论文提出了重要的证据,然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引起足够的注意。1990年林先生出版《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阐述了这一论点。


十二、房德邻先生于1988年发表《光绪帝与“戊戌密谋”无关》,对杨天石先生提出的光绪帝了解并参与了“戊戌密谋”的论点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谭嗣同在见袁之后,不可能见到光绪帝,而光绪帝在初四日已受监视,也不可能有初五日交给袁世凯的密谕。(21)


十三、赵立人先生于1990年发表《戊戌密谋史实考》,认为康有为、杨深秀等人早有意发动武装政变,在拉拢袁世凯之前,曾图谋于聂士成、董福祥。“天津废立”完全是康等人的自说自话。(22)


十四、王树卿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清代宫廷史》中,称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到西苑,目的为八月初五日“祀蚕神”,初六日一早慈禧太后按计划回颐和园。回到颐和园后,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密电,“轻轿快班”返回西苑,当日“在便殿办事”,次日(初七日)在勤政殿行礼。(23)王先生的说法自有其新材料,然当时未有人对其材料进行验证。


十五、骆宝善先生于1994年发表《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认为戊戌政变由杨崇伊密折所致,而袁世凯若要向荣禄告密,最早为八月初五日晚22时,距初六日早朝不过七八个小时,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根本来不及。他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基本属实。(24)赵立人先生于1996年发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表示其反对意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政变,在时间上和手段上都有客观可能性。(25)骆宝善先生再于1999年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认为戊戌政变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密折开始,到初六日再次训政,“有一个过程”;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夜,当时无论火车、电报皆难以在初六日晨早朝时将消息送至慈禧太后处;袁世凯告密虽属事后的消息,但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仍有作用。(26)


十六、杨天石先生于1998年发表《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将袁氏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相比较,认为袁氏的记录主要情节可靠,梁氏有意隐瞒。在该文的附注中,杨先生放弃了他1986年论文所言初五日光绪帝有密诏给袁世凯的论点。(27)


十七、马忠文先生于1999年发表《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以魏允恭致汪康年密信、郑孝胥日记为据,证明谭嗣同等人于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28)


十八、戴逸先生于1999年发表论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一度倾向维新派,并通过徐世昌保持与维新派的联系,与闻并支持他们的密谋。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的消息后,为保全自己,才将密谋和盘托出,致使事件扩大化。戴先生认为,袁世凯不是主动告密而是迫于形势。(29)


十九、房德邻先生于2000年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认为“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才有所改变。在此论文中,房先生全面叙述了政变的全过程,并对其1983年论文中一些观点进行修正。(30)房先生于2001年再发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认为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中有漏洞,“不可径直作为信史”。(31)


二十、蔡乐苏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中认为,戊戌政变的近因,当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军机四章京,逐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算起,袁世凯、伊藤博文先后来京,加速了政变的进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失去了自由。蔡先生的著作基本点是综合前说,以取舍表明态度。他对林克光先生的论文没有直接引述,而较多引用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的材料与观点。(32)


二十一、郭卫东先生2002年发表了《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地点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告密所引起。他认为袁世凯在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郭文的特点是提出疑问,长于分析,但在材料上未有进展。(33)


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由于篇幅关系,对各论文的观点无法进行更为全面的引述,且以上的引述也是我主观的认知,有可能因我个人的看法而有一个暗暗的指向,削去了我认为不重要的枝蔓,一些重要的论点因而被忽略。对此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再做详细的征引和评论。此外,我对学术史的回顾也可能有疏漏,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没有看到。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个题目吸引了这么多的重要学者,对此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研究,产生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在以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史中,材料在不断被发现,意见也趋向同一,但分歧仍有存在。


1998年戊戌政变一百周年时,我因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决心重新阅读有关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来。我也知道,这一做法并不讨巧,也许一头扎下去仍是一无所获。而当时《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两个编辑部关于注重学术史的讨论,即在研究论文中突出地说明该论文与先前研究的继承关系,对我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查阅档案的工作,我因各类事务而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我也与一些师友交换过看法,其中2000年10月,我与房德邻先生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工作室的简短交谈,对我有所帮助。多年的档案工作(也伴随着该项研究的进展),使我自以为有了一点发言权,可以对先前研究各说评头品足一番,并根据所见的档案材料,作出自己的认知、补证与修正。于是,特将自己的看法报告于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认知、补证、修正,对先前研究各说有所评论和批评,但只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同时,我还以为,这种直言的方式正能最恰当地表示我对各位研究先进出于内心的尊敬。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如果将戊戌政变看作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政治权力变化,首先应当考察的是政变之前两人的政治权力分割界限。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政变之前的光绪帝虽然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在慈禧手中,光绪帝只是傀儡。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若对此不加具体的界定,主宰一切的慈禧太后也就没有必要发动政变了。确认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各自的权力,有助于认清哪些权力政变后由光绪帝手中归于慈禧太后。


事后报告制度


清朝的皇帝,自雍正帝之后,已不再进行御门听政制度,主要是臣子用文字的方法上呈奏折,皇帝用文字的方式下达谕旨,而以谕旨来管理整个庞大的帝国。谕旨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来承写,其间也常常有军机大臣退下,交代其意而由军机章京起草,军机大臣修改后呈上。军机处所拟谕旨经皇帝批准后,或明发、或字寄、或交片。(34)皇帝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是谕旨产生的关键。慈禧太后对此进行了监控。


自光绪帝亲政之后,《随手档》中差不多是每天都有这样的记录:“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此中的“缮”,是军机章京抄写的意思,此中的“递”,是上呈的意思。而这些由军机章京每天抄写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是递给慈禧太后的。


这一报告制度早在光绪帝亲政前便已确立。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上奏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亲政后的政务处理方式提出方案。其中有两条规定:


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


一、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


此一奏折递上后,于十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依议”。(35)以上记载中的前者即为“早事传旨事由单”,后者即为“朱批折件事由单”。至于电旨何时开始进呈慈禧太后,我还没有查到相应的档案。


从《随手档》中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每日“缮递”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及“电旨”,都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无一例外。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由此又可以确认,在政变之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


《随手档》所记录的“朱批折件事由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今存有相当多数量的底稿,不妨看一下其实例。百日维新起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可将前后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排列于下:


四月二十二日。谭钟麟、许振祎奏崖城黎匪滋事办理情形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请以雷州府知府郅馨与肇庆府知府文康对调折,奉朱批:吏部议奏。谭钟麟奏请以麦国栋补广东莲濠营守备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炮台勇团起支薪粮等款日期片,奉朱批:该部知道;又奏汇袭世职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谭继洵奏遵议改设武科章程谨拟条陈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又奏三月分雨水粮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请以罗迪楚补监利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候补直录州知州吴本义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知县清瑞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廖寿丰奏浙东厘金归税司经收岁拨各饷力难筹办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又奏安吉县知县汪一麟调署上虞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道时庆莱期满甄别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上年分抽收土药厘金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闰三月海塘沙水情形折,单一件,图一件,奉朱批:知道了。保年、兴存、春龄奏特参庸懦不职之协领连保等请分别惩办折,奉朱批:另有旨。祥顺、丰绅奏因伊孙补授理藩院员外郎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廖寿丰奏解递俄、法款银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副将汤鸣盛请留浙归标补用片,奉朱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又奏解协黔饷银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假满病请开缺折,奉朱批:著再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又奏前安溪县知县戚扬学有根底请送部引见片,奉朱批:戚扬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又奏请将二十一年以前防军报销量免与扣平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分秋冬二季厘捐数目折,单一件,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连顺、德木楚克多尔济奏查阅卡伦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德木楚克多尔济奏到任日期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36)


这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有长短,系由当日的朱批奏折多少决定。从档案来看,四月二十二日奏折数量属政务正常的数量,二十三日恰是奏折较少的一天。如果将此“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档》相对照,可以看出,当日收到的京外的奏折题由及朱批,全都上呈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从这些简要的报告中,可以大体明了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绪帝的态度。


清代制度,皇帝每天出席早朝。早朝由京内各衙门及军事单位轮值,(37)军机大臣一般也参加。在早朝中,轮值各衙门上奏,皇帝当时即予以指示。军机处每日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我在档案中还没有发现;但军机处本身有《早事档》,记录早朝的情况。我个人认为,由军机处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由单”应与军机处《早事档》大体一致,就像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处《随手档》大体一致一样。以下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看看慈禧太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报告。四月二十二日为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该日的《早事档》记:


内阁奏殿试大金榜用宝牌,奉旨:知道了。吏部奏议复广西巡抚奏冯相荣补太平思顺道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甘肃新疆巡抚奏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湖广总督奏荆州同知期满奏留与例不符事,奉旨:留;又奏查明盛京将军奏涂景涛署康平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盛京将军奏何厚琦署锦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浙江海运出力船商等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吏部、上驷院各述旨,均奉旨:是。领侍卫内大臣奏侍卫吕桂荣告假回籍省亲事,奉旨:依议。阅兵大臣等奏校阅神机营先锋马、步各队操演完竣复奏事,奉旨:知道了。那彦图等殿试监试完竣、果勒敏等稽查中左门中右门完竣、钮楞额稽查刊刻题纸完竣各复命,均奉旨:知道了。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海年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谢恩,奉旨:知道了。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波各谢恩,呈递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翰林院奏无事,奉旨: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为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镶黄旗值日,该日《早事档》记:


中允黄思永封奏一件,奉旨:留。户部奏议复浙江请改折南漕拟俟秋成后再行奏明办理事,奉旨:依议;又片奏京城典当加税拟请核减议驳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已革运同乔景仪捐赈开复原官议驳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布政使裕长捐赈拟请照章核奖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东纲经征商灶课未完一分以上各员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安徽地丁等奏销案内续完各员减议免议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议复闽省奉拨京饷请由闽海关于药厘银内代解仍令照旧办理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八沟税员常谦盈余未能征收应令赔缴事,奉旨:依议;又奏核销塔尔巴哈台收支饷项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核复闽省海防善后收支各款事,奉旨:依议;又片奏给书识等银事,奉旨:依议。通政使司奏春季分本章数目事,奉旨:知道了;又片奏驳还成都将军恭寿一本可否查取错误职名照例送部议处请旨事,奉旨:依议。恩寿因病请假五日,奉旨:赏假五日。伯都讷副都统柏英因修墓到京请安,奉旨:知道了。荣禄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各谢恩,均奉旨:知道了。四川尽先即补道沈翊清、分发河南补用道马开玉、分省补用知府许晋祁、荆州协领尼英聂哩、杭州协领哲尔经额、热河协领双禄各谢恩,呈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詹事府值日名单,奉旨:知道了。镶黄三旗各奏无事,均奉旨:知道了。(38)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可以通过此类简要的报告,大体了解京内各衙门的政事与政情以及光绪帝的态度。


“电旨”即电寄谕旨,是因情况紧急而向外省或驻外公使发出的谕旨。由于当时的电报为有线接力方式发送,费用高昂,且军机处尚无电报房,清廷的电报均经总理衙门电报房转收转发,当时的电旨是比较少的。四月二十二日即未有电旨,四月二十三日有发给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旨一道,次日军机处将该电旨“缮递”慈禧太后。(39)


除了“缮递”的电旨是具体的政令外,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和《早事档》都十分简略,慈禧太后得此,虽可知政务的大概,但还不能了解政务之具体。然从军机处的重要档册《上谕档》和《洋务档》中,又可以看到,每天最重要的奏折及相关谕旨,军机大臣须在当天上呈慈禧太后。以下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介绍。由于四月二十二日没有重要奏折,当日军机处未呈。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有一奏片:


本日中允黄思永奏息借华款请听商民自相劝办折,又奏集赀设立劝农学堂请旨试办折,又奏办理永清一带水利片,又奏皖北赈捐请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恭呈慈览。谨奏。(40)


据此奏片,前引此日《早事档》中被光绪帝“留”的黄思永奏折,军机处当天将其原件及光绪帝的处理意见上呈慈禧太后了。


然而,哪些折片被列为重要而须上呈慈禧太后,其决定权在于军机处还是光绪帝本人,上引军机处奏片中并无明言。但从军机处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光绪帝。《上谕档》中另一奏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均属不合款式,未便呈递,惟查都察院代奏引折内,有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与军机处随折奏片不符。是否一并恭呈慈览?请旨。(41)


这是军机大臣为向慈禧太后进呈有关奏折等文件而向光绪帝请旨的奏片。一般地说来,军机处呈送的奏折是当天处理的原件,但由于有些奏折及相关谕旨需要抄写,来不及将原折呈送,也会发生第二天再呈的情况。(42)


由此可以确认,在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作出的相关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并报告处理意见。这当然也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但不再是简单的“事由单”,而是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既然光绪帝对重要奏折的呈送有权进行分类,即区别是否必要而呈送慈禧太后,那么,他是否呈送了全部重要的奏折呢?这一问题显然十分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军机处《上谕档》、《洋务档》并参考《随手档》,将百日维新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呈送慈禧太后的全部奏折排列,制成附表一。这样的附表当然会显得冗长,但惟有如此才可以具体地说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时对许多读者了解戊戌变法史也有相应的参考作用。


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详见附表一)为此我将之与今日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三本史料书相对照,发现两点,其一是后来史料选编者认为最重要的奏折,军机处几乎全部上呈慈禧太后,不同时代的人思路上却有一致性。其二是上呈的奏折数量大大超出了现已发表者,慈禧太后可以看到比今天普通研究者多得多的材料。由此,今天许多研究者评论慈禧太后时就有史料不充分之嫌。名为归政的慈禧太后可以看到百日维新中的重要奏折。为此,我又将之与军机处每日登记收到奏折的档册《随手登记档》做比较,我以为,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奏折如此之多,是由于维新事业的前进,重要事务日增,而重要折件必须上送慈禧太后。在此之前,虽有重要奏折须送的制度,但因传统政务中没有多少新鲜事,需要上送的折件数量并不是很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百日维新前的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各类折件共计224件,其中正月上呈29件,二月上呈42件,三月上呈54件,闰三月上呈56件,四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上呈43件。(详见附录二)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件更少。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折片中,同情和支持变法的较多,这并不是光绪帝企图由此来影响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奏折比较多,反对变法或反对变法派人士的人,一般也不太敢于出面公开表态。如果仅从某些折片的上呈,可能会得出光绪帝影响慈禧太后的结论,但若将全部上呈奏折综合起来看,可以感受到形势之使然。反过来说,反对变法或反对变法派人士的折件,光绪帝也上送了。如四月二十五日御史黄均隆《湖南办理新政有名无实折》、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宸《参张荫桓折》、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言官党庇诬罔折》、七月初五日尚书许应骙“留中”的封奏和七月二十四日四品京堂王照《参张荫桓朦保张上达等折》,毫无疑问,这些奏折的基本内容光绪帝是不会欣赏的,但也必须上送慈禧太后。由此可见重要奏折当日上送制度的刚性。


未送慈禧太后的个别重要奏折


凭借着“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及重要折件的原件,慈禧太后基本上可以监控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况。反过来说,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太后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有证据证明,也有一些重要奏折,光绪帝未向慈禧太后上送。


其一是康有为的一些密折。


1981年陈凤鸣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使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为学术界有幸得以利用。(43)《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入康有为戊戌年奏折18件,其中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共8件,(44)分别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七月初五日(8月21日)由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45)其余还有10件。(46)而这10件折片如何送到光绪帝手中,现在还难以说清楚。康有为的官、差分别是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没有直接上奏权。按照清朝制度,其折片当由总理衙门或工部代奏。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可以看到康有为进呈奏折的渠道,皆为总理衙门,而对应相查,在《随手登记档》中另10件折片没有代奏的记载。


然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六月七日有一条很突兀的记录:“发下康有为条陈折、片各一件”,下有注记:“见面带下,缮旨复存堂,初十日复递上。”这是说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由光绪帝发下给军机大臣。发下的康有为条陈很可能是《杰士上书汇录》卷二的《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该折在《杰士上书汇录》中注明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所谓“缮旨”,是当日军机处寄刘坤一、张之洞的廷寄,要求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这与康有为奏折之意是完全吻合的。(47)而这一天同时发下的附片内容为何,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据《杰士上书汇录》,最有可能的是《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五月三十日、六月初四日《上谕档》、《随手登记档》有相应的记载。(48)另一条突兀的记录见六月二十二日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发下康有为折、片各一件”,并注明“见面带下,次日见面带上”。这也是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发下的。该两件折片即为《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请定报律片》。发下的折片,军机处照例要录副,由此现存档案中有该两件折片的录副。(49)未经过代奏而将奏折直接送到皇帝处,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另有联络的管道。对此,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


初三日,总理衙门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廖寿恒来,令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


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谓为康狗者。廖避之,乃面奏,谓官报事宜,令我商之孙某。并传言谓此后凡报事皆交孙家鼐递折。先由军机大臣传旨与我,令告孙家鼐。乃见孙家鼐,为之草奏云:“某月某日康某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此亦可笑事也。(50)


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前一段引文,即有不实之处,“初三日”当指五月初四日总理衙门第三次为康代奏之事,而在此之后,总理衙门还为康代奏过1次。“令其直递来”一语,意为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或军机处,授康以直接上奏权,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内是绝无可能之事。康有为此语实为夸张之词。但康氏的后段引语明确提到了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字仲山)为其代递奏折,当时也有其他相同的说法。(51)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二十二日的明发上谕有这样一段话:


前据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请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并据廖寿恒面奏,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当经谕令由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52)


上谕中的这一段话,证实了康有为前引言论中关于孙家鼐一事。然上谕中这段话,本意是对孙家鼐奏折中不满情绪的安抚。当日孙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令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53)孙家鼐作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般说来,谕旨会有交片,即便是代传口谕,也应由军机大臣或相当等级的官员出面,由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康有为上门代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与体制大不相符,孙氏的不满可以想见,故在奏折中如此明言。对此,光绪帝在谕旨中称“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是使用廖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也以康为总理衙门章京,与廖属上下级关系,以符合清朝体制。从谕旨中看,廖寿恒确有面奏之事。廖与康在百日维新中的私人关系,谈不上密切,而康氏张扬且执拧的为人,也很难让为人甚为谦和的廖感到相洽相融。我以为,廖得知康督办官报后,不想继续在中间做传递人,故当面请旨,将康事推给孙。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廖的中间人地位,由此谕旨可以确立。若廖没有中间人的关系,也就没有必要无事生非地向光绪帝当面请旨“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


光绪帝没有将康有为的10件奏折上送慈禧太后,非为其内容,而是因其渠道不合乎于制度。


其二是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未送慈禧太后。


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是对康、梁最有杀伤力的文献,全文长九千余字,分正折与附片。曾廉发表此条陈时自注云:“疏既奏,党人谭嗣同之属,方居军机用事,将坐以毁谤新政当斩,德宗蹙然不许,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明日嗣同复请刑,上卒格不下,廉始得全。”(54)曾廉的这一说法,是其不明当时“参预新政”的军机章京的实际地位(后将叙及)。黄彰健先生在1970年的著作中,引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55)由此,黄先生得出结论,曾廉的上书促使康有为等人实行武装夺权,即以徐致靖出奏保袁世凯。(56)黄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曾廉上书在前,徐致靖出奏在后这一时间顺序上的,尽管他也声明“曾廉上书日期,仍应查北平故宫军机处档案,始能决定”,但他本人当时无法到北京来查档。而他的敏锐又常在未掌握全部档案,仅从蛛丝便道出底里。而此次黄先生恰是有误。孔祥吉先生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查出曾廉的条陈上于七月二十七日,比徐致靖保袁折晚了一天,由此完全推翻了黄先生的判断。(57)


然而,孔先生的研究,并未回答曾廉条陈与梁启超所言谭嗣同的驳斥是否同时上呈于慈禧太后,黄先生的研究恰是对曾廉条陈以及谭嗣同等人态度有着很长的论说,并称该折片上呈慈禧太后。重要奏折上呈慈禧太后本是当时的制度。该折片上呈与否,在当时是关系重大之事。为此,我在这里据军机处《上谕档》等档册再作补证。


曾廉的条陈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七日的记录为:


都察院折代递条陈由:一、笔帖式联治,一、广西试令章国珍,一、候选州同谢祖沅,一、浙江举人何寿章,一、陕西举人张铣,一、湖南举人曾廉,一、中书诚勤,一、中书胡元泰,一、山东拔贡郑重,一、山西附监宋汝淮,一、谢祖沅气枪一杆,一、谢祖沅样图一张,一、宋汝淮样图,一、宋汝淮绘图。(58)


而在这一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只是称:本日“都察院代递顾治等条陈”,“俟陆续核议办理”。(59)该奏片未提收到条陈等件的具体数目,只是表示拟就处理意见后,再上呈慈禧太后。而到了第二天,即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谢祖沅、郑重、胡元泰、张铣、何寿章、诚勤、联治、宋汝淮条陈……均俟筹议奏明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


此时军机处奏片中已无湖南举人曾廉、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也就是说,在二十七日收到的共为14件的条陈、气枪、样图、绘图,军机处奏片中只提了8件条陈,将曾廉的条陈隐瞒了下来。七月二十九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七月三十日的军机处奏片则将都察院代奏条陈的日期弄混。(60)八月初一日的军机处奏片又未提此事。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称:


……诚勤呈一件、联治呈一件……郑重呈一件、张铣呈一件……均奉旨:“存”……恭呈慈览。


也就是说,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的条陈,到八月初二日才上呈慈禧太后4件。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


即又上呈了2件。八月初四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奏片称:


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及酌定交涉章程、设立矿务学堂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61)


由此可见,过了9天之后,都察院二十七日代奏的条陈,才有7件上呈慈禧太后。而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军机处奏片涉及该日都察院代奏条陈事多达6次,从未提到过曾廉的条陈。(62)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重要奏折上呈之事也停止了。到此为止,曾廉的条陈由此似乎在空气中蒸发了。我在档案馆也没有发现该折片的原件或抄件。


光绪帝有没有看过或仔细看过曾廉的条陈,从档案中很难得出印象。从《随手登记档》中可见,七月二十七日那天,军机处共收到折片56件,其中各省各京内衙门折片30件,代奏的司员士民条陈折片共26件,另有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报。(63)而同在这一天,共发出明发、字寄、电寄、交片谕旨共29道。可以说这一天是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最忙的日子之一。可是,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条陈在军机处的处理时间多达9天,如此重要的条陈在军机章京的提示下光绪帝应当看到,其中有无梁启超等人所称光绪帝让谭嗣同拟稿驳斥事,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但光绪帝在此期间未与谭嗣同见面,却是事实。


百日维新期间,代奏的司员士民条陈,虽有相当大的数量上呈慈禧太后,但也不是全送。送哪些不送哪些,本是光绪帝有权选择之事。但曾廉条陈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按照重要折片上送的制度是应上送的,我个人以为,光绪帝看到了这份杀伤力极大的文件,为保全康、梁,也为保护其政策,选择了不送。这么做,当然会有风险,但若上送,立即会有实际的危险。而这样的事情对光绪帝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64)


但从光绪帝送慈禧太后重要奏折的全部情况来看,这种隐瞒是极个别的,若没有特殊的情况,他是不会甚至也不敢这么做的。


慈禧太后似不掌握全部谕旨的原文

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洋务档》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每天可以收到军机处发来前一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单”,也经常收到军机处发来当日重要折片的原件及简单的相关谕旨。然而,除了电寄谕旨外,光绪帝发出的其他谕旨,包括明发、廷寄、交片,有没有同时上呈慈禧太后?我所看见的档案中对此尚无明确的说法。


明发的谕旨,当时有宫门钞,现存京内各衙门档案中有不少抄件,其中也包括内务府。慈禧太后想看的话,当然可以看到。但廷寄、交片谕旨,若无专送的话,慈禧太后就有可能看不到。


军机处《上谕档》中有两件很奇怪的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奉旨:自本年正月起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均钞录一分呈览。以后即陆续钞递。其明发及电旨不必钞。钦此。


本日奉旨:著内阁将每日所奉之谕旨均钞录一分,于次日径交军机处呈览。钦此。


这两道谕旨之上还有“御笔遵缮”字样。同一天,还有一道交发内阁的交片谕旨,内容同上引第二件。两道谕旨既称“御笔遵缮”,当属御笔发下后军机处奉旨缮录。而光绪帝发下此两道御笔的用意为何?我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可以佐证的其他材料。


由此而揆之情理,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给自己看的,且谕旨中也称“呈览”,特别是“自本年正月起所有”,也可能包含备忘的意思。但光绪帝为何提出“以后即陆续钞递”,即将自己每天发布的谕旨,第二天抄给自己,同时还特别说明不包括“电旨”?如果需要备忘的话,为何不让负责发送电旨的总理衙门也抄录一份?而光绪帝每日见军机,军机处关于谕旨有极为完备的档册,如《明发档》、《上谕档》、《寄信档》、《电寄档》、《洋务档》、《交片档》等等,可以随时咨询,为何要自录一份?此中有情理不通之处。


其二,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自己保留一份,以备慈禧太后查的。七月二十八日,百日维新在今人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裂隙,京城中充满了谣言。光绪帝恐慈禧太后怀疑其背着她另有图谋,于是将“本年正月起的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抄录一份,随时以能证明其清白。此一解释当然是假设,但有不抄录电旨可作为内证,因为电旨军机处已抄录给慈禧太后了。同时,对于明发上谕,光绪帝也没有要求从“本年正月起”抄录,而是从下旨的当天进行,因为明发谕旨本来就是公开的,慈禧太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即便慈禧太后未看到,其身边人也会看到。


其三,慈禧太后已对光绪帝生有疑心,命光绪帝将所有廷寄、交片、明发谕旨都抄录一份,送其阅看,并对不公开的廷寄、交片谕旨,“自本年正月起”补交。如果看当时的形势,也有此种可能。但其中也有疑惑,如果是交慈禧太后,在光绪帝下发的御笔中应当说明清楚,因为此为经常性的事务,每日还需军机处去完成,为何还说“呈览”,即呈送自己?同时,如果真是每日送慈禧太后的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在“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之后,应该另加上“缮递某某日廷寄谕旨某道、交片谕旨某道”、“缮递某某日明发谕旨某道”的相应记录。而军机处的各档册中,没有此类记载。


由此,我以为,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而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最大。因为,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就要去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这是百日维新最关键的一幕对手戏。


然而若要认定第二种可能或第三种可能,那么,事实上也就承认了一个前提:即慈禧太后手中有“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重要折片及简要的相关谕旨,她也能看到明发谕旨;但她还不能掌握廷寄谕旨、交片谕旨的全部和原文。反过来说,慈禧太后还不能对光绪帝未送的折件、廷寄及交片谕旨实行监督,明发谕旨虽能看到,但表现在政治权力分割上还不是那种监督关系。


事前请示制度

以上所说的,皆为事后报告制度,然更为重要的当属事前请示制度。此一制度也确立于光绪帝亲政前。前引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等奏折中记:


一、简放各缺,拟请于召见时请旨后,由臣等照例缮写谕旨呈进。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请旨裁定后,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


一、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及各省藩、臬缺出,拟请暂照现章,由臣等开单进呈,恭候简用。(65)


此中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至于尚书、侍郎、布政使、按察使的任用“照现章”办理。此时光绪帝尚未亲政,“现章”当由慈禧太后做主。


在现有档案中,可以说明光绪帝事前请示的有力材料虽有一些,但不是很多。(66)百日维新期间,我仅在《洋务档》中看到了三条记载。其一为:


五月十三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遵议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拟俟发下后,再行传旨“依议”。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总理衙门所奏接见外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的礼节,此中有慈禧太后接见时的礼节,光绪帝不敢代太后做主,故让军机处以奏片形式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天的《洋务档》,对此有记载:总理衙门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接见款待礼节折,“奉旨:‘依议。’钦此”。其二为:


五月十四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又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复御史杨深秀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奏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在大学堂中设译书局。很可能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有过面谕,光绪帝不敢自专,让军机处以奏片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天《上谕档》,有开办大学堂的明发谕旨。其三为:


六月二十六日。本日张亨嘉奏沥陈亲老丁单,恳请改派朝鲜公使折,恭拟改派安徽布政使徐寿朋充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谨将张亨嘉原折恭呈慈览,伏候裁夺。俟发下后,再行缮定谕旨呈览。


六月二十三日派张亨嘉为驻朝鲜四等公使事,经过慈禧太后,此次改派徐寿朋,自应再次请示。当日慈禧太后发下,《洋务档》中有派徐寿朋为驻扎朝鲜钦差大臣的谕旨。


实际上,最为重要且次数最多的不是此类文字形式的请示,而是光绪帝在面见慈禧太后时的当面请示。光绪帝的亲信大臣翁同龢在其日记中留下不少的记载,此举光绪二十四年廖寿恒入值军机处为例。二月初九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邸论枢垣需人”,即恭亲王奕訢称军机处缺人,第二天,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在日记中专门注明“昨日请懿旨”。(67)


然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帝常住宫中。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在15公里以上。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光绪帝的行程是乘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乘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恰好相反。单程的时间约3小时。慈禧太后则乘船从颐和园至广源闸西码头,至万寿寺拈香,在御座房少坐进膳后,再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入西直门、西安门,直抵西苑仪鸾殿。回程也恰好相反。其单程的时间约在5小时以上。


从《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时常回西苑。两人同住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长得多。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时住乐寿堂,光绪帝去颐和园时,住在玉澜堂,偶尔也住宜芸馆。(68)光绪帝在宫中时住养心殿。慈禧太后进城时一般住在西苑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此时光绪帝也通常不住在养心殿,而是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也就是说,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同住西苑,两人住的距离相当近,步行不过10多分钟。这种近距离很大程度上与仪礼有关。自道光帝坚持每日早晨向母亲请安后,皇帝如无重大事件每日早晨向母亲请安渐成皇家制度。咸丰帝如此,同治帝如此,光绪帝亦如此。除了请安外,光绪帝还经常“侍”慈禧太后早膳、晚膳(当时只吃两餐)和看戏,而这种今日看来充满家庭乐趣的活动,当时却是在严格的仪礼下进行的,以示皇家以孝道治天下。由此,两人居住地太远,会引起时间安排上和礼仪程式上的许多困难。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交往情况可见下表:


正月同住而未请安共7天,其中3天因祀太庙斋戒,2天因祀谷坛斋戒,1天因咸丰帝生母生日,1天情况不明(正月初三日)。二月同住而未请安2天,因祀社稷坛斋戒。六月同住而未请安1天,因祀太庙斋戒。


从上表可见,在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三分之二强,请安、侍膳、看戏、阅操都是慈禧太后可以向光绪帝施加影响或直接下令的时刻,按照光绪帝自己的说法是“朕仰承慈训”。根据当时的礼仪,光绪帝见慈禧太后要下跪,慈禧太后每次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都得跪接跪送。慈禧太后可以向光绪帝下旨,在清朝官文书中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表现为政治权力上的上下级关系。(69)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去了几次颐和园?每次去时决定了哪些事项?就《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并参阅各类档案,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光绪帝共去了10次颐和园。在园期间的重大决策可见下面所述:


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其中二十二日决定:荣禄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仍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此次在园期间,光绪帝最大的收获是慈禧太后同意变法。这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术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70)


此中提到的“退拟旨”一道,即开始百日维新的谕旨。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其中二十七日颁下朱谕,罢免翁同龢;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来京陛见,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命准备调任四川总督的原福州将军裕禄即行来京;撤销督办军务处;命大员补授需向慈禧太后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理荣禄所遗之步军统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授康、张为总理衙门章京。


五月初四日至初九日。其中初五日下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命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初六日,派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事务。


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其中十五日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授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71)。其中二十二日命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二十三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二十四日授江苏巡抚奎俊为四川总督,江西巡抚德寿调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松寿升江西巡抚,袁昶补江宁布政使。二十五日批准经济特科章程;驳回总理衙门议康有为条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毋得空言搪塞。二十七日命各省裁兵,命张之洞返回湖北本任,毋庸来京。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初三日。其中六月初一日批准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


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其中十五日设铁路矿务总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为大臣;允司员士民上书言事;梁仲衡补刑部右侍郎。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其中初二日批准礼部所奏科举章程。


七月初七日至初八日。其中初八日决定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天津阅操。


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十四日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裁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裁东河总督、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裁无漕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72)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其中二十二日命裕禄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敬信退出总理衙门;命裕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萨廉为礼部右侍郎;命李培元为吏部右侍郎,刘恩溥为仓场侍郎,曾庆銮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停办昭信股票。二十三日,电令原湖北巡抚谭继洵来京听候简用。


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慈禧太后共3次离开颐和园来到西苑,其第一次为六月初八日至初九日,事为初九日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日;其第二次为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事为二十六日为光绪帝生日;其第三次为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事为十七日为咸丰帝忌日。在此期间决定的重大事件有:七月十六日寿荫补广州将军,色楞额补热河都统。


从上所述可见,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从制度上来看,此应视为是事前请示。惟一的例外是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两天(十八日慈禧太后离开西苑,二十一日光绪帝赴颐和园,此两天恰是光绪帝一人住在宫中)。十九日,光绪帝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以主事王照为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二十日决定礼部各堂官的署任,(73)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从张荫桓弹劾案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实际上最能形象反映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的,为张荫桓弹劾案。对此,张荫桓日记中有相当传神的记录。


张荫桓是光绪帝所信赖的重臣,曾任驻美公使,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他是康有为的同乡,在戊戌变法时作用甚大。(74)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宸上奏参张荫桓,称其在办理英德续借款时,受贿二百六十万,与翁同龢平分。(75)根据重要折片上呈的制度,胡折当日即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之大怒。五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廖寿恒到张寓,告之当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召见,慈禧太后为胡孚宸折“盛怒”,并让其第二天早晨递牌子,光绪帝召见。初六日光绪帝召见张时,军机大臣同在。光绪帝问张看过胡折没有,张答之:“阅过。总是奉职无状,辜负朝廷,乞恩治罪罢斥。”随后又为自己辩解:“胶澳事奉派与翁同龢同办,旅大事奉派与李鸿章同办,借款事与敬信、翁同龢同办。”


上听毕,问廖寿恒:“昨日在太后前说是他一人经办,何以今日不说?你们甚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人捱骂。”上词色甚厉,仲山(廖寿恒)碰头不已。上又诘廖寿恒:“昨在太后前说他行踪诡秘,到底如何诡秘,今日为甚么不说?”仲山碰头不已。子良(刚毅,时任军机大臣)解之曰:“廖寿恒说话太呆。”上又诘廖寿恒:“昨言许景澄(原驻德公使,已奉召回国)回来换他,今日何以不说?”仲山奏言:“昨因太后盛怒,且亦奏明与张荫桓时有意见不投处。”上顾礼邸(礼亲王世铎,时任军机大臣,恭亲王去世后为军机领班):“尔传谕张荫桓不必忧虑。”


从此中可见,光绪帝在与慈禧太后同见军机时,虽对廖寿恒等人的言论不以为然,但因慈禧太后在场,诚恐诚惶,不敢多说,第二天将一肚子的怨气发出。此日记正是显现出光绪帝在慈禧太后面前和不在场时的不同态度,尽管他此时还正住在颐和园。


张荫桓日记另记一件事,又可见慈禧太后政治权力也有其限制:


关咏琴来为余慰藉,历言昨崇受之(崇礼,时任步军统领)到署,谓初五日早英年奉太后懿旨查抄余宅,拿交刑部治罪。与之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受之叩节时趋前跪,冀有懿旨,寂然无闻。及军机退直,受之询礼邸有无交派事件,礼邸答以无有。受之又询仲山,亦云无有。受之犹恐不实不尽,复令提督衙门章京赴仲山寓所询之,仍云无有。受之乃返。德和园听戏,仲山问受之所询交派何事,受之具以英年之说告仲山,谓无所闻。豫甫(立山,时任内务府大臣)劝受之以若事则不宜喧嚷云。(76)


崇礼于荣禄赴天津后署任步军统领,五月初五日改实授。英年属正白旗汉军,隶内务府,曾任奉辰苑卿,时任工部右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由其来传懿旨,将张荫桓抄家并交刑部治罪,当属不合体制。正式的谕旨应来自军机处。崇礼由此受到了提醒,他借授职谢太后恩时,有意前趋,希得慈禧太后当面下旨,然未与闻。于是他等军机处下值后,向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军机大臣廖寿恒反复询问,未得结果。但他仍不放心,派人到廖寿恒家中核实。最后,崇礼因未得到慈禧太后亲自下达的懿旨,也未得到军机处传来的正式谕旨,将英年所传懿旨搁置。尽管崇礼在立山的劝告下,将此事不了了之,而不再喧嚷,但消息还是流了出去。(77)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之小结: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其一是事后报告制度,即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旨连同其“事由”上报慈禧太后;每日将当日重要折件及简要相关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中个别折件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有所隐瞒;军机处很可能未将全部明发、廷寄、交片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二是事前请示制度,除个别情况下以军机处奏片的形式向慈禧太后请旨外,主要是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由此至八月初三日,他在颐和园住了5天。光绪帝此次住园的时间安排为七月二十五日所决定的。(78)此为他从颐和园回来的第二天。光绪帝之所以很早便决定其赴园及回宫的时间,是因为皇帝的仪制。每次出行,随行的太监即有相当大数量,(79)此外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等众多机构与人员。由此,每次光绪帝去颐和园都提前3至8天不等,预先发出通知。


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光绪帝此次去颐和园,其目的之一是请示慈禧太后批准开懋勤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称: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下矣。


而在该书的卷六《谭嗣同传》中说法稍有异,“懋勤殿”后称“设顾问官”,“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改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并称:“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80)康有为对此声称懋勤殿一事是其一手策划。(81)康、梁的这一说法,有其破绽。其中最重要的是,光绪帝当时与谭嗣同、宋伯鲁并未相见。(82)


然而,康、梁所言光绪帝有意开懋勤殿的打算,却是可以证实的。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湖北补用知府钱恂。钱于第二天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83)此中的“议政局”,与懋勤殿功能相同。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北洋候选道严复。严复于八月初一日告诉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84)与严复甚有关系的《国闻报》,八月初二日更是登出了消息。(85)钱恂、严复之所以如此认定此事,很可能是在召见时,光绪帝有所透露。


召开懋勤殿的说法,自然引起各位研究先进的注意和引用,而孔祥吉先生依据康有为的说法,指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二十九日徐致靖的《遵保康有为等折》、同日王照的《遵保康广仁等折》为康有为所拟,皆是关于开懋勤殿的文件,并据王照的书信及与犬养毅的笔谈进行考订。(86)然而,此三折至今尚未在档案中检出,关于懋勤殿的设计及人选,现在仍是无法完全确认。


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记:


二十九日庚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景福阁,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玉澜堂。(87)


此一材料说明,光绪帝这一天动身很早,其与慈禧太后见面交谈时间较多,即乐寿堂请安、景福阁侍早膳、景福阁侍晚膳。然而,《清代起居注册》的这一记载似有误。据内务府《记事珠》:七月二十八日“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用早膳、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驻跸颐和园等因”。由此可见,光绪帝此日动身较晚,但仍有请安和侍膳。(88)此文献所记是事先的安排。而宫中《穿戴档》称:“卯正,上请至乾清宫见大人,毕,还养心殿。……办事后外请至颐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89)而该档属事后的记录。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也可以于此证实,该日光绪帝“办事后驻跸颐和园”。


由此可以确定,光绪帝是在这一天政务处理完毕后去颐和园的。这一天的政令与慈禧太后没有关系。这一天两人的见面为“请安”,也有可能“侍膳”。然在这一天见面中,光绪帝有没有向慈禧太后请示懋勤殿的设计与人选,以及如何请示,档案中自然无记录。而若孔祥吉先生关于宋、徐、王三折为懋勤殿之设计与人选的考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即使不谈,懋勤殿一事,也已经报告了慈禧太后。据《上谕档》军机处奏片,二十八日宋伯鲁折奉旨“暂存”,二十九日徐致靖折、王照折均奉旨“存记”,当日即将原件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90)


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先是自己上奏设制度局(二月十九日、五月初四日),后代宋伯鲁上奏设议政处(二月初八日),再后代阔普通武上奏设议院(七月初三日,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构,实为议政机构),又再后代徐致靖上奏设散卿(七月二十日),与徐致靖同时上奏的张元济,多少也受康有为影响,也要求设立议政局。形式虽有多变,然性质大体相同。此时的懋勤殿,最初由梁启超于六月初六日代李端棻上奏时提出,光绪帝交奕劻、孙家鼐议复,结果还是驳回。(91)可以说,当时高层政坛对康有为的用意看得十分清楚,进行了全面的阻击。光绪帝尽管对康有为的建策有赞同之意,但对康党接二连三的提议,其处理方法仍是按旧制办理,即交总理衙门、军机处或其认为态度比较缓和的孙家鼐等人核议具奏,同时将康党的各种提议作为重要折件上送慈禧太后。由于康党的此类提议在交议时全部被驳或被拆解而失其意,慈禧太后无须直接出面干涉。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当光绪帝将开懋勤殿一事直接向慈禧太后提出时,对权力十分敏感且权术十二分精深的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此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原有的负责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将会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若同意开懋勤殿,将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的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尽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大争论并没有档案记载,但争论的问题及最后的结论,却从光绪帝三十日给杨锐的密诏中清晰地流露出来。


黄彰健先生1970年的著作,对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此诏发出时间为七月三十日(9月15日),最好的版本为赵炳麟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康有为对此诏进行了篡改。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为。据此,摘录赵氏所记此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此诏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了“议政”,即设懋勤殿的核心;两次提到了“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朱谕”,即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即处理“过重”;提到了“朕之权力”,也就是上节所讨论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其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92)


光绪帝的密诏显示了政治异动,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可能在此时她考虑了走向前台。


光绪帝的密诏也显示其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下的退缩。他虽没有放弃全变旧法、罢免老臣、登进新人议政的想法,但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又已决定他必然再次后退,直到交出权力。


除了这一密诏外,七月三十日,档案上所反映的政治情况还属基本正常。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杨锐、军机。(93)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堂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由此可见,光绪帝发给杨锐密诏的时间似在该日见慈禧太后之前,由此还可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可能发生于二十九日请安时。光绪帝于七月三十日向慈禧太后请安时有何内容,档案中自然不载,但这一天所发出的谕旨数量比前几天为少。(94)


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召见后,光绪帝于当日发下两道谕旨,其一是明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其二是交片:


交候补侍郎袁。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袁世凯著于本月初五日请训。钦此。”相应传知贵侍郎钦遵可也。(95)(黑体为引者所标)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一事,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论及,分析也为深入。但还有一些情况,我以为需要在此进行补证。


其一,袁世凯的提升有无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这里面首先的问题是,袁世凯的提升,属于光绪帝权力范围之内,还是应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据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此中提到的“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当属须经由慈禧太后批准的重要人事任命,而袁世凯的候补侍郎,正在边缘,袁升任后也无谢太后恩折。(96)也就是说,此事可经慈禧太后,似也可由光绪帝自行做主。


至于此事是否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虽然没有直接的档案材料,但也有一些痕迹值得考虑。一、慈禧太后知道召见袁世凯一事。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保袁折上,当日发出电旨给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军机处也于当日将徐折及该旨上送慈禧太后。此事的处理符合当时的办事程序。二、此时光绪帝一直住在园中。《清代起居注册》八月初一日记:“上诣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早、晚膳,看戏毕,驾还玉澜堂。”(97)这一天,他与慈禧太后交往的时间超过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发出的密诏,承认自己在“登进通达英勇之人”方面“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并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态度。四、也是最重要的,戊戌政变后,荣禄于八月初十日奉到电旨:“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行护理。”(98)由此,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总督裕禄到达,袁世凯共护理了九天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对袁有恶感,依其性格,宁可费时费力,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权放在袁手中。也因为以上几点,我以为,袁世凯的晋升很可能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禀过。


其二,袁世凯的晋升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按察使为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从品级上说,袁世凯是超擢。但就当时人的观念来说,实缺要比候补好。当时清朝的候补官数量相当大,正二品虽说是高官,但此衔在当时已滥。若不是袁世凯,其他的实缺按察使升候补侍郎,一般并不认为是太大的好事。


可袁世凯不同,他以浙江温处道“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在甲午战争前夕回国,一度被派往东北清军前线营务处。甲午战败后,仍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前往小站接练“定武军”,将之改造成有七千之众的“新建陆军”。(99)光绪二十三年,袁由正四品的道员超擢正三品的直隶按察使,仍专办练兵事务。也就是说,袁世凯的浙江温处道、直隶按察使虽为实缺官,但并不赴任,仅仅是品级而已。他由正三品超擢正二品,是因其本缺是文官。(100)而侍郎一旦补缺,也可以不上任,各部堂官共有六员,其中有人差使在外,在清朝也是经常之事,如以往的外派学政和此时的外派公使。也就是说,对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变化,其事务并无变化。当时驻在直隶的三支主力部队,聂士成为直隶提督,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皆为武官的从一品,相较之下,袁世凯的文官正二品,与之相差不多,尽管文官的地位在当时要比武官高出许多。


而袁世凯此次晋升,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谕旨中所称的“著随时具奏”。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


其三,袁世凯的晋升光绪帝有无深意?


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均已证明,康有为及其党人,早就对袁世凯进行工作,以期待在今后的政治变化中袁能拥帝倒后。尤其是戴先生的论文,以徐世昌日记揭示了戊戌年六月徐仁录在天津、小站的活动以及徐世昌、袁世凯的表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光绪帝对康党的军事策动工作是知情的。由于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与光绪帝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而此类情节也难以用文字方式上奏,似又可以反过来推断,光绪帝对此一无所知。由此看来,我以为,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可能有几分道理。周传儒先生1980年文章称:“据新会所说,慈禧拟于天津阅兵之顷,实行废立是事实。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觐见,企图引袁自卫,亦属事实。”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天津废立,并光绪帝发现其谋。今日的各位研究先进,如赵立人先生、杨天石先生对后党的天津废立阴谋,均持否定态度,认为此是康有为的想像或为军事策动而制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像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101)我同意各位研究先进的说法。就前节所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无论是训政还是废帝,慈禧太后都毋庸跑到天津借荣禄之刀,更何况天津阅操决定于四月二十七日,具体时间决定于七月初八日,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危机。(102)但我仍以为,梁启超的说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似有“引袁”之意。对此,也有一些痕迹可供今人思索:其一是,当日谕旨中“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似有鼓励袁有事不必经荣禄,而直接上奏之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见时,据袁世凯的记录,光绪帝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103)后一句话明显地让袁摆脱荣禄的控制。其三是据袁世凯称,他在被召见的当日,要求尽快请训,以便其回天津为阅操准备。而当日发下的交片谕旨是初五日请训,也就是说,光绪帝在召见的当时,知道其后还会再见两次,一次为谢恩,一次为请训,而请训之日,光绪帝已回宫而不在颐和园。


光绪帝“引袁”的目的是否如梁启超所称,所谓“自卫”,即与慈禧太后将来以武力相抗?这似为不可能,因为前一日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想法;但他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却透露出其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他想摆脱老臣们的包围,用新派人士开出一些缝隙。这里面还有必要介绍荣禄与直隶境内三支主力部队的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其督办为恭亲王奕訢,帮办为庆亲王奕劻,会办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步军统领荣禄、礼部左侍郎长麟。在这个名分极高的机构中,其灵魂人物为荣禄。在此期间胡燏棻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隶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接任后,其隶属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他后来超擢直隶按察使,但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并不能控制袁部“新建陆军”。随着奕訢和李鸿藻去世,奕劻更多注重总理衙门事务(其为总署领班),翁同龢罢斥,长麟革职,督办军务处成了荣禄的一人天下,其下属的军队也只袁世凯部一支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百日维新开始的第四天,光绪帝根据慈禧太后的意图,进行了人事调整,荣禄替代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在同一天,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军务各有专司,督办军务处著即裁撤。”(104)五月初九日,督办军务王、大臣奕劻等上奏,《遵旨裁撤督办军务处折》,奉旨:“知道了”;《袁世凯请归直隶总督节制折》,奉旨:“依议”。(105)袁世凯部的隶属关系由此转归直隶总督管辖。按照当时人的思考方式,既然督办军务处不再存在,袁世凯部交给其老上级同时又是其驻地的军政长官节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已建立,御史胡景桂参劾袁时,荣奉旨调查而保全之。(106)荣出任直隶总督后,奉旨保举人才,开列了31人的大名单,袁世凯亦列名其间。(107)尽管袁世凯与康有为及其党人也有相对频密的政治关系,但他与荣禄的关系似为更深一层,更何况甲午战争后荣一直是其顶头上司。


直隶境内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共30营,约万余人,驻在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这是他长期驻防的地区。按照清代制度,直隶总督有权节制其境内的武力,聂士成部长期归直隶总督管辖;又按清代制度,提督有直接上奏权,聂士成也可以向光绪帝上奏,并由光绪帝直接发下谕旨。但后一种现象,清代很少出现,在档案中也看不到戊戌年聂士成直接请旨的奏折。


直隶境内还有一支主力部队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共20余营,约万余人。当其镇压河州回民之反叛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底奉命率军东向,驻在山西。(108)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因德占胶澳、俄占旅大、英俄关系紧张时,据督办军务处的提议,光绪帝调董军驻直隶正定府一带,以防不备。(109)董军入直隶后,当然受直隶总督节制,但董有上奏权,也经常使用此权。


袁世凯获上奏权后,其与荣禄的隶属关系虽不能因此改变,但若其运用得当,也可与荣禄分庭抗礼,即如光绪帝所说的“各办各事”。这当然需要光绪帝的出面支持。清代此类事件也有先例,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曾国藩以侍郎衔领兵交战于江西,根本就不买江西巡抚的账,不过那是战时。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口谕袁世凯“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其内心世界究竟为何,今人无可知晓。但他与袁世凯还有一见,时在八月初五日,或许他会说些什么。然至其时,局势已经大变。


其四,袁世凯的晋升是否引起了慈禧太后及后党的警觉?


梁启超称:


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战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荣禄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于天津……(110)


康有为亦称:


荣禄见袁世凯被召,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111)


苏继祖称:


天津督署调武毅军十营,即日来京,声言用备皇差弹压。实因闻袁世凯赏以侍郎,颇觉骇异,先诈称英俄开仗,调袁回防,预调聂军,防袁有变。袁到津时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112)


赵炳麟称:


署直隶总督荣禄调提督聂士成举兵来津,提督董福祥移军长辛店,屡电促袁世凯还营。先是怀塔布、立山等皆至津言宫中事,怀、立久领常侍,太后党也。怀被革,尤怨上,思制之。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出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编修林开谟,旭(林旭)同族叔也,素恶旭所为,而因旭多知内事,亦在荣禄座上,赞崇伊言。荣禄乃称英俄开仗,珲春英舰七艘窥大沽,调聂士成兵二十营来津,董福祥移军长辛店,三电总署促袁世凯还营。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113)


以上说法,多为各位研究先进所引用。其基本意思是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也开始发动,准备以武力来制服袁。对此,袁世凯亦称:


(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114)


袁世凯证实荣禄有电报来,让其回任;并证实聂士成军已奉命而调动。天津《国闻报》八月初六日称:


聂军门以九月望圣驾幸津阅操,所有武毅军步、马、炮各营队,均须先期移扎天津,闻左右两军计十营,已于初四、初五等日由芦台拔队来津。有见之谓各军士均系行军装束,手挺枪,背负囊,系腰子药包,步骤井井,与别军开差形境,迥然不同。即此行路一端,亦足见军容之整肃矣。(115)


《国闻报》证实了聂军的调动,但称是为阅操而动。然而,此外还有一些疑问尚未证实:一、荣禄的电报是否造谣,即为其制袁提供借口?二、荣禄调军的目的是否为制袁,以配合京中的行动?三、董福祥军是否也同时调动?


首先看荣禄是否造谣英俄开仗。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引荣禄于八月初三日给总理衙门的三封电报,并引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电报,称英俄开战系依克唐阿提出,由此证明荣禄未造谣。此中的考证应当说是完备的。但黄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关于荣禄造谣的说法在各种著述中依旧不绝。林克光先生1987年在《近代史研究》的论文中,引苏继祖的说法后称:


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查《电报档》荣禄确实在八月初三日连发三封电报,伪称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并以此为借口,一面派专弁遗书袁世凯,令“即日回防”;一面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此处不妨再看看黄先生著作中所引的三封电报。由于黄先生在引证时有若干笔误(虽不妨碍其结论),以下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清档》及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电报档》,再次引证如下:


初二日戌刻,接聂提督电称,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轮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王岛。风闻系英国兵舰,何以突来如此之多等语。复于亥刻又接该提督来电称,查沽子药库在塘泊[沽]南,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泊[沽]口内,系在大沽子药库背后,相去太近,求饬罗镇严加防备各等情。除电饬罗镇不动声色暗为防探,并一面派委黄道建筦密赴塘沽查探。特先电闻,务望询明英使何事,即先电示。一俟黄道查复,再行电达钧署。禄。萧,亥刻。


顷电想达。复于子刻接李镇大霆电称,顷据榆防袁统带飞禀,前电言洋河口、金山嘴来兵轮四艘,距岸二十里,查系英艇,复问来由,直谓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云云。同时又接该镇来电言,复接袁统带电称,今日来英国鱼雷艇二、兵轮一,连前共计七艘,内有提督座船一艘,齐泊定远炮台前面,离岸约八里许。职镇准于初三日搭车赴关各等情。查俄国现在并未开衅,该兵船所称俄意不善,来此保护等语,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抑或他国捏称英船,均不可知。特此电闻。禄。江,子刻。


昨据聂提督电称,外国兵轮泊入塘沽口内,当派黄道建筦密往探视。顷据复电称,职道已于初二日到塘沽,详查口内并无英兵船,塘沽只泊日本兵船一艘,查系前两月所来。现口外亦无兵船等情。除一面电饬大沽炮台、山海关各口确实查探究竟何项兵轮,共有几艘,现泊何所?俟查复到时,再行电闻。禄转。江,午刻。


以上三个电报于八月初四日由总理衙门呈光绪帝。(116)


从上引电文可见,荣禄的电报虽是初三日收到,但最早的一份却是初二日半夜发出,第二、三份是初三日早晨、中午发出。如果荣禄决心造谣的话,也就是至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