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南: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破解东亚安全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22-10-13 1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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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寄南  

  

   在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袂主席吴寄南作了题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破解东亚安全困境》的报告。他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促进了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深度经贸合作,在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下,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进展,从“清迈协议”、“10+3合作”,一直到RECP的问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他认为,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是能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罗盘”,“护栏”则是两国在加强战略沟通基础上构建的危机管控机制。“压舱石”就是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双边交流和合作。双方既要重温建交初心,汲取历史经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以下为本次发言的全部内容:

  

   对于这个议题呢,我打算从以下四个角度,讲一些我的判断。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和平。50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却是给两国乃至于亚洲地区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50年。最重要的是,它为中日这两个二战亚洲战场上主要的敌对双方缔造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让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梦寐以求的中日“永不再战”成为现实。由此带来了两大必然结果,一个是促进了中日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深度经贸合作,两国彼此成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二是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从清迈协议、“10加3”合作,到RCEP问世,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特别是RCEP的生效,它标志着占世界人口、GDP和贸易规模三分之一的最大贸易圈闪亮登场。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呈现“西降东升”或者说“欧降亚升”的趋势。

   众所周知,美苏冷战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画上句号的。但是,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亚洲地区先于欧洲敲响了冷战的丧钟。随着印度支那半岛由“战场变市场”,亚洲地区的局部冲突也渐趋平息。与欧洲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爆发科索沃战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乃至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相比,近三十年来的“东线无战事”为亚洲经济迅猛增长、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拜中日邦交正常化所赐,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溢出效应,我觉得也一点不过分。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变本加厉地搅局东亚安全秩序。

   近年来,中日关系明显处于低谷。这既有新冠疫情导致两国官方磋商“停摆”、民间交流“归零”的影响,也有日本内阁频繁更迭、政局持续动荡的因素。从深层次看,中日战略博弈加剧实质是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必然会发生的冲撞,是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逐渐累积的结果,是美国加大遏华攻势诱发了日本当权者打压中国的战略盲动。

   目前,中日两国间战略信任缺失、战略猜忌深化、战略对峙升级的趋势日趋凸显。这种消极变化与美国在东亚地区为维持霸权地位,拉帮结伙、煽风点火、制造紧张局势的倒行逆施叠加在一起,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明显恶化。

   美国对东亚安全的搅局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热衷拉帮结派,推行“圈子政治”。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继续保持在东亚地区维持着庞大军事基地网,还不断强化与日韩等同盟国的双边军事同盟,让其发挥枢纽作用。近年来美国又以意识形态划线,硬是将世界分为“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并以所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为由拼凑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国安全机制”(Quad),大有将其升级为“亚洲版北约”的势头。

   第二,频繁军事演习,加剧紧张局势。美国为保持所谓的威慑力,频繁地在东亚地区进行各种名目的海空军事演习,并多次牵头实施由其盟国和地区主要国家参与的联合军演。其锋芒所向直指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美国不断派遣军舰、战机到中国家门口示威。特别是穿越台湾海峡、闯入南海我岛屿毗邻海域,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蓄意升高和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三,升级军备竞赛,大肆炫耀武力。美国一方面对中、俄等国旨在加强自身能力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实施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却将F-22隐形战斗机、“朱姆沃尔特”隐形驱逐舰等先进武器部署到东亚地区,美国还向日韩等国出口F-35战斗机,纵容日本将直升机驱逐舰升级为起降F35B的准航空母舰,支持韩国研发长射程弹道导弹,导致东亚地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第四,强推家规帮规,复活丛林法则。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各国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安全利益对立和矛盾。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本地区很多国家赞成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些对立和矛盾是可控的。然而,美国却从维护自身霸权出发,强调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说到底就是以美国为中心、恃强凌弱、谋取私利的“家规”和“帮规”强加于东亚各国头上。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一方面在欧洲地区伙同北约盟国对俄罗斯实行无底线的极限施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东亚给中国挖陷阱。应该说,台海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本质的区别。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怎样处理两岸关系不容第三者说三道四。但是,美国却一再叫嚷不允许东亚出现“第二个乌克兰”,拜登有关台海冲突中美国是否出手已经连续第四次“失言”了。美国显然是想将欧洲的这场代理人战争模式带到亚洲来,让它在亚洲的仆从国披挂上阵,辅之以对华经济制裁、科技制裁、和舆论战、认知战,最大限度地打压中国、削弱中国,甚至逆转中国崛起的势头。

   如果说美国是东亚安全体系最大的搅局者,是东亚安全困局的直接责任者的话,日本毫无疑问就是它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大的帮凶了。其实,从安倍复出以后,日本政坛的“鹰”派势力一直蠢蠢欲动,意欲颠覆战后国际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安保法制,到加大军事领域投入、为自卫队海外出兵“松绑”,日本保守政客在阉割和偏离“和平宪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众所周知,岸田内阁已决定年内出台所谓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塑造为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将防卫费用占GDP的比例提高到北约成员国一样的2%的水平,届时其军费开支将跃居世界第三位;日本还以增强“反击能力”为名发展远距离打击能力,除部署准航空母舰外,还要配备1000枚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个别日本政客甚至公然叫嚣北京的“中南海”,也将是其打击目标。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第三个判断是,对日本执意修宪扩军既要保持警惕,又不必估计太高。

   对日本在东亚新的安全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有清晰的认识。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对日本当权者追随美国,在东亚地区进行战略搅局的危险性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防范。低估甚至忽视日本对东亚区域和平稳定与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搅局的可能,势必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对日本未来军事崛起的选项也不必估计太高。主要有三大理由:

   一是美日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未必是坚若磐石,铁板一块。美国希望日本替自己“火中取栗”,但又担心日本会不会借机摆脱自己的控制。日本热衷于带节奏,算计着让美国冲在第一线,但鉴于以往“越顶外交”的惨重教训,又害怕美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卸梯子”,甚至像阿富汗问题那样不管不顾、一走了之;

   二是日本保守政客摆脱“和平宪法”束缚,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上障碍颇多。“法律关”、“民意关”自不待言,摆在日本当权者面前的还有“财政关”、“人口关”。202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9.1%。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日益深化,自卫队缺编严重、征兵难的问题愈益严重;

   三是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也不允许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为所欲为。在享受了多年的和平红利以后,东亚各国都不愿看到这一地区重启战端,不愿跟着美国蹚浑水。日本在军事领域蠢蠢欲动,受到周边拥有相当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中、俄、朝、韩等邻国的掣肘,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对中国而言,未来二三十年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阻扰和搅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我们对美国尚且要斗而不破,更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战略资源消耗在与日本的缠斗上。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不为云雾遮望眼,不被挑衅乱心性。该斗争时绝不手软,斗则必胜,但需要拿捏分寸,精准打击;该合作时,应就放开手脚,互利共赢,努力寻求与扩大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我的第四个判断,就是当务之急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那么,在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拉开美日间的距离,压抑日本保守政客的战略盲动呢?怎样才能避免让日本保守政客的倒行逆施将中日关系引入歧途呢?

   首先,是要坚持中日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这四个文件既是两国长期交往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反映国际法原则和东亚文明智慧的结晶。其中规定的一些重要原则,比如“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等,体现了双方对各自民族和共同利益的维护,是当前和未来处理中日各种摩擦和对立的基本准则,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第二,是要深化战略对话,管控矛盾分歧。安全领域的对立和分歧最容易触及敏感的神经。越是在战略信任缺失、战略猜忌盛行的时候,越要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与沟通,开诚布公地开展交流,增信释疑,相互交底。这就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勇于创新的想象能力和举重若轻的审慎态度。中日两国在几年前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协议,要尽快建立相关的热线,管控矛盾分歧,将可能引起对立对峙的潜在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三,是要推进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这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中日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形成相互依存、深度契合的经贸格局,不是简单能“脱”得了“钩”的。未来,中日两国要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以及以“5G”为标志的互联网领域深度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开展产能合作,共同投资建厂,承接基建项目,优势互补,形成持续运作、多方受益的局面。

   如果将中日关系比喻为一艘巨轮的话,它需要有指引方向的“罗盘”,需要有防止碰撞的“护栏”,需要有减少颠簸的“压舱石”。“罗盘”就是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它能确保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护栏”就是两国在加强战略沟通基础上构建的危机管控机制;“压舱石”就是两国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双边交流和合作。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作者: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袂主席

   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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