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伽利略和望远镜的启示

——评“小而美”的音乐剧《星际信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9 14: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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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两个从未谋面的科学家各自抬头看天,这能有什么“戏”吗?去剧场之前我是有点疑虑的。没想到《星际信使》只用三个演员,就做出了一部十分动人的关于历史名人伽利略的戏,我的观感甚至超过了那个远更著名的大型话剧《伽利略传》。那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经典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79年推出“文革”后第一部外国戏(黄佐临、陈颙导演),在当时仅有的大剧场里连演了80场,好评如潮。布莱希特刚好还是我几十年来研究和致敬的偶像,然而看了《星际信使》以后,我却更看好这部全新的音乐剧,相信这个“伽利略”会飞得更远,吸引更多的观众。

   伽利略一生的故事极为丰富多彩,哪些部分最好看最有意义?“好看”和“有意义”常常会不一致,有些戏追求好看,影响了意义;也有些戏为了强调意义,刻意不求好看。《星际信使》显然属于更好看的一类,但也很有意义,只是它的意义与《伽利略传》很不一样。音乐剧的前半段较多地展现了科学家发现和分享的快乐——这一点在布莱希特的话剧里几乎是被刻意淡化的。音乐剧的编导把历史上只是通了很多信的意大利人伽利略和德国人开普勒调度为在想象中对上了话——用很多他们信中的语言。这两个人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开普勒慕名赠书求教,其实是想得到伽利略的背书,伽利略却直言否定。但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开始用望远镜探索星空,交流心得。“仰望星空”天生就是个适合抒情的题材,他们关于星球的对话很自然地变成了歌声,把观众也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遨游在苍茫浩瀚宇宙之间,扬起了白色风帆开始全新冒险。”

   剧的后半部触及到伽利略人生中不快乐的部分:他遭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为避免被火刑烧死,选择了认罪请求饶恕。他这样是不是背叛了科学?这个问题是强调思辨的《伽利略传》的重心所在。布莱希特二战期间逃离了纳粹德国,一直在想伽利略的故事,他写这部剧花的时间最长,从1938年的丹麦到1947年的美国,不断地在写和改。他痛心自己的同胞中有不少科学家(如企图研制原子弹的团队)、思想家(如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变节投靠了纳粹。因此他的剧中冷峻远多于浪漫,批判远多于颂扬。该剧1979年在我国引发巨大反响,也是因为中国舞台上罕见的冷峻思辨激起了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而40年后我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德国人导演的《伽利略传》,就觉得过于高冷,不如我熟悉的另几个布氏名剧《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那样抓人。

   2017年世界首演、今年8月中国首演的《星际信使》塑造了一个远更可爱的伽利略。韩国编剧白承祐并没有因为要“为尊者讳”而回避他曾向教皇求饶求生这一历史事实,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科学家迫不得已认罪保全生命,但并未毁坏他用以进行实验的望远镜,还保留下了关键的实验成果,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会绽放光芒的。尽管伽利略不得不低头承认,“曾经相信我能闯出天地,现在发现其实我一败涂地,”他毕竟还心存希望:“但仍会有光芒,抹不去的星光;答案一直回荡,真相不能就此埋藏。我要让世界知道,星际的辉煌。”

   在伽利略为了科学而与教会抗争的过程中,他和开普勒的友情、和女儿玛利亚的亲情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情”在布莱希特的话剧中就很少——布氏笔下的这个科学家十分自私,不但独自贪吃好东西,还不许女儿嫁出去。《星际信使》里的玛利亚是自愿去当修女而不嫁人,她虽然因信仰而反对父亲顶撞教皇,却深深爱着父亲,真心地希望他能低一下头活下来,最好能支持教会,从事“体制内”的科学研究。玛利亚这种“两全其美”的希望和内心纠结中国观众特别容易代入,很难不为她悬心。幸好当时的教皇自己也是一位科学家,跟伽利略还曾有点交情,他不像烧死了布鲁诺的前任那样专制蛮横,事实上和伽利略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虽然对他判了终身监禁,第二天就改成了软禁,还给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让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后来的这一切都可以证明,伽利略口服心不服的“认罪”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未必能算是不可饶恕的人生污点,这和二战期间那些效力纳粹残害人类的科学家不可同日而语。

   比起被迫低头认罪这点“错误”,伽利略毕竟对人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巨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证明了哥白尼针对“地球中心说”而提出的“太阳中心说”。他能证明是因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造出了能看清星球的最好的天文望远镜。但布莱希特却把伽利略的这个功绩写成了一个疑案,让观众怀疑伽利略有掠美之嫌,这也太过于求全责备了。早期的科学发明大多是在版权、专利还不太明晰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不断改进的,伽利略是个实验科学家,自制过不少实验用的仪器,他用来看清月亮表面的望远镜肯定是他自己设计加工的升级版。在《星际信使》中,望远镜成了既区别、又连接伽利略和开普勒这两位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情节点。开普勒凭想象写了一本《宇宙的奥秘》,寄给伽利略希望他能为自己“站台”;伽利略却否定了他的假说,坚持必须用望远镜看清星球的形态作为科学推论的基础,还给开普勒寄去了一架望远镜。那以后他俩就经常写信,讨论各自在镜中看到的天象。

   望远镜既是全剧的贯穿道具,又是一个绝妙的隐喻。说起来每个人都能抬头看天,欣赏灿烂星光,但有几个人能参透浩瀚天穹的奥秘?只有借助能精准聚焦的高倍望远镜,才有可能看清楚星球和宇宙的真面目。有了望远镜,伽利略才能这样唱:“别被双眼蒙骗,别凭想象断言……熬过了无数个日落,星星的消息在眼前闪烁。过去我独自在困惑,许多事未曾想象过;但如今有了不同,渐渐把思绪勾勒出轮廓。”四百多年来,望远镜帮助人类从漫无边际的星汉灿烂中遴选出最值得关注的对象,聚焦研究,一步步认清了地球和太阳系各种星球的运行规律。根据这些规律,现在我们已然送人上天,去太空做进一步的实地研究,将来还要开发各种星球的资源。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人类生活了多少万年的地球上,却还有着很多人对于边界之外未必很远的不同人群都缺乏准确的认知。跟几百年前相比,现在旅行方便太多了,但遍访大千世界往往只带来“五色令人目盲”,走马观花看到的“星汉灿烂”未必都准确。要想深入认识其他人群其它文化的真正特色,也需要能精准聚焦的“望远镜”。好的戏剧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望远镜”,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在时间或空间上有着一定距离的人和事。

   《星际信使》是上海文化广场近年来引进韩国创作班底翻译制作的第四部小型音乐剧——如果不是疫情耽搁,本来还会有更多。这种仅两三个演员的音乐剧在音乐剧的大本营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几乎看不到,外百老汇的中小型剧场偶尔有之,但也并不多——两个人的《长腿叔叔》是来自外百老汇的极少数例子之一。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和他的团队慧眼独具,发现了首尔大学路上中小型剧场“发明”的这一甚为罕见的类型,认为这种“小而美”的模式比几十年来如雷贯耳的豪华音乐剧更适合中国观众的需要,果断决定引进一个系列,并与原创团队合作进行一定的本土化改编。之前的《我的遗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也许美好结局》都已巡演多轮,很受欢迎。《星际信使》也排好了六个城市的巡演计划。这些戏“卡司”虽小——最少两个、最多四个演员,但格局不小,一般都在中型甚至大型剧场演出。演《星际信使》的上剧场六百多座,舞台上一个浩瀚的蓝色天穹,弧形的角度让观众都能感觉身处一个大型天文馆内,灯光投影在天穹上的变化与演员看天、谈天的表演融为一体,成为该剧的另一重要“看点”。

   “小而美”音乐剧的成系列开发说明,在我们走出国门看世界的进程中,一部分有远见的戏剧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望远镜”,能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聚焦遴选最适合的戏剧样式。自一百多年前引进西方戏剧以来,中国戏剧的话语系统用的大多是西方的概念术语。最早主导引进的老前辈眼光很厉害,他们根据国内启蒙和救亡的紧迫需要选择了引进的主要样式——现实主义话剧,合理地忽略了以歌舞演故事、更好看好听的音乐剧。最近四十多年来,学习引进的条件好了许多倍,我们付出了很多学费,却没学来多少我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很多人只知道接过西方老师给我们的“望远镜”来看他们的戏剧,而在那些手捧铁饭碗身居象牙塔的教授眼里,最高级的戏剧是连西方老百姓也看不懂但便于学者写论文的各种新奇花样;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剧竟被视为不值得研究,就因为观众最多,而他们不屑于从众“随俗”。不少中国学者也以为音乐剧太“俗”,其实他们很可能并没看过几个戏,只是跟着西方教授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音乐剧的市场大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国内也开始了引进、制作音乐剧的热潮,但主要是实践者在忙,还是极少看到对于音乐剧的深入研究。三十多年来我国引进和摹仿的绝大多数音乐剧是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模式——主要是以早期“四大音乐剧”为代表的豪华音乐剧,大投资、大舞美、大卡司。这样的剧并非不好,但南橘北枳很难移植过来演好。百老汇一部新音乐剧要在同一大剧场驻演一整年四百多场才能收回成本,而在主要靠巡演生存的中国演出市场上,大音乐剧的成活率实在太低,政府补贴再多也难以维持。韩国的情况多少有些相似——也没有百老汇和西区那么大的音乐剧市场,因此他们在向欧美学习以后,自创了这种更符合国情的“小而美”的音乐剧,刚好也更适合中国观众的需要。

   韩国戏剧人通过自己的“望远镜”看清了世界剧坛的形势,发现垄断百老汇的大型音乐剧并不适合韩国,因为首尔戏剧人的走过的路径跟纽约差不多刚好相反。纽约音乐剧的发轫初期只有百老汇,聚集了好几十个商业大剧场,二战以后逐渐衍生出实验性较强的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中小型剧场。而首尔一开始并没有多少能吸引大量观众的现代商业戏剧,戏剧是从以大学师生为基地的小剧场集聚区大学路周边开始的。实验戏剧一般都演不了很久,但观众慢慢多起来了,也逐渐产生了能驻演较长时间的商业戏剧。在不喜欢百老汇的多数西方教授眼里,“商业戏剧”是个贬义词;但戏剧如果能吸引来更多的买票观众,也就是具有了商业性,为什么一定是坏事呢?首尔的剧坛逐渐成熟起来,从短演模式走向长演——最长的已经驻演十多年,但大多还是在大学路上的中小型剧场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后发国家的戏剧发展模式,对我国有更大的借鉴价值。

   上海文化广场引进了“小而美”的音乐剧,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会有第二、第三步,应该有两个方向的发展:一是要有更多我们自己原创的“小而美”的音乐剧——不能再把太多国家的钱砸在成活率极低的大型豪华音乐剧上去了;二是建设一批能定期驻演的中型剧场,把跑一个地方只演一两场劳民伤财的巡演变为相对固定的驻演,但剧场要大于上海开始实行驻演的亚洲大厦里那些最多一百座的场子——座位太少回本太难,也很难满足大都市观众的需要。这两个方向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也都意味着,戏剧人不能再土豪似的一掷千金盲目拷贝欧美的大戏模式,我们要像文化广场那样进一步学习韩国戏剧人,创造符合自己国情的模式。

   如果十年前有人说,音乐剧要更多地学韩国而不是学美国,大家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美国是音乐剧的老家和大批优秀剧目的诞生地,这是戏剧史的常识,并不一定要亲眼看过以后才能接受。但当我们讨论要学什么样的戏剧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大量资源的投入,就不能仅仅听别人怎么说了,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看清楚——包括使用自己设计的精准“望远镜”。上海文化广场不但制作了一出很好的关于望远镜的戏,这部戏本身也是一架极好的“望远镜”,它能帮我们看清楚,在风行世界的欧美话剧和豪华音乐剧之外,还有一种我们特别需要的“小而美”的音乐剧模式。

   愿我们拥有更多自己的“望远镜”来更好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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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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