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涛: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2-10-03 00: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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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涛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明基因。发掘中华文明传统的优秀成分,洞察中华文明的本相,明晰传统文明的地位及其有限性,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

  

   中国人始终有一种中华文明地位至尊的天下观,认为天圆地方,中华处于天地之中心,天下即华夏,华夏之外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非属即贡。宋代理学家石介在《中国论》中讲:“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然而,“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文化认同很快动摇,认同危机遂见端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过去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一下子全成了问题”。近代之后,中国出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梁启超在《国性篇》中讲,“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文化认同一旦丧失,“国中虽有人亿兆,实则亿兆之独夫偶集于一地域耳”。如何重塑“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民族特性,在现代世界建构中国的根本性和独特性,即中国的自性,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人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时代划分的根本方法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由是,此前的天下观转换为历史观,“华夷之辨”为“制度之辨”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学术话语的逐渐渗透中,传统的历史观被质疑,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译介。托夫勒对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解释自然触动了以社会制度作为文明形态划分标准的地位,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历史观。资本主义凭借科学技术魔杖创造了现代性解释的话语霸权,这种现代性话语霸权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延续迄今。

  

   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相呼应,西方启蒙知识界也经历了一个从“颂华”到“厌华”的过程。早期启蒙学者颂华起因于批判欧洲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寄希望借助理想的中国文化理念展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然而,康德发现,中国人并没有运用“纯粹实践理性”对掺杂着经验性内容、执著于旧有习俗礼仪的“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进行批判。康德将理性、自由、意志与人的本质相统一,为启蒙思想界提供了宗教批判与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而无需仰仗传统的(希腊哲学)与外来的(东方哲学)思想资源。西方文明远胜于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中心论绽出。

  

   (二)从经验对象出发还是从抽象出发:东西方文明差异之所在

  

   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生活态度等领域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铸就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被康德冠之以“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之名,意指人的行动的原则是非反思的“实体达用”,直接来自于生活世界。华夏先民是在对经验对象的观察中得出实践活动依据的,商代通过烧灼甲骨观察裂纹的方式猜测天意,天意以纹理的方式呈现。甲骨裂纹延伸为天文地理,因此,“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可知天意。据此看来,古人所体味的“天道”实乃纹理,作为人之主宰的“天”“道”是经验对象。与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与形而上学是一对孪生子,希伯来文明诞生在伊甸园,从一开始就受神的眷顾是西方文明之所幸,然而,人一旦违背神的旨意就会被惩罚,一旦背叛就会受到诅咒,这也几成以色列人的宿命,以色列人几经挣扎都未能挣脱上帝的掌控。与希伯来文明将命运托付给神不同,华夏先民则总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反映的大多是人对外部力量的抗争。上古奇书《山海经》中记载了“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这些传说都反映出人挑战自然的勇气,彰显我们祖先不向自然屈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意志。《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记载了“女娲补天”的传说,当时天塌地陷,发生灭世灾难,“女娲炼石补苍天”,这表明人类一旦面临巨大灾难,就有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它。《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也是盛赞中国人战胜自然的坚强毅力。

  

   华夏先民的行动判断根据是经验对象,而神则是超验的,这种非经验对象只能在语言中传递,中国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体味天意。希伯来文明则是听从神的安排,他们通过“听”来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从上帝的使者那里听到上帝的训诫,这种非经验对象是心灵反思的内容。视(感觉经验)和听(心灵反思)的差异延伸至文字,华夏先民创造了象形文字,文字本身具有表意功能,而西方的拼音文字要获得意义却离不开解释,而对主词的解释正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路线,巴门尼德将这一主词界定问题称作“它是”,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归结于语言分析,并由此奠定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希腊哲学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造就了二重化世界,并认为感性世界是可疑的、非真实的。

  

   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与天地抗争的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元素。这种精神落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遂形成了独特的治河文明,它以社会高度整合为基础,社会动员力强,一个整体的族群可以造就宏伟的工程,长城、大运河等都是其他文明所不可能完成的伟业(古埃及同属于灌溉农业,其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因而有金字塔等奇迹)。生活世界的真实性确立了中国世俗社会的根基,因而,自西周始,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权、教权和财权的三权合一,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财权(土地)与政权相对分离,甚至儒家也有自己的道统,但历朝历代,教权始终没有从政权中分离出来,教权始终从属于政权。相反,建立现代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则是来自北欧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整合程度较低,同时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限制了王权,世俗权力通过封建制被层层分解而碎片化,个体的自由程度相对高,这成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中华文明是一种生存合理性文明,因而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性论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孟子、荀子都在人性解释基础上阐发其伦理-政治思想。人性论哲学与生存合理性相互认证、互为表里,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西方文明诞生后,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思的文明演化过程,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在对自己认识能力的反思中,个体发现自己内心埋藏着理性,每个人通过理性可以见到普遍的逻各斯,对内心深度挖掘的最终结果就是“善”,即神。文艺复兴是理性的复兴,启蒙思想界更是对反思理性推波助澜,康德的理性批判最终奠定了反思文明伦理-政治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则最终根本确定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法则。

  

   (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倾向

  

   阴阳五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弥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阴阳五行观始于上古成纪,“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阴阳五行观揭示了经验对象之间的关联,并以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解释世界,这种思维框架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

  

   知性基础上的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对天的敬畏是天人关系的核心,“天”始终是人的主宰。在“天”对人的统治中,人的主体地位被取消,相反,“天”取得了绝对的自主性,“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汉董仲舒“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天命”“天志”皆意指“天道主宰众生命运”。然而,一当“天”为“天子”取代,“天”与“人”的关系随即转换为“天子”与“人”的关系,人所敬畏的“天”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偶像。在此二者的统一中臣民的个体意志被剥夺,个体性荡然无存,个体性的取消带来了外在的制度安排的整体性。无论是孔子所崇尚的“先王之道”,还是他所构想的“小康社会”与“天下大同”,都是其伦理秩序所编织的外在于人的、礼法体制主导的威权社会,形成的关系只是功能性关系,根本不是绝对权利者之间的自由关系。自然宗教以世界的必然性为一切的主宰,人受制于这种必然性的统治,而这种必然性在皇权时代化身为封建帝王。在形而上学那里,人接受外在必然性——自然宗教的统治,在世俗社会中,人接受封建帝王——经验对象的绝对统治,且合二为一,传统中国在哲学上和政治共同体中始终没有实现主体的自觉。天人合一所确立的天的主体地位之弊在启蒙哲学那里被深刻揭示。

  

   孔子崇周尚礼,荀子则隆礼重法,中国传统的礼法体制据此逐渐形成。孔子极端推崇礼之地位,“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孔子将哲学、政治、伦理融为“礼”,而“仁”之外化形式的“礼”只是非反思的自然秩序,它并未大行其道,反而从荀子“性恶论”开出的严刑峻法铸就了“秦政”。传统中国的礼法体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不相区分、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实体始终重合的总体性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实质是从家庭的自然伦理关系衍生出整个社会的礼法制度。

  

   虽然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烈的经验性特征,其非反思性致使“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始终阙如,然而“其命维新”才是中国文化的本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孔子就曾反思“知”与“为”的关系,成为超越经验思维的较早尝试。对认识论的热情始终是中国哲人的不懈追求,时至宋明,认识论哲学达到新的高度,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都折射出他们走出“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的努力。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学,引发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突破,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等人注重实测之学,王夫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格物说。1607年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的中文译本在北京出版,更激发了中国人的科学兴趣与科学方法革命。

  

  

   如果说康德从理性出发确立人的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从而将中国文化同奠定在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根本区分开来,那么黑格尔则赋予理性以客观内容,从而将理性与世界相统一,并将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归属于绝对精神的本质内容,进而导致绝对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一)黑格尔对中华文明的偏见

  

立足于绝对精神,黑格尔作出三个判断,“中国没有哲学”,“中国人不是人”,“中国历史不是历史”,从而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的合法性地位。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内在诸环节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意识诸形态的不同形式,并将中华文明归属于精神成长过程中最低级的形态,断言中国处在文明之外。黑格尔所揭示的精神运动的各环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贯彻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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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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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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