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发展观是人们对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随着人类社会需求变化而变化。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的普遍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的核心要义，对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紧迫而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应战交互作用的产物。在原始文明下，人类面临狩猎-采集生活的极度不稳定、无保障、无规律的根本挑战。作为成功应战这种根本挑战的产物，农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相对稳定、可靠、有规律的农业生活，但却带来了周期性发生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陷阱”是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成功应战“马尔萨斯陷阱”的产物，基于化石能源系统和机械化电气化通信系统、运输系统、生产系统的结合，成功应战了“马尔萨斯陷阱”，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也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使人类面临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增长极限。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如何成功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和工业文明“增长的极限”，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在人类应战工业文明下面临的生态危机和增长极限过程中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崭新文明范式，强调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向。绿色发展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使命、责任和抓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明体系逐渐替代工业文明体系、人类从工业文明通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因此，绿色发展是人类文明范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第二，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包括人与自然高度依赖又没有不利影响的原始协作、一方获益而另一方不受影响的偏利共生（也称“共栖”）、双方都有利的互利共生和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害的寄生以及偏害、互害等。原始协作、共栖、互利共生是为和谐共生，寄生以及互害则为不和谐共生。作为一个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社会过程，现代化存在不同人与自然共生模式。传统现代化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结果把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推入寄生、偏害、互害等非和谐共生轨道，导致人类与自然界处在彼此冲突的进程中，人类活动给环境的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破坏。与此不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基本方略，终止人与自然的偏害和互害，实现人与自然协作共栖和互利共生。绿色发展作为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一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发展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因而，保护自然是发展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强调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或以自然为中心、普遍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而非利益集团的需要、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万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三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看待自然，必须用联系的、全面的、动态的系统思维对待自然，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保护建设生态环境。四是坚持自然资本与人工资本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本没有替代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对此，必须坚持生态优先。五是坚持自然资本是稀缺的而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而，人类必须有效利用和保护自然，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把人类活动控制在自然可承受范围内。因此，绿色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本之道，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
第三，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科技和产业革命是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组织结构发生的根本变革。18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第二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目前第三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是新的通信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生产技术结合的产物。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是印刷机、煤炭能源技术、蒸汽机驱动的交通技术、机械化生产技术结合的产物；第二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基于电力通信技术、石油能源技术、内燃机驱动的交通工具、电气化生产技术的结合。正在发生的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则是绿色数智网络通信技术、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数智交通技术、绿色数智化生产技术的结合，其支柱包括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微型发电厂分散式生产、间歇式能源存储技术、能源互联网、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运输工具转型和向增材制造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绿色发展是一个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过程，中心目标是形成绿色循环低碳的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因此，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第四，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传统治理模式包括强调市场或者强调政府的一维模式，强调政府与市场混合的二维模式，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嵌套的三维模式。与此不同，绿色发展一方面将发展视为人与自然协作共栖和互利共生的过程，自然要求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将自然调节纳入治理框架；另一方面，适应分布式数字化通信、可再生能源、交通互联网络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网络力量纳入治理框架。这在本质上创造了一个数字化“政府-自然-市场-社会”合作治理的四维模式。这一模式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作用的同时，重视利用自然和数字化网络力量，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和基于数字化网络的解决方法。其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是指与自然合作以减缓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粮食安全、改善人类健康状况或增强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使生态系统造福人类的发展过程，如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DRR）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缓解（EbM）；基于数字化网络的方法强调通过互联网络收集、整合、分配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支撑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四维方法能够实现“自然-政府-市场-社会”、网上网下相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应对生态危机、创造美丽中国和世界的整体优势。因此，绿色发展是治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第五，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空间革命。发展和空间相互作用，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发展总要落脚在空间，空间特征必然影响发展效率、公平、可持续性，从而决定发展成功与否的命运。另一方面，发展是驱动空间变迁的主动力，实现高效、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塑造高效、包容、安全、可持续的空间格局。因此，发展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发展和空间，把空间纳入发展、把发展纳入空间。然而，传统发展模式要么无视空间、把发展置于没有空间的“仙境”；要么坚持城市偏向，把空间等同城市，孤立、片面地强调城市空间，忽视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城市空间与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互动，从而导致城市拥挤、乡村衰落、地球生态破坏和空间失衡。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同，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绿色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空间中的事物、不同空间的相互作用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坚持统筹国内国际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线下线上空间，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区位、功能、规模、品质、时序，塑造紧凑互联、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共建美丽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和美丽地球家园。因此，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空间革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