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2.0版新型工业化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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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要任务。实施这一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就需要从概念分析、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再研究、再梳理、再判断,以更好地聚焦新型工业化推进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重新认识新型工业化,探索形成新的新型工业化概念与内涵有其现实必要性。

   无尽的工业化需要周期性更新政策论述

   在理论界,关于“有尽”还是“无尽”发展的话语权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以有尽的、终结者理念描述的发展过程好像都不大理想,而用无尽、无休止的概念描述的发展过程似乎更有生命力,也更能赢得社会认可。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全球制度竞争的结果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但是,在数十年后,全球制度竞争并未出现归一化结果,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断言历史会“终结”的福山先生,甚至推出新作《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对原本为终结者的美国政治制度提出批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撰写了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工业化出现转折,西方社会将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但数十年过去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工业化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各国强调工业化或者再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工业化竞争趋于激烈的背景下,后工业化社会并没有成为西方的政策管理重点。

   由此可见,断言“走到尽头”的现象并没有成为现实,无尽似乎才是主旋律。作为传统工业化的发源地,欧美国家推动工业化有其历史传统。进入21世纪后,欧美发达国家都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重点,西方各国在重振制造业问题上都毫不松懈。欧美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采取措施,引导跨国公司从离岸(off-shore)转向在岸(on-shore),同时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工业化转化。其中,日本因为日元汇率下降、政府财政补助吸引力增强等缘故,确实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回归本土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工业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近年来,亚洲各国与地区积极推动工业化,正在成为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工业化大洲。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亚洲经济在全球GDP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10%左右提高到30%。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工业化。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积极参与全球工业化竞争,推动各自区域制造专业化高水平发展,核心竞争力逐步增强,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香港在2002世纪后期将工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后,本地工业化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再工业化”,不是把原来迁移出去的工业搬迁回来,而是主张依托香港高品质大学创新资源支撑的工业化。“再工业化”是在资源禀赋发生变动背景下又一次发动工业化。这样,香港新时期推动的“再工业化”模式,既与早期香港成熟性、中低端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也与欧美以产业链回迁为走向的“再工业化”模式有所区别,而是更加纯粹的产学研结合型工业化模式。

   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从1960年到2018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从6.1%上升到24%。其中,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工业化,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走的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突出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的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园区平台为载体、强化开放合作与地方激励的工业化道路。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这是党和政府始终不渝持续推动工业化的结果。

   无尽的工业化,不变的竞争焦点(Endless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Unchangeable Competition Hotspot)。无论是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力量对比看,还是中国国内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对比来看,工业化都是影响国家间或者国家内经济竞争格局的关键领域。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七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化探索总结的科学结论。

   工业化是科技创新的产物。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与产业化,是驱动工业化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无止境,工业化也无止境。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产业与创新双重竞争的新格局。1945年美国知识界创造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文本,70年以后再次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又一个“无尽”!2020年5月,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一些议员联合提交《无尽的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通过新的法案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力图以更加规范化、法制化的规则重塑美国制造业的创新基础,进一步提升美国工业竞争力。

   在全球工业与科技日新月异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周期性更新工业化的认识乃至表述十分必要。虽然人类推动工业化的进程还不到300年,但是已经过了多次工业化推动。从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化、以电力为动力的工业化、以汽车和飞机等大型装备制造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化、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工业化,乃至当前席卷各国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政策管理问题。这就是经济政策管理不宜超越时代,但工业化政策的表述也不能落后于时代。新时期的工业化产品与服务不断变化,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变化,对工业化的认识、论述和政策管理,也理应根据产业发展规律,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与更新。

   新型工业化内涵需要动态调整

   坚定不移走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直至今天这一代领导集体不变的宏伟理想,并且在一代一代的政策管理中得到实施。毛泽东同志从上世纪40年代就倡导中国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强调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传统计划体制下,工业化的政策管理立足于提升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升工业就业在整个就业中的份额,推进工业的数量增长与规模化扩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改革开放,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强调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工业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在改革开放20年后,当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七位、工业在引领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头羊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方面有了新论述。

   新型工业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02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自2002年以后,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多次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说明,新型工业化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代得以延续与传承。

   相对于以往的工业化来说,新型工业化概念有其显而易见的超凡脱俗之处。比如,强调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在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不断飞跃,信息产业不断发展,信息化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企业乃至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多年前新型工业化倡导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无疑有先见之明;强调科技含量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强调的“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对经济建设”的要求相一致,是对工业化规律的提炼和总结,意味着推动工业化需要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强调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意味着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下的工业化道路;强调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则意味着在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推动工业化,应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以人力资本对其他稀缺资源的替代,同时应注重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来看,在新型工业化论述中,促进工业信息化是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是管理约束,增加科技含量是政策基础,推动人力资源利用是社会要求,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是持续保障。

   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新型工业化内涵需要与时俱进。全球化、中国工业化遇到一些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这是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概念中没有阐释的。

   首先,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只考虑到信息化,没有考虑到后来的数字化、智能化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趋势。在新型工业化概念提出2002年后,全球早已进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科技创新周期。近期,奥地利Startus–Insights公司在做了大量调查以后,提出2022年工业化时代的十大顶级趋势(Top 10):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体质增强和扩展现实(Human Augmentation & Extended Reality)、边缘计算、雾计算和云计算(Edge,Fog&Cloud Computing)、网络和互联互通(Network & Connectivity)、高级机器人(Advanced Robotics)、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大数据及相关分析(Big Data & Analytics)、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网络安全、透明与隐私(Cybersecurity,Transparency & Privacy)、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这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成果,将在推动新一轮工业化中显示其重大效应。

   其次,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缺乏对中国工业化与全球化结合的描述。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对中国工业化与全球化如何结合没有着墨,描绘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化模式。但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推动很好地结合了全球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外资外贸科学发展的10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中国工业与全球其他区域的商贸联系。但在全球产业链接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西方个别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也有损于中国的工业化。可见,新时期推动新型工业化时,需要更加注重因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行趋势性地动态调整。

   第三,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没有考虑到工业化推动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传统工业领域的技术相对成熟,市场参与者与竞争者众多,在价格竞争压力巨大背景下,企业通常只维持较低的利润率水平,因而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会影响乃至恶化工业发展的投入和产出环境。21世纪的第一个2002年,各类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变化对中国工业冲击巨大。从国际市场看,多年来原料产品市场价格跌宕起伏,石油、铁矿石、煤炭、锂矿产品价格非理性上涨,对下游加工制成品生产企业构成巨大冲击,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在国内,某些学界人士不顾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抑制脱实向虚趋势和要求,极力鼓吹和推动泡沫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型工业化推动产生负面影响。受国内外市场多重因素影响多类产品价格上涨,扭曲了工业化中的资源配置,引起工业行业管理部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不安,也恶化了工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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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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