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主持下编写的。就历史意识而言，他们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历史决议”的编写中，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一脉相承的共同点。一是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三是关注并尊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四是分析历史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决议  政治家  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它是人们在继承历史、创造历史中逐步形成，并最终内化为主体自身精神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对政治家来说尤为重要，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无不具备这种自觉意识，所以他们才能比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从历史联系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体现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们的个人著述中，也体现在他们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

一、毛泽东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完成的。在此以前，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文件。虽然中国共产党早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所以每次中央全会总是要回顾上一阶段工作，然后做决议指导下一阶段工作，但是这些文件都不可能像这个决议，对党史作如此长时段的总结，在党内作如此大范围的讨论，它们当中有些甚至都不是由党独立自主完成的。胡乔木说：“以前有一些决议是苏联人或共产国际的人写的，写好了拿到我们党中央来通过，如八七会议的决议。别人代我们总结，我们予以通过。”①这也在毛泽东的回忆中得到证实：“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②

这种情况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有所转变，只是当时党还不可能很从容地对历史问题做总结。但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不过这种历史意识还未能落实到党史研究中来。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党中央打算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中共七大，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于是决定编印《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以为党的七大召开准备材料。

这项工作由毛泽东亲自负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党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去长期遭受“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打击，对其严重危害有很切身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等党的文献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所以对“左”倾路线有更系统地了解和更深刻地判断。但是，毛泽东有这样的认识，并不等于全党都有这样的认识，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存在着分歧，这表明中共七大召开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党中央于1941年9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此拉开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中央还把《六大以来》分发下去，让大家阅读学习。这件事对全党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很大。会后，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会议的“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而且还到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④。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结论草案”为底本，并吸收整风以后各次中央会议形成的新认识，于1944年5月写成“决议”草案稿。此后，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对决议稿又进行多次修改。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由来。

这个“历史决议”凝聚了全党的智慧，也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对此，胡乔木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构思和修改”。首先是“构思”，这个“历史决议”体例和叙事方法是毛泽东的，即沿用“结论草案”的做法。其最大特点就是“先破后立”，即先论述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及其表现，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根源，然后再说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正确的”⑥。其次是“修改”。在这个决议的“抄清件”上毛泽东至少有过七次修改。比如在第一次修改中，他将题目正式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第二次修改中，他明确提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⑦。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以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他不仅关注其由来与实质，更关注其效果与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所体现的就是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历史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民主集中”。毛泽东说：“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⑧这里说的是“民主”，同时他也强调“集中”，因为写决议就是要统一思想。毛泽东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⑨

第二，强调“团结同志”。这个“历史决议”中说：“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是不正确的”。⑩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11)

第三，注重“自我批评”。这个“历史决议”中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12)对此，毛泽东也有解释并作自我批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13)

二、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完成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留下两大问题需要党中央予以明确回答，即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此，早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关于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14)。

然而事情在1979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左”的方面过来的，主张全面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右的方面过来的，主张全面清算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取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有一部分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15)。其实质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现实中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79年11月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以及“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16)。这项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拟出“历史决议”的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并不满意，认为铺得太宽了，要写得集中一些。他还向决议起草小组提出三个“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17)

但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讲清楚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毛泽东逝世，一共只有27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中间十年虽也“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最麻烦的是后十年，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18)。邓小平要求起草小组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9)这是一种从整个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个片断，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主义方法。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起草修改和反复讨论，终于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不仅提出“总的原则”，而且还为之确定“基调”和论证方式。这个“历史决议”的最大特点就是“先分后合”，即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然后再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20)。在编写这个决议中，邓小平也同样表现出其颇具特色的政治家的历史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验证”。在邓小平看来，历史决议是不同于中央政治局文件的，它还有更特别的意义。他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21)因此，他要求起草小组集思广益，做到“一锤定音”。事实上，这个决议在提交中央前，已有过无数次修改，提交中央后又经过4000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已是第四轮了。正因为此，邓小平才很肯定地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22)

第二，强调“继往开来”。邓小平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3)。所以这个决议也同时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正因为此，邓小平称赞“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24)而通过这决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也因此成为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并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第三，注重“恰如其分”。邓小平认为，对党的失误和教训的评价，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还要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做到“恰如其分”。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如此，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5)。他还向决议起草小组多次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负责，是集体负责。所以“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26)。

三、习近平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在习近平主持下起草完成的。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11月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认为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这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27)。为此，中央专门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担任副组长。

4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一个多月以后，决议框架初步成型。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28)。9月6日，中央决定将决议稿下发党内外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后经反复研究推敲，文件起草组对决议稿做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9)

在此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三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审议，最终形成提交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稿。在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又提出138条修改意见。文件起草组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对讨论稿做出22处修改。(30)11月11日，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这就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由来。它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个“历史决议”的最大特点是“先叙后议”，即先叙述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在“叙”的部分，决议突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主要是考虑改革开放以前的党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做过系统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40周年时党中央也做过认真总结。因此，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决议”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议”的部分，决议总结的是带“根本性”“长期性”的历史经验。其实党的历史经验，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时之经验，二是永久之经验。前者仅具有一时之价值，过时而价顿减；而后者则具有永久之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习近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31)这表明党不仅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关注“一时之经验”，更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关注“永久之经验”，以便不断积累那些可以超越时空，对现在及未来仍可发生影响的历史经验。

正因为此，这个“历史决议”以一百年为单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概括出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建党以来24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2018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不同，因为它需要贯穿并涵盖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也正因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2)

黑格尔曾经说过，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33)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100岁了，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他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并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了。因此，与76年前的毛泽东相比，与40年前的邓小平相比，习近平自然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历史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四个自信”。习近平说：“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4)因此，他要求文件起草组“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刻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必然性，真正认识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5)

第二，强调“使命担当”。习近平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6)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虽然党已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并创造了辉煌业绩，但是长征永远在路上，并且以后的路还很漫长，任务将更加艰巨。现在的党正处于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7)

第三，注重“自我革命”。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38)这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路越走越长，经验会越来越多，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就更需要党具备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39)

四、从决议看中共领袖人物的历史意识

由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三位领袖人物分别主持编写三个“历史决议”，就其历史意识而言，可说是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并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历史决议”的编写中，也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一脉相承的共同点。

第一，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在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40)主要目的还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其实，这个“历史决议”原本是要交党的七大讨论的，之所以后来提前讨论，其原因正是毛泽东所讲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结束过去”，才能保证党的七大“向前看”，不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41)。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中，邓小平也同样要求用这一观点来处理历史问题。邓小平认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所以对一切党史问题都要辩证地看。同时他又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42)。所以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也正因为此，他主张在党的十二大前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43)。

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新时代习近平要求全党牢固树立的历史意识。他还要求将之贯彻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中，即“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4)

第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虽然写“历史决议”不同于修党史，但也要遵守历史研究的这一条基本法则。所以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45)

这一条基本法则也被邓小平继承下来，并应用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中。邓小平指出，“决议”的核心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6)。但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在这一点上既要讲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47)。

这也是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所遵守的基本法则。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的，要用三个观点看待党的历史，其中第一个就是“具体历史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体现在对党史人物与事件的具体表述中，而且还体现在关于党史分期和历史经验的论证方式上。比如，这个“历史决议”对照四个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四个“伟大飞跃”，就是运用这一历史主义法则的生动体现。

第三，关注并尊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48)为此，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前，除了编辑《六大以来》，还编辑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以供全党学习。通过这三套文献，可以很清晰看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着它的历史渊源的”，从而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立论提供坚实的历史根据。

在党的历史上，邓小平也是一位关注并尊重历史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典范。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此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49)这些意见都被吸收到决议中，成为第二个“历史决议”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有鉴于此，在主持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习近平一方面要求关注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所以明确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要关注历史表述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要求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论述和评价，同党的历史文献既有论述和结论相衔接，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第四，分析历史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通过与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作对比分析，深刻阐述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各方面的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一个“历史决议”昭示全党：经过24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已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实际，并深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因此“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50)。

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是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中，邓小平要求“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51)。但这个“历史决议”也同时明确提出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52)，并且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中提炼和概括出十条经验。这是针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的第一次归纳和总结。

第三个“历史决议”重点是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所以这个“历史决议”集中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深刻阐明什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这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总结“第一个百年”历史发展得出的逻辑结论，也是党为在“第二个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发出的政治宣言。

注释：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页。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09、312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29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29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29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15)梅荣政、张晓红：《论新自由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29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5页。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9、825、83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309页。

(2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

(28)《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诞生记》，《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84页。

(30)《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诞生记》，《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3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89页。

(3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3页。

(3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页。

(3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2、79页。

(3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2页。

(3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2页。

(3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7页。

(3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40)《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6页。

(41)《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

(4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78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48)《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4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300页。

(5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

(5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5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