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敏:一部自然灾害史,一曲生命的挽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5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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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敏  

早产的后记


一部自然灾害史,一曲生命的挽歌


一部著作的后记,应该草成于著作即将出版之际,但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情感冲动,让这些文字早产了至少两年。我最早接触到黄河灾害史的研究,始于2006年,那时候参加了一个项目,其中有一节是关于嘉道时期河、漕、盐“三大政”的内容。河工就是治理黄河与运河,从此看到铺天盖地的黄河泛滥史料。“鹄面鸠形”“掘穴而居”“流离失所”是对灾民程式化的书写;而皇帝“勿使一民失所”的谕令,都会摆在卷帙浩繁的《河工方略》《行水金鉴》最前面的文字。但自然灾害并非静静躺在历史的灰尘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灾害始终如影随形,与人类纠缠不休。


我虚岁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灾难突然降临。不知何故二哥得了天花,父母一起带着他去开滦林西医院治病,二哥去了医院之后,我就留给奶奶照顾,那时候我还不能和成年人一样吃饭,奶奶都是给我冲炼乳喝,但由于炼乳冲得过稠,我很快就上火了,两眼通红,最可怕的是我也得了天花。奶奶一看傻眼了,二哥去医院已经拿走200元,如果我再去住院,会不会倾家荡产呢?于是奶奶建议干脆不给我治了,反正是一个丫头……


母亲得知我也得了天花,马上从医院回来,抱着我去开滦林西医院,和二哥一起治疗。关于得天花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症状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的记忆来自母亲的口述史,非常幸运的是,我既没有失明也没有麻脸。不过在1973年,对于一个农民家庭,200元确实是一笔巨款,当时家里把一头猪都卖掉了。母亲的果敢坚决挽救了我和二哥的性命。父亲不会赶马车,我和二哥住院出院,都是村里一位叫张君的亲戚,赶着马车接送,至今非常感念不已。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流行病,清军入关时天花非常流行,以至于得过天花的人被称为“熟身”,康熙皇帝得以即位,据说与他得过天花的“熟身”有关。中国史书上疫灾的书写,往往归入灾祥之类,内容非常简单:某年某地“疫”“大疫”,但寥寥数字的背后是多少鲜活生命的陨落!解放前我所在的曹河村依旧天花流行,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多大改变。我三爷爷原来有个儿子,12岁得了天花死掉了,我老姑也得天花,因为发烧嗓子肿得吃不下饭,但她熬过来了,没有麻脸也没有失明。


母亲曾经和我说,三爷爷家里有钱,他儿子得了天花,就给儿子买鸭梨吃,而老姑家里没钱,她从不奢望有鸭梨可以吃,只能从水缸里捞冰吃,以便让因发烧而火辣辣疼痛的嗓子舒服一些。三爷爷夭折的儿子和老姑哪一年得天花,已经不得而知,估计是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曹河村得天花的并不少见,村里有个瞎子,大个子,长得很帅,就是得天花留下后遗症,双目失明;还有人因为天花而麻脸,皮肤犹如喀斯特地形一般。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保定人,她说她姥姥也是得了天花之后麻脸。


其实自清代以来,天花在河北、北京一带非常流行。直到1980年代,因为普遍接种疫苗才灭绝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接种天花疫苗,因为全世界范围之内天花已经消失,而天花病毒只保存于实验室,我小时候还是接种过天花疫苗。疾病、瘟疫各种灾难始终与人类相伴而生,民国时期甚至是建国初期,人们面对诸多疫病依然束手无策。2020年冬季新冠流行期间,据北京疾控中心专家曾光讲,1967年中国大地脑炎流行,有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而当时的大串联加剧了脑炎的流行。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中国人没有什么记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至今未见。


我爱人小时候得过脑炎,高烧不止,被父母抱到医院后,医生说,活不了,回家吧!他的父母哭了,但非常不甘心,就带着他去看巫婆,巫婆说,寄给神吧!后来他的脑炎竟然不治而愈。他的父母对巫婆感激涕零,每年过年给巫婆送一只烧鸡,直到巫婆去世。后来听我婆婆讲,这个巫婆法力无边,文革期间一个与巫婆不合的人,说她装神弄鬼,要去公社告她。巫婆非常坦然,说让他随便去告!没有想到那个人在去公社的前一天晚上,无疾而终,这下子引起了村里人的惶恐,没有人再敢对巫婆说三道四。其实那时候很多孩子得了脑炎,多少人因为发高烧烧成了傻子!或者失去了生命,我爱人能活下来而且智商正常,已属万幸。人的生命,是一根非常脆弱的芦苇。


我小时候去治天花的开滦林西医院,离我家18里路,历史非常悠久。医院始建于1888年,当初是为开滦煤矿林西矿建矿钻井时而设立的裹伤处,1912年扩建为诊疗所,1920年正式建院。1939年按照一所英国教堂式医院的图纸盖建了楼房式医院,即唐山市古冶矿区中心医院。这家医院应该最擅长治外伤,开滦煤矿的工人干活被砸伤碰伤,太普遍了。开滦医院对于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还是一个莫大的福利与恩惠。好多人讲建国初期乡下人无法看病,这个问题在我们那里并不突出,可能就是得益于开滦医院。经常看到有些地方文史资料讲,民国时期,人们得病之后巫医并用,而在唐山巫婆治病的现象很少,应该得益于医院的发达。


漫长的历史上困扰着人类的天花的终结,并没有将疫情终结,各种各样的病毒纷至沓来,2003年春季爆发“非典”时,我正在读研三,当时儿子不到半岁。出现疫情之后,学校说研究生暂时不让进校了,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触,儿子需要妈妈,不让进校,我就在家里修改毕业论文,需要什么资料告诉我爱人,让他帮忙借出来。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智能手机,我也不例外,网络也不如现在发达,由于儿子太小,我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电视上的“非典”新闻报道也看得不多,身处疫情中心北京的我,有关“非典”的消息,所知不多,心情、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当时也没有强调戴口罩,公交地铁上也看不到多少戴口罩的乘客。突然有一天,听说“非典”病毒消失了,社会生活一切如常。


其中唯一可以记述的是,我爱人由于工作、家务繁忙,过于劳累了容易导致咽喉肿痛,发烧。而“非典”的判断依据之一就是发烧。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到北大医院妇儿门诊看病,一测体温,我爱人竟然是37.5°C,医生一脸严肃的让他去拍胸片。我大脑一片空白,不会被送去小汤山吧?结果虚惊一场。过了一段短时间,我爱人的喉咙肿得更加严重,终于发高烧了,我到药店给他买了阿司匹林泡腾片,一周过后,他的咽痛没事了。


如今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听了太多太多的疫情故事,有的让人声泪俱下,有的让人心潮澎湃,发达的网络资讯让一个消息瞬间传遍全球,我早已没有了“非典”时代的超然世外。好在我的身边并没有感染病例,也没有密接、次密接,坐地铁偶尔忘了戴口罩,北京地铁的志愿者会递上一个,热情的说:“阿姨,请您戴好口罩!”下课后我匆匆赶往地铁,坐高铁回家的时候,有个可爱的女生递给我一个小巧的消毒液,让我路上用。


疫情之后只是外出活动少了许多,本来不喜欢社交的我,也难得清静。偶尔到公园散步,迎面碰见遛弯的大爷大妈,我本能的赶快回避,以免他们打喷嚏,我成为“密接”。没有想到大爷大妈反应比我灵敏,在我之前已经迅速避开了我。而疫情催生下的线上讲座,也为我的知识补给大开方便之门。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匆匆忙忙赶到天津南站,作火车回北京,正赶上有王晴佳教授讲情感史研究的讲座,我一边赶路一边听讲座,这期间经历了天津地铁、返京高铁、北京地铁,坐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王教授的讲座也结束了。从疫病研究史来看,大疫不过三年,估计新冠疫情也会很快过去了,人类的未来会更美好。


对我而言,自然灾害,最为刻骨铭心的还是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丰南区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地震持续仅仅约有23秒,但唐山市区被夷为废墟,广大农村亦无一幸免,据百度资料,有65万余间民用建筑倒塌,或者受到严重破坏,重伤16.4万人,死亡24万人,死亡人数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上第二位,仅次于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海原地震8.5级,死亡30万人。


对于一个1971年出生的唐山人,我对生活最早最清晰、最深刻记忆的开始,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一夜间房子塌了,无数的乡亲被夺去了生命。记得地震发生时,我们一家人还在睡梦中,随着剧烈的摇晃母亲醒了,喊着我们兄妹三人起来穿衣服,由于我们三个年龄较小,动作太过于缓慢,母亲好不容易才带着三个孩子跑出门。而住在我家前面的八奶奶手脚麻利,比我家人早一些时候跑了出去,她刚刚跑到一个厢房附近,轰的一声厢房倒了,八奶奶被砸在下面,去了人生的后花园。我的母亲吓得一闭眼睛,带着我们兄妹三个,从废墟上跑过。


忽然,母亲想起来还没有叫睡在旁边房间里的爷爷,此时,只见爷爷房间里的墙倒了,土墙倒塌后的浓烟随之飘散出来,母亲吓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心想爷爷可能完蛋了!其实我家房子是青砖瓦房,整座房屋并未倒塌,只是爷爷住的那个房间的一面墙倒了。等爸爸妈妈跑过去,只见爷爷刚从炕上跳下来,站在地上,倒塌的墙砖把爷爷的枕头都砸烂了,但爷爷毫发未损。后来爷爷告诉我们,他正在睡梦里,梦见叫赵天明和赵天亮的两个人,身穿白袍,告诉他赶快起来,不然就没命了,爷爷一惊,半睡半醒中从炕上跳下来。其实我们村里并没有叫赵天明和赵天亮的人,也许是爷爷前世积德行善,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大灾大难过后,民间常有阴兵借道的故事流传,例如地震时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在一瞬间被夺去了生命,而太多太多的冤魂不愿离开人间,于是鬼门关就开了,阴曹地府就会派出阴兵到人间来拘拿这些冤魂,这些阴兵作为“鬼差鬼将”,就会穿着白盔白甲,坐着白色灵车借道前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阴兵借道”。我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绘声绘色的讲述这些故事,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我,当然不会相信实有此事,可能是无法抗拒的灾难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吧。而爷爷却喋喋不休给人讲述“赵天明赵天亮”的故事,直到1987年辞世为止。


地震发生后,村民自发的互助搜救埋在废墟的亲人,由于土坯房居多,没有钢筋混凝土,挖掘还是非常容易,而且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亲人之间彼此知道居住情形,因此不会出现唐山市区那种因掩埋过久而失去生命的情况。我家的房子没有倒塌,也没有人受伤,父母经常会外出帮忙挖掘埋在废墟里的乡亲们,每次回家后,母亲就会唠叨她见到的情形。她说大爷爷被房子的檩木砸中了头,到处都是血。大奶奶和两个孙子睡在一个房间,地震发生时,大奶奶本能的把两个孙子护在身下,自己却被椽子砸断了肋骨,由于当时村里没有消炎药、纱布包扎,也没有条件送医院救治,大奶奶后来发烧去世了。当时大爷爷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已经先她去了天国,不久大奶奶也随着老伴一起走了。


村里有一对夫妇,有两个儿子,感觉到地震的摇晃之后,商量好一人抱一个孩子,往房子外面跑,结果迷迷糊糊之间,一人抱了一个枕头逃到屋外,等他们发现不对劲时,房子塌了两个男孩失去了生命。夫妇二人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初中的班长,地震的时候头被砸破了,停止了“呼吸”,父母伤心不已,就想早些挖坑埋掉。当她的哥哥用门板抬着她,身上盖着草席,把她放在坑边时,突然瓢泼大雨让昏迷中的她苏醒,“哇”的哭出声来,她才避免了被哥哥“活埋”的命运。


7·28大地震之后,余震小震经常不断。二哥对地震比我敏感,他比我大两岁,看到太多地震伤亡的惨象。而我比较听话,母亲不让我乱跑,我就在家里待着,所以什么惨象也没看到。大地震的经历让我们这一代人对地震超敏,记得上高中时,老师正在教室讲课,忽然发生了地震,同学们正在惊惶之余,一个身手敏捷的女生,已经一个箭步跳到了教室之后。地震不到一分钟就停止了,我们才恍然间发现那个窜到教室外的女生,不禁哄堂大笑。上大学的时候,听说石家庄某高校因为地震,一个唐山学生反映过于敏感,跳楼逃生,结果腿摔断了。


200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凌晨两点突然邻居来敲门,说“醒一醒吧,要地震了!”我迷迷糊糊起来,发现一些好事者,正在挨家挨户的敲门,告诉大家要地震了。几天后听说,谣言源头是丰南一个老人家,预感要地震,就到村委会的大喇叭上广播,让大家预防地震。一夜之间无数的好事者敲开了邻居的门,整个唐山人都收到了地震预警。后来人们谈论着所谓的“地震预警”,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个老人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震后的一个多月里,几乎天天下雨,似乎苍天有数不尽的眼泪,来悼念那些无辜的逝者。当时农村连塑料都没有,我家用椽子、门板搭建的窝棚,上面覆盖的只有高粱秸秆编成的帘子,每当下雨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而我却安稳地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只能蹲在木板上打瞌睡。记得有一次睡梦中,发生了余震,而我险些被睡熟的母亲甩了出去。


母亲觉得带着三个孩子过于辛苦,于是舅舅来接我,让我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舅舅骑着自行车带我上路,中途不知为啥,他说他要离开一会儿,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把自行车的车梯子固定好,就走了。而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战战兢兢,看着远处因地震而开裂的大地伤疤,还有一个个塌陷的大坑,以及从地下不断汩汩涌出来的泉水,我担心自行车轮胎下的大地,会不会塌陷?涌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杞人忧天。姥姥家的情况比我家好一些,简易棚上有塑料,还有一处完好的房子,可以偶尔避一下风雨。


一月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很快冬天到了,我家的草棚也换成了砖瓦木料建成的简易房,那个冬天奇冷,家里的水缸由于不断累积的冻冰,几乎容不了多少水。而我经常在睡梦里被冻醒,感觉鼻子尖都结冰了,接着就听到母亲接连不断的咳嗽声与喘息声。从此母亲的哮喘一天天加重,每次她走来,离我好远就能听到她急促的喘息声,然而她却要撑着这个七口之家,每天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从那个冬天开始,我不记得自己喝过热水,都是直接喝冷水,甚至直接吃冰,冰都是纯天然的,家里水缸的水自然凝结而成。即使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冷食的习惯。


1976年的大地震,整个曹河村被夷为平地,没有倒塌的房子也严重受损,无法居住。直到1982年,全村才统一由村委会盖新房。从1976年到1982年一直住在简易房里,简易房非常低矮,冬天寒冷无比,夏天闷热蚊子多。那时候冬天取暖困难,家里从来不烧热水,只有吃药的时候,才会烧热水喝,久而久之热水与吃药相连,就不习惯喝热水了,这一习惯直到上大学才改变。或许有人感叹喝生水不卫生,其实卫生与否取决于水质,开水所能解决的只有细菌而已。


地震前,村里有两口水井,四周镶着条石,与地面齐平却没有围栏,因此如何用绳子系上水桶,把水打上来却不掉在井里,是个技术活,每家每天挑水的都是青壮年男子的事情。地震之后新房子盖起来,家家自己打压水井,开始的压水井大概十四五米,最深的都不会超过20米,水质容易受地面污染。后来打井深100米,还安装水泵,现在打井深200米,地下200米深的水是承压水,不会受地面污染,水质还是没有问题,因此喝生水与喝矿泉水无异。直到现在,唐山农村喝生水也是普遍现象。


大地震后的那几年里,粮食短缺、吃不饱肚子一直是家中无法摆脱的大问题,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母亲做饭前,把野菜采回家,以补充粮食的短缺。母亲用玉米面包野菜包子,野菜里除了加盐没有其他佐料。吃饭的时候,一口下去,我明白了什么是苦涩,那就是野菜包子的味道,又苦又涩。父母天天在生产队出工,也换不回全家人的温饱。1982年,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自种,还在上初中的大哥、上小学的二哥相继辍学,帮助家里干农活。而我由于太小,呆在家中没有用途,就得以继续读书。如今的人们早已厌倦大鱼大肉,向往农家绿色有机食品,野菜也成为人们的美味佳肴。其实有谁会想到,困难时期那些面带菜色的人们,能够吃些鸡鸭鱼肉,是何等欣喜!人们也很难想象什么是面有菜色,其实就是饥荒年代的人们吃野菜吃多了,肤色也就泛着大白菜一样的黄绿色!


小时候村里的农田没有机井,干旱常常威胁着农业收成,生产队种的最多的是谷子、高粱、红薯这些耐旱作物。人们的主食以小米、高粱米为主,很难吃上白面。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村里打了好多机井,天旱了可以抽地下水浇地。没有打机井之前,麦子收成很低,甚至收割前一月,眼见麦穗喜人,但连续天旱半个月,麦子大片死亡,收成就没有了。或者收割前几天,一场大风把麦子刮倒了,一场大雨就让麦子在穗上发芽了,收成也没有了。那时一亩麦子的产量大概就是一二百斤,如今小麦通过育种改良,抗倒伏增加,籽粒饱满,机井解决了干旱问题,亩产八百到一千斤,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书写灾害史,心里难免悲天悯人的情愫,感受众生皆苦。走笔至此,不禁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名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情感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曹志敏


2022年9月19日草于乐正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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