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芷晗 石硕: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4 2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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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芷晗   石硕  

  

   摘要: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自觉;汉藏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康区

  

   文化之于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民族”,说到底就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随社会变迁及人群之需要而不断发生着改变。文化不断发生变化,根源在于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而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状态和需要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对于人与文化之能动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A.Haviland)有一个很精辟、很本质的阐释:“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于附着其身的文化常常是不自觉的,如穿衣吃饭乃人生存之本能和日常行为,而人对这类习以为常的事常常难以产生自觉。这正如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说的。但有一种情况,就是人在接触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不一样的文化时,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觉。文化是在比较中被认识的,唯有在比较中,人才能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觉。所以,文化自觉与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文化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正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那么,在当前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以及文化自觉可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深刻阐释了文化对于民族关系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本文以近代汉藏民族交汇地带的康区为例,试对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以及文化自觉所发挥的作用作一些分析与讨论,旨在观察文化以及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的作用和独特价值,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融合的历史事实与背景

   先说说什么是康区,为什么选择康区来观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融。康区指藏语康巴方言地区,它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之一,也是青藏高原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传统上,康区的地理范围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脉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这一广阔地区。该地区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藏彝走廊和汉藏民族走廊的核心区。该地区由于山脉、河流纵横,地形破碎且复杂多样,民族及文化的多样性极为显著。康区虽然处于青藏高原向东南方向逐级下降、朝川西平原和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但由于山脉、河流众多,沟壑纵横,道路极为崎岖险峻,所以在明代中叶以前,该地区一直寂寂无闻,在中国民族格局中并未显示出足够的重要性。

   从明朝中叶开始,两个因素极大地改变了康区的战略地位,其一是川藏道的开通,其二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康区。

   明朝中叶以前,无论是吐蕃时期,还是元朝管辖西藏时期,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经营及西藏同中原地区的来往和沟通交流,主要通过甘青的“唐蕃大道”,亦即“青海道”。

   元朝管辖西藏也主要依托西北的唐蕃大道。元朝所建立的由大都通往西藏的驿站,主要处于西北的甘青地区。但从明朝中叶起,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土木之变”后,明朝与“北方蒙古”的对峙日益严峻,当时的“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扩展到了西北一带。为稳定西北,实现藏汉走廊地区稳定,明朝实施了“抚藏御蒙”政策。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朝廷下令:“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自此开始,穿越康区的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成化六年(1470年)四月,明朝重申乌斯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朝贡均须“由四川路入”的规定。这使明朝中央管理西藏的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川藏道开始成为进出西藏的主要通道。

   明末清初发生了另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汉族移民开始沿川藏道大量涌入康区。汉藏茶叶贸易一直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手段和税收的重要来源,明朝曾在产茶区四川雅安设有茶马司,并形成“以茶御边”的思路。在明朝,茶叶贸易集镇主要位于大渡河东岸。明末张献忠入蜀所引发的蜀乱,使蜀地汉族民众开始大量西迁,纷纷渡过大渡河避险。《荒书》记载:“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所谓“流入土司”,指越过大渡河进入土司辖区。清乾隆《雅州府志》记载:“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所以在清初,位于大渡河西岸、“汉番杂处”的打箭炉(今康定)开始作为茶叶贸易的中心市场迅速兴起并繁荣。茶叶贸易自宋朝以来成为汉藏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纽带,对于中央王朝的意义非同寻常,在此背景下,清朝开始对打箭炉地区进行控制和经营。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廷派员勘查打箭炉地界,将土司所辖之地纳入版图。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朝廷发动“西炉之役”,彻底控制了打箭炉地区,并将势力延伸至雅砻江流域。

   康熙四十年(1701年),跨越大渡河的泸定铁索桥建成。《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云:“鸠工构造。桥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施索九条,索之长视桥身余八丈而赢,覆版于上,又翼以扶栏,镇以梁柱,皆熔铁以庀事。桥成,凡命使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绘图来上,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大批汉族商民涌入打箭炉地区,促进了打箭炉地区“汉番杂处”的迅速繁荣。

   不过,康区战略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缘于清朝的“驱准保藏”行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一支七千人的军队从新疆南下,出其不意攻占拉萨,引发西藏局势的混乱与动荡,这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朝廷立即派兵驰援。因对高原作战的难度估计不足,一支由西宁进发的五千人的清军,在藏北同准噶尔军队的遭遇战中全军覆灭。此事引发朝廷的极大震动。北路进兵受挫后,朝廷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探查道路、调遣军队、招抚土司头人和筹措粮草等近三年的准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兵分两路,成功实施了由南路打箭炉和北路西宁同时进军西藏的计划,结束了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控制,完成“驱准保藏”行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朝廷认识到,由打箭炉入藏的道路不但便捷、安全,且沿途村寨较多,易获得补给与支持。为确保打箭炉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开始在川藏道沿线驻军,设置粮台(相当于今天的兵站)。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的主要通道,康区也成为清朝管理西藏的前哨与依托之地。

   随着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逐步深入康区和对川藏道沿线的控制,汉族民众借助中央王朝提供的庇护,开始大规模移民康区。从清朝至民国时期,一方面大量汉族官兵进入康区;另一方面赵尔丰大规模开发川边,加上后来西康建省等,也吸引大批汉族移民络绎不绝地涌入康区。从清朝至民国时期,进入康区的汉族民众主要以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为主。他们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情形》记载: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民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为“扯格娃”,“半藏半汉”之谓也。——引者),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

   清朝至民国时期,汉族民众向康区的移民出现了两个高潮。其一是在1904年弗朗西斯·荣赫鹏(SirFrancisYounghusband)率英军入侵拉萨之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在研判局势后,选择以“固川保藏”的方略来挽救西藏危局,这促成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川边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赵尔丰对川边的开发以办学、鼓励垦荒和兴办实业等措施为主,吸引了大批汉族民众涌入康区。其二,1936—1939年,以康区为主要范围的西康建省,也吸引了大量的汉族民众进入康区。汉族民众的大量进入,极大地促进了康区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民族交融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婚。1938年粗略的调查显示,康定“除少数来自内地者,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而1938年前后的道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其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量文献资料均显示,当时康区汉藏民族通婚较为普遍。

   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族民众落籍于当地,也促进了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由于当地为高原地区,迁入的汉族民众不得不选择藏族的生活方式以适应高原环境,加之汉藏民族通婚,所以汉藏通婚家庭中的汉族人及其后裔,生活方式均逐渐与藏族交融,几乎与当地藏族的生活方式没有差别。所以,清朝、民国时期大量汉族民众迁入康区所带来的汉藏民族互动与交融,主要表现为汉族融入藏族。民国时期长期驻防理塘的曾言枢这样说:“汉人每每存意同化康人,入康久居,娶妻生子,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入其环境,有其环境之需要,所以理想不胜事实,固有其必然性在。”不过,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由于汉藏民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族民众及其后裔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族民众又把汉文化元素带入当地的藏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汉人不纯,藏人不藏”现象,即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状态。这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上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为康区增添了其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联结性与纽带作用。

   汉藏通婚使大批汉族民众以入赘方式落籍于当地,逐步融入藏族社会,他们的后裔均成为当地的藏族。所以,清朝至民国时期大量汉族迁入康区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交融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汉族民众融入藏族,即汉族民众大量充实到藏族之中。关于这一情形,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NakaneChie)在谈到康区的文化面貌时曾说:

   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虽然今天康区的大部分地区分布和居住的是藏族,但从历史脉络来看,康区藏族中融入了大量汉族民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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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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