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传播主体与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 次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7:28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张晶晶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法治”经历了从观念到专业话语再到治理方式和政治理论的变迁。变迁的过程既有理论的论争,也有实践的推演,更有二者的互动。但二者的互动一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对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等与公民的互动即法治传播实践轨迹的研究发现,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是在传播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回应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并与之互动的过程。其中,传播主体是首要的和基础性要素,传播主体的变化及其对传播客体、媒介与受众的选择促成了传播模式的更迭,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但无论各要素如何增减变化,追求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考量不会变,也不应变。尊重传播规律、遵循法治价值引导,用传播理性提升法治传播效果,这是变迁中的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关 键 词: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rule of law communication  popularizing the law  communic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mod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依法治国”写入中共十五大,到“法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再到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法治”经历了从观念到专业话语再到治理方式和政治理论的变迁。变迁的过程既有理论的论争,也有实践的推演,更有二者的互动。其中,理论论争与实践推演均有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但二者的互动一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法律的道德性》提到“在立法者与公民之间营造出有效的互动是法律本身的一项基本要素”[1]P223,同理,司法者、执法者等与公民的互动亦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互动,是传播学话语,互动即传播。因此,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等与公民的互动即法治传播。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变迁是如何互动的?法治传播实践留下了怎样的轨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不可或缺的新的视角。

  

   目前对于法治传播的界定大致有三种视角:一是传播学视角,认为法治传播是与法治有关的信息的传播,强调其信息属性。这一说法最具代表性。二是法学视角,认为法治传播是围绕法治进行的传播,强调其价值取向。三是文化的视角,认为法治传播是法治文化的传播,强调启蒙和培育。[2]本文所考察的法治传播实践是从传播、法治与社会的综合视角,指以法治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法治议题、法治事项而展开的传播实践。它有别于涉法事实的一般性社会传播,是构建公众对法治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模式,是法治及其价值引领所需要的正向传播。考察的方法则是以传播过程与结构研究范式为依据,以传播的首要要素即传播主体为出发点,探寻法治传播实践变迁的轨迹与规律。

  

   一、法治传播主体的变迁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开篇即指出,“研究‘谁’的学者察看传播者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因素”[3]P35。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传播者即传播主体。《尚书·胤征》载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有:“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不管是“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还是“以吏为师”,都是由官吏为百姓读法释法以维护“礼制”的,即官吏是传播主体。随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日七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陆续制定,各种业余法律学校、法律学习小组在全国各地大量出现。干部包片、党员包户,宣传员助力“学习新法律、宣传新法律”。这些活动虽然已与中国古代法的传播有了原则上的差别,但在传播主体上却遵循了一定的历史传统,即由各级政府组织安排、以政法机构为传播主体,无疑是对古代由各级官吏承担法律传播职责的传承。这种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类型,有明确的分工、规范,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当然也会受到组织的话语体系和特有符号的制约。此时,虽然《民主与法制》等专业法治媒体已经出现,但由于其专业性,对一般大众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可见,这一时期的法治传播主要由政法机构承担,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一元主体”的结构。

  

   20世纪90年代末,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被确定下来,中国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规则”的需求更加广泛,财产权利、合同纠纷持续增多,但“如果每个在经济生活中签订的合同都被诉至法庭,每个判决都必须通过法庭执行官或者执行庭强制执行,司法体系将会很快崩溃。司法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遵纪守法。”[4]P79因此,加大普法力度,努力使人们自觉遵纪守法的需求更加强烈,只是依赖政法机构进行法律常识的启蒙显然已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此时,中国新闻事业也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媒体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报纸中的专业报、晚报、都市报等大量增加,影响力也逐步增大,这些报纸大都以“贴近百姓生活”为基本定位,加之涉法事实本身的冲突性对大众的吸引力,法治新闻成为重要报道领域。2004年创刊的《法制晚报》更是以“法治”“维权”为特色。电视法治栏目也从无到有,并逐渐增多。如1999年1月开播的《今日说法》以“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为节目理念,全力打造“中国人的法律午餐”。这一时期的大众媒体解读政策法规、追踪热点案件、进行舆论监督和法律咨询等,显然成了法治事实的重要传播主体,与政法机构主体相得益彰,构成法治传播的“二元主体”结构。一定意义上,大众传播亦是一种以社会作为空间的最大规模的组织对受众的传播,但与政府和法律专门机构专业方式的组织传播相比较,仍有其特殊之处,它是社会方式的传播,面向不特定的大众,无论传播范围还是受众面,都与专业方式的组织传播不可同日而语。除宏观的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外,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对其有直接的控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Web2.0以来自媒体的出现给个体公众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可以将涉法经历以及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涉法信息自行传播出去,不必经过大众媒体等中间环节。同时,法治社会的持续推进使人们的参与权和表达权意识提升。于是,当需求有了实现的条件,法治传播主体再一次突破了组织方式的政法机构和社会方式的大众媒体的限制,个体公众一定程度上成了另一社会方式的传播主体。此时,法治传播的传播主体呈政法机构、大众媒体与公众三足鼎立之势。个体公众成为传播主体打破了法治传播的组织控制和专业垄断,使其成了公共传播,法律机构独家信源的地位被动摇,大众媒体的社会方式传播也不再能独霸天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带来法治信息的多元,不同传播主体有不同的传播目的,人们听到的是多种声音,可以相互补充、印证,共同生产意义。但众声喧哗也容易使信息芜杂,增加了辨别真伪的难度。当遇到困惑时,“如同丛林中缺乏向导指引的旅人,一旦进入,注定迷途,找不到出路”。[5]P4实践中,法律人通常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丰富的法律知识、专业的法律思维和职业敏感,可以“为需要法律信息的人们‘引路’,其他人把林林总总的法律信息发布出来后,法律人能以自己独有的‘知识权利’和‘技术权力’对该信息的真伪、价值等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和判断,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的深层次把关,并引导公众将法律信息的内核以‘自我发掘’的途径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社会生活中法律信息的深层次把握和掌控。”[6]P175但有时法律人的“学理性”分析跟法治实践和其他公众的认知会有偏差,也会带来舆论场的纷争,增加信任成本。

  

   从初期的政法机构主体,到后来大众媒体主体异军突起,再到最近一个十年个体公众主体的加入,法治传播实践中传播主体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其它传播主体的式微,相反,是一个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过程。但传播主体众多并非势均力敌,政法机构始终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早期的单一主体时期自不必说;大众媒体成为主流之后,政法机构则是其报道法治新闻的首要信息源;互联网时代,政法机构组织传播的主体角色更加显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以来,由司法机关等法律机构主动组织的各种普法活动丰富多彩,从线下到线上交相进行。尤其各级各类政法新媒体成了法治内容的重要传播载体,漫画、抖音、快手等异彩纷呈,让严肃的法走出了深闺。特别是“在引起舆论关注的重大或热点案件中,司法机构通过自媒体传播平台解释判决结果的原因,释理说法,有理有据,不仅回应了公众的疑虑,平息了舆论,还如同一堂堂法治公开课,提升着人们的法治素养,维护着司法公信力。”[7]“谁执法谁普法”是法律专门机构的主动传播行为,是单向的说服和目的明确的法治宣传。而从公众法治信息需求的角度来看,“公众关注法律、法律机关回应公众,在这种‘需求—回应’的信息传播与反馈链条中,法律机关因其对于相关信息的独家‘控制’而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公开的角色,义务性规范进一步提高。”[7]按照波斯特的观点,有一些议题比如涉及专业领域的讨论是需要胜任力的,[8]P5而法治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专业性特点,个体公众并非人人皆能胜任。因而,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维护法律机构的权威即“多元主体、一元核心”,作为维护法治价值和提升法治传播效果的理性依据体现在传播主体对其它传播要素的选择及整个传播过程中。

  

   二、变迁中的法治传播主体对传播客体、媒介及受众的选择

  

   拉斯韦尔关于传播的“5w”说中的第一个“w”是“who”即传播者,最后一个“w”是“what effect”即效果。从这一表述来看,传播是追求效果的,是以“传者”即传播主体为中心地有意图地施加影响。这一表述也有着自然科学的基础,即控制论观点。按照控制论的提出者维纳的认识,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它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9]P16-17而传播主体因其处于信息传播的首要环节而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由传播主体控制着对传播客体、媒介及受众的选择。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传播主体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不同的主体对客体、媒介及受众都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一)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从传播“法制”到传播“法治”

  

内容为王是传播的基础共识,法治传播的内容即法治传播的客体,因此,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即法治传播的内容是决定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的重点考量。1978年11月13日,林春、李银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呼吁法制建设。但对大众而言,由于较长时间的“法”的缺失,即使最新制定了很多法律,也知之甚少。治安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正如温斯坦来所言,“假如有很好的法律,但人民不了解它们,这对共和国来说就像没有任何法律一样糟糕。”[10]P159“法律应当被公开可能是合法性的最明显的要求。”[1]P173有法可依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567.html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 2021, (6)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