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对二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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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  

  

   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疫情冲击期,经济下行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2020年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处于“疫情冲击→恢复→再冲击→再恢复”的循环中。在疫情结束以前,该循环会不断继续,经济始终面临疫情的影响。但每次疫情冲击的程度可能有所差异。去年南京、内蒙古等个别地区暴发过局部疫情,但影响相对较小。今年3月以来部分地区的疫情冲击,则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的第二次严重冲击,但目前来看,本轮疫情正趋缓和。因此,对经济形势的研判,首先要看到当前经济正处于什么位置。

   第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重压力”。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这是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

   从增长来看,一季度经济形势比较平稳,同比增速4.8%,比2020年一季度-6.9%的增速高出很多。但从月度数据来看,1~2月份经济正常恢复,3~4月经济逆转,5月份主要指标边际改善,但改善幅度仍然较小,6月份数据表现会好于5月,但改善空间也很有限。因此,二季度将是全年增长的低点。如果下半年不出现大规模疫情,经济会很快恢复。但如果没有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无法实现超常规增长,也难以弥补二季度失速带来的缺口。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全年5.5%的增长目标面临很大压力。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2020年之所以能实现V型复苏,除了2万亿财政支持等特殊的政策安排外,还在于房地产、信息服务业、出口三大动力的有力支撑,当时疫情企稳后房地产行业得以迅速恢复。2020年一季度,在其他很多行业负增长的背景下,信息服务业增速在所有行业中位居首位,其高增长拉动了经济的迅速恢复。此外,出口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20~2021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近二十年来的顶峰,2020年贡献率为25%,2021年贡献率20%左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基调下,本应降低外需的拉动作用,但在疫情条件下,我国出口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反观当前的房地产、信息服务业以及出口情况,都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下半年经济很难再现2020年的V型恢复。

   从物价来看,今年上半年形势比2020年初时更加严峻。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胀压力,但实际上中国通胀压力也较大。2020年初物价很高,主要是在CPI中占比很大的猪肉价格高位运行所致,此后猪肉价格逐渐下行。当前形势已发生逆转。今年4月份,我国可能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猪肉价格很可能又一次触底反弹。同时,3、4月份的CPI均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虽然5月CPI与4月总体持平,但随着猪价上涨,物价上涨压力会加大。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PPI进入高位运行期,指数高达10%左右。目前虽稳定在8%,但由于俄乌冲突,导致我国进口商品的金额增速远大于进口数量的增速。比如,进口煤炭金额增长80%,但进口数量是负增长。PPI对CPI的传导压力始终存在,只是得益于我国有很多价格管控工具,PPI对CPI的传导渠道不是特别畅通,传导效应目前还不明显。

   就业形势最严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突出。2020年7、8月份,青年失业率在毕业季达到峰值,约为16.8%;此后快速下降,降至约14%的水平。今年5月青年失业率高达18.4%,比去年12月份提高了4个百分点。此外,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根据以往的数据,7、8月份青年失业率会更高。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失业问题。

   失业率攀升,部分原因来自疫情影响,但也有监管叠加带来的预期转弱。最近十年,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每个行业十年累计吸纳城镇就业的人口高达300~500万人(不含个体、私营经济)。其中,公共管理行业吸纳就业量最多,高达500多万人。目前,除商务服务、卫生、公共管理行业外,其他行业,包括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教育等都受到了监管影响,这些行业的企业扩张放缓,招工自然也会放缓。

   总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大目标中,经济增长5.5%的目标压力较大,物价稳定在3%的目标压力很大,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压力最大。

   第三,当前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是疫情及一些地方不当的防控措施。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因素很多。从国际上看,俄乌冲突、国际农产品和能源大幅涨价、美联储加息、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等,都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从国内看,“三重压力”、监管趋严、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等影响也很大。

   但短期来看,影响经济的最主要因素是疫情及其部分地区欠妥的防疫措施。疫情是客观的,防疫措施是主观的,后者是可以改进的。4月29日,中央明确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者同等重要,并要求做到“两个最大”,即“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在疫情防控中,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阻断交通,甚至滥用健康码等情况。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进行纠正,所以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好转。

   第四,当前经济政策要“再聚焦,有力度,利长远”。研究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前提,首先是对形势的判断。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年初更严峻。虽然稳增长压力可能不及当时,但稳就业、稳物价的难度超过了当时。其次是目标,在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如果目标改变,比如下调5.5%的年度GDP增长目标,那么政策可能也无需加量。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并要求把握好目标导向下的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意味着年度GDP增长目标仍将保持5.5%不变,为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政策要打出提前量和冗余度。由此出发,下一步制定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政策应“再聚焦、有力度、利长远”。

   “再聚焦”,就是抓主要矛盾。现在主要矛盾在需求侧。虽然市场有一定的投资需求,但从项目准备、项目融资到项目开工,需要较长时间,很难在今年形成大规模的实物工作量,带动增长的程度有限。出口需求无法由我国单方面决定,并且当前也面临一些新变化,政策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扩大政府消费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政府消费领域很窄,只能拉动少数几个公共服务行业。因此,政策应该向居民消费再聚焦。当前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救市场主体的最有效措施。

   “有力度”,就是指要加大政策规模。当前,我国形势某些方面比2020年年初更严峻,所以经济政策的力度应该比那时更大或者至少相当。2020年,我国以增加1万亿财政赤字、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的形式,总共增加了2万亿财政支出,最后实现了2.2%的年度增长。今年,赤字率定为2.8%,比去年低,相对于5.5%的增长目标来说,政策冗余度本来就不高。因此,在国务院已经采取促消费措施基础上,下半年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可以提高财政赤字率或者发行特别国债。关键在于增加的支出到底该用于什么领域。我认为应该主要用于促消费。从理论上看,扩大投资是必要的,但对比2009年出台4万亿政策主要用于扩大投资时的背景相比,会发现情况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可投资项目不如原来充裕。十几年前有很多领域需要大量政府投资,现在很多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虽然可以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个重大项目,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是方向性的,并不具备立刻落地的条件,从完成可研报告,到确定土地和资金来源,仍有很多准备工作,上马开工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二是政府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与过去相比,地方“跑部钱进”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所以,与其依靠地方政府扩投资来拉动增长,不如依靠14亿老百姓提振消费来拉动增长。

   另一个需要聚焦的领域是房地产。今年很难指望房地产对经济有正向拉动作用,但至少要减少负向拉动程度。房地产和建筑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约14%,如果考虑到与之相关的金融、建材行业,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去年,建筑业、房地产都是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建筑业在基建拉动下恢复到了1.4%的正增长,但房地产仍是-2%的负增长。从房地产几个主要指标来看,下滑程度正逐渐加深。

   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是预期不好,房地产企业和居民的预期都很弱。过去,国务院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过很多综合性的政策,有鼓励性的也有收缩性的,但最近没有新的综合性文件出台。各唱各调的房地产政策会割裂房地产政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应该成立多部门联合的政策文件小组,加快研究出台一揽子的、长短结合的房地产政策,明确房地产新制度、新模式的方向,明确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信贷、土地、公积金、限售等政策的调整完善方向。

   “利长远”,主要是促消费和稳房地产,这两项工作都是利长远的举措。从消费来看,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居民消费。2009年以来,我国扩大了投资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却在下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探索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综合性的文件明确方向,以利于房地产的长远健康发展。

   第五,要把握多重目标的平衡,完善经济治理,改善市场预期。预期转弱是除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以外影响当前形势的重要因素。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重压力”,其中之一是“预期转弱”。目前来看,市场预期有进一步减弱的情况,这会影响经济增长、投资和创新,加剧资本市场波动,更对就业产生影响。预期转弱在民营企业中最为明显,国有企业的预期问题似乎并不严重。问题在于,当前预期转弱已从企业、投资者蔓延到普通居民,居民不敢投资、不敢消费。这次的预期转弱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特点,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预期问题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形势、二是政策、三是方式方法。也就是说,即使政策方向正确,但如果执行方式不当,也会影响市场预期。去年出台的很多监管政策,虽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时、度、效”把握不当。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预期转弱带来的危害,也一直在纠正方式方法上的偏差。比如过去各地划了很多养猪的禁养区,造成养猪问题上的合成谬误,后来中央对相关做法进行了纠偏。再比如能耗双控问题,去年10月份也进行了纠正。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治工作,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后续会有相应政策落实,进而改变市场对平台经济的预期。此外,在房地产和疫情防控问题上,中央也进行了一些纠正。

   如何防止今后再出现预期转弱的问题呢?我认为应关注和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正确认识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去年在共同富裕和资本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认识,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此发表重要讲话,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二是要把握多重目标的平衡。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断多元化,但部门职责是单一目标的。每个部门从自身职责出发来制定政策时,若缺乏系统观点、全局立场,很容易出现合成谬误。对此,应该建立相应机制,以协调部门责任制和多目标之间的平衡。三是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只用行政性的方法完成目标任务。

   第六,我国经济仍然长期向好。当前的问题,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国拥有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完整产业体系,这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基本保障;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群体,而且勤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拥有完备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大部分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我国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品市场位居世界第二,投资品市场位列世界第一;我国还拥有庞大的市场主体,虽然近期预期转弱,但我国的民营企业仍然韧性十足。特别是,我国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备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有条件实现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本文系作者在“2022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主体感受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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