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仁者何炼成——我的师友我的西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22-07-16 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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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  

  

   何炼成老师(1928-2022)是“文革”后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创始主任,也是助我走上经济学正规训练轨道的关键人物。1978年,我个人的命运来了一番跳跃式转折。这既与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相联系,又与西大教学行政系统不拘一格育人才的雄远气度分不开,同时还仰仗众多老师和同学不遗余力的扶持。因此,每当想起何老师,我都会忆及那春回大地的年代和校风仁厚的西大。

   一、 难忘边家村

   前些年全国高校趁“扩招”之机拓展校园,西大也不例外,把新校区建在长安。我与西大的故事发生在老校区,位于西安市南郊边家村。故事缘起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项制度安排,不啻为“老三届”初高中学子搭建了一座社会流动阶梯。当年12月,全国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7.3万,考中者于1978年春节后进校(参见:《全国1977年-2020年参加高考人数、录取人数和录取率》,https://zhuanlan.zhihu.com/p/157309869,2022年7月13日下载)。西大历史系历史专业77级入校40余人,我也是其中一名“幸运儿”。同届考古专业的人数比我们班少得多,麦收时节两个班一起支农,女生同住一处很快就相互熟悉。可是我既未记清本系所有女生,也未认识多少男同学。那时候的心思多半在纠结:人在历史系如何学经济。

   进校之前的十年里,我先是插队务农,后来去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做钳工,接着到职工子女中学当教师。做工教书之余,我和矿工报的编辑一起,自学中外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反复精读《资本论》,合作撰写了一部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朱玲,2019,《上大学前的自学生活》,https://mp.weixin.qq.com/s/GnILhNfrcjjXKO1JXHeMaw)。填报高考志愿时,自然意在经济学专业。然而那一年陕西高校尚无经济系,省外分来的经济学名额寥寥无几。忖度自己教了两年初中地理和历史,选择历史专业考取的把握大一些,便当机立断选择西大历史系。之所以如此果决,还因为冲出封闭环境的渴望压倒一切。尤其深信,上大学必将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果然,进校后还未遭受多少困扰,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就来了!

   “文革”结束后首次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一公布,就在我的自学伙伴中掀起波澜,因为报考条件中有一道弹性门槛:具备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只要证明自己具有相同程度的知识水平,就能报考研究生。鉴于报名和考试期限紧迫,我立即去见历史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张天杰老师。他诧异地瞪大眼:“你这刚上大学没几天,怎么又要考研究生?”我尽可能沉着地回答:“能上哪个台阶就爬哪个台阶,符合考研究生的条件就想试试。现在需要学校批准才能报考。”他沉思片刻:“这得研究研究,你等通知吧!”

   在矿区有过多次“等通知”而误事的教训,这回我毫不犹豫地去西大家属区,找多年的忘年交、体育教师汪建成帮忙。他是我母亲的安康老乡,与我姨姨在中学同班。1969年2月,我趁生产队冬闲去北京姨姨家过春节,遇到出差的汪叔叔,迅速在京城游中结为玩伴。1978年2月新生报到日,汪叔叔曾等在校门口帮我搬行李。这会儿一听我求助:“放心吧!学校的人我都熟,需要找谁咱就找谁。”当下领我去跟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怀贞老师说明事由,又敲开张天杰老师的家门,强调出具证明的紧迫性。

   次日下午,系里通知我提交一份申请报告,陈述自学经历和所得。恰好早前我写过一封类似内容的长信,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一并打包,托人呈送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朱玲,2013,《告别于光远》,《经济学家茶座》第4期)。彼时字斟句酌的叙述此时渐次浮上脑海,奋笔疾书不足一日,我就把报告交给了张老师。又是一天过去,张老师喜滋滋地告诉我:系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了那份申请报告,认为朱玲达到大学毕业水准。历史学家张岂之老师还发话:学生有这个水平,系里就应该支持报考。不过,学校教务处(部)才有权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书;开证明之前,朱玲必须通过经济学家何炼成老师的考核。

   这一下让我看到了希望之光,赶紧跑到汪叔叔家报信。他正在厨房炒素鸡,马上关了火就引我去何老师家。何夫人开门满面春风:“他还在办公室呢!”我俩又疾步奔向教学区,汪叔叔一进政治理论教研室就戏谑地开嗓:“大学问家!都啥时候了还在这儿看报呀!”只见独自趴在桌上阅读的人缓缓转过身来一笑,原来这就是何老师。他看起来富态圆润,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传递着随和与亲切。我和汪叔叔三言两语讲清上门的缘故,何老师清晰明了地回应:开卷考试,明早上班时间来取考题。

   同学们大概都知晓我忙于办手续,找人跟班干部说一声,就请下假来应考。进校时,我带着自学过的书本和积累的笔记,故而并不畏惧考试。何老师的考试不止一门,印象中最难的几道题都出自《资本论》。赶在他下午回家前交卷,我的手指竟然疼得发抖。次日午后如约去见何老师,他笑容满面迎上来:“卷子答得不错,够上优秀毕业生水平了!我把评语给了历史系和教务处。”这一通资格考核完满得令人难以置信,何老师一言九鼎,西大上下一致的支持和校友温暖如春的善意,自此连绵不绝滚滚而来。

   二、 情义润无声

   当我面临研究生专业与所涉学校选择时,以往学业中断造成的知识缺陷再次显现。数理化和外语均为我的软肋,英文尚可突击一下,余者怕是长期的短板。报考策略只能是扬长避短。报名前咨询过西大两位老师:何老师出自武汉大学经济系,梁继宗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两位老师都愿意推荐我报考母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比较两家公布的规定科目和考试范围,我选报了领衔武大导师组的曾启贤教授。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在《资本论》科目中南大指定备考第一卷前三章;武大要求备考第一卷全书,我的相对优势正在于此。

   何老师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我又找出于光远先生关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的回复。还搜罗了几篇自学中撰写的文章,同班两个女生宿舍的舍友分头帮忙誊抄文稿,不几日就凑成厚厚一摞。与此同时,我又精心制成一份简历。一包材料加清单寄给了曾启贤老师,没多久便收到他欢迎报考的回信。剩下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多月里全力以赴准备功课进考场。

   赶巧校园里一座新建的教研楼开始启用,教师尚未全部迁入办公室。我叔叔当时的妻兄周信基和妻嫂袁洁分别在化学系和数学系任教,为我在新楼借了一间办公室备考。矿区的自学伙伴巫继学闻讯而来,与我一起求教何老师。得益于何老师的点拨,我们才初识学术规范和学术系统。根据何老师的提示,我们还不厌其烦地演练专业考试。早晚及其他边角时间,我都用来背诵或默写英语单词及课文,总想尽力而为多考几分算几分。进考场那几天,白日里舍友们代买餐饮,细心地用热水保温饭菜,还用暖瓶放置了蛋汤。到晚上,她们一个个去了图书馆或教室,留我独享静悄悄的宿舍。这些细雨润无声一般的援手,不经意间给我留下强烈的心理暗示: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就差个人努力了!

   初试结束后,但凡班上未排课,我就去借用的办公室阅读经济学书刊。一日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历史系的文暖根老师。他尚未给我们班代课,但在系办公室见过。文老师似乎有点儿不良于行,却爬上七楼报喜:“朱玲!我到武大开会去了,找着经济系给你问了一下成绩。你《资本论》考满分啦,肯定能参加复试!” 我强抑狂喜连声道谢,文老师兴高采烈地鼓励:“不耽误你时间了,好好准备吧!”何老师听到喜讯也眉开眼笑:“武大偏重考基础、测能力,你要有随机应变的准备。不要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西大很快会成立经济系,你可以过来当教师!”这番话让我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何为“坚强后盾”。

   结果是皆大欢喜。1978年9月1日开学,武大录取通知书送抵:十月中旬报到。女生宿舍热闹一片,刘长敏同学弄来一台照相机,让全班女生留下意气风发的合影。班长单雨森还在教室组织了一次告别会,同学们有的祝福、有的鼓励,有的提醒我少熬夜,有的叮嘱注意营养。如此暖心的集体不禁让人恋恋不舍,以至全体女生送行火车站时,我忍不住泪洒胸襟伤离别。邻座问明白,这是要去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好事儿呀,哭啥嘛!”

   一晃三年过去,武大进入硕士论文答辩期。导师曾启贤逐一为每位弟子精心组织答辩委员会,我那场答辩的主席是董辅礽老师,答辩委员除曾老师外还有何炼成老师、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孙鸿敞老师和武大经济系的吴佩均老师,系里的伍新木老师担任秘书。1981年10月26日早上,董老师扫了一眼几近满座的系会议室,沉稳的开场白轰然一下将钦慕刻在我心头:“我是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那一刻起,我用了将近11年的时间,才可以同样自豪地在对外场合申明这相同的职业身份。2012年,我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经济所)副所长,曾以此为引线向全所年轻同事说明,朱玲何以把经济所视为精神家园。这当然是后话。

   1981年我刚通过答辩,何老师就盛情邀请:“回西大工作吧!经济系发展势头不错,西安又离你家近。”虽然不忍拂逆他的好意,我还是不无尴尬地直言相告,渴望去往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您就让我能飞多高飞多高,能走多远走多远吧!”何老师的目光慈爱地闪了闪:“早就知道你这性格,那就出去闯吧!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说话。”其实,进入经济所后并未见过孙先生,他已病入膏肓,我等小字辈怎好去打扰?

   1982年,我考取了教育部派遣留学美国及国内的博士生资格。鉴于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经巫宝三、董辅礽和唐宗焜先生力荐,我最终去了德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2019:《经济所人文库:朱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办理留学手续的一个前提,是提交经过公证的文凭。我已拥有研究生毕业和硕士学位证书,却拿不出大学毕业证,只好再次求助何老师与西大教务处。

   答复来的很快:第一,出于支持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学校可以给朱玲补发文凭。第二,领取证书的前提,是通过历史专业主要课程的毕业考试,原因是朱玲的入学记录在历史系。为此,我立即向经济所人事处请假回西大。历史系的善待一如既往,当我入住学校招待所的时候,几门功课的开卷试题已然拟定。更幸运的是,同班好友岳珑整理过所有重点考试科目的笔记和配套书目。借助这些参考资料,我又开启了一轮疯狂的“答卷大战”。

   提交答卷后,学校颁发了一份特制的提前毕业文凭而非寻常的毕业证。好在所有证书经双语公证后都得到教育部留学生处的认可。待到拜见德国导师的时候我才确切知晓,他固然关注资格信号,但更看重的是学习、研究和写作能力(朱玲,2018:《导师莱施》,https://mp.weixin.qq.com/s/aQ2ASG7pgtJXD79_56FP2Q)。然而如果证件不齐全,我岂能飘洋过海去留学,更遑论见导师、读学位了!西大的作法堪称合情合理不逾矩,把助力学生的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在我瞄准“留学路条”而战的时候,何老师为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写了篇序言。拿着这份厚重的“名帖”,我与合作者巫继学去陕西人民出版社拜访了朱玉先生,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尽管修改和出版延宕了8年之久(1990年出版),何老师的提携和朱玉的努力不但凝固于书中,而且也深留我心底。离开西大前,有个陕北大男孩来招待所找我聊天,他就是当今声名响亮的北大教授张维迎。2020年,张校友让朱玲团队意外见识了一次他家乡吴堡的风土人情;平日里,我俩的来往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朱玲,2021:《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末尾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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