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霍松林先生的国学根底与教育理念
如果说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深化了霍松林先生的国学造诣，国学实践推广了先生的国学理念和积淀，那么自小的教育经历则为先生沉淀了厚重的国学底蕴。霍先生的国学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家学、校学、师学三个阶段，藏修游息，吸纳菁华，强筋骨，塑血肉，力学笃行，焚膏继晷，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霍先生对此也感念至今，撰有《谈一些学习经历》，回忆自己的师承经历。
幼年时期，少承庭训。霍松林先生生于秀才之家，他的父亲和二伯父都是晚清秀才，特别是其父霍众特十六岁进学秀才，俊逸有为，少负意气，后拜入陇南书院受学，潜心精进，书院山长任士言老先生进士出身，穷经命理，恬淡有守，誉播学林，霍众特从学身侧，颇受青睐，遍览藏书文献之余，深得治学门径、写作方法之三昧。此外，霍众特绝非迂腐书生，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回乡教书、种田、行医，虽无经世之伟绩，尤保一家之安宁、一乡之文教。霍先生在十三岁之前，一直跟随父亲接受传统教育，据先生回忆：“父亲是按照传统教育的那一套教我的。先教我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等。他的教学方法是：教认字，形、音、义都讲得很清楚;教书法，要求摆正姿势，正确执笔运笔，并学会分析字的间架结构;讲文章，不仅说明大意，还从句到段到篇，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思路;讲诗词，则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都要求‘眼到、心到、口到’（所谓‘三到’），吐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韵。”（刘锋焘《文坛马帐传薪火，身教言传岂畏劳——霍松林教授访谈录》）在这个过程中，霍先生背诵大量名篇，默念其文，深思其义，锻炼思维，养成习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奠定了国学基础，并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学思合一，心手一致，很快霍松林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写诗造句，先学古体歌行，再运古入律，渐臻佳境，得鱼忘筌。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文学积累已经铭心刻骨，因此，霍松林在日后的学习、研究与创作中信手拈来，融会贯通，并能以此为起点，举一反三，探骊得珠。如果说父亲的言传身教令霍松林在反复吟诵、“死记硬背”中潜移默化地成长，那么任山长特赠的《先正读书诀》则为他指明了读书的关键要旨：精博结合，读作相辅，阅世并重，循序渐进。这也成为霍松林学习与教育的始终理念。
少年时期，叩学天水。经过父亲苦心栽培，国学基础扎实的霍松林考入天水中学，在这期间，他得薄坚石先生讲授《国学概论》，又“反复阅读了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对‘国学’有所了解，便进而博览文史哲方面的有关著作”。幼年对国学的朦胧感知在良师的教导和国学论述的指引下猛然觉醒，他的零散认识逐渐系统化、体系化，同时，霍松林意识到自己已具备一定的国学功底，可以尝试以写作的形式不断加深加固。首先，霍松林开始投入诗词随笔的写作，多数在《陇南日报》《甘肃日报》《天水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其次，霍松林在王新令先生的影响下，习鉴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和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有意识地做日课、写日记，并以此反躬自省，部分内容曾在《陇南日报》副刊上辟《琐记》专栏发表;最后，霍松林牛刀小试学术研究，其中就《易经》的哲学思想进行思考深发，并以文言的形式撰写成文，受到薄坚石、陈前三老师的赞许，《燕丹子考》得到罗根泽先生的认可推荐，于《人文》上发表。可以说，这个阶段霍松林将自己数年来通过广泛阅读得来的知识串联成网，勾勒出清晰的国学知识体系，并以此指导自己实践创作，初步展示出未来国学大师的风采面貌。
青年问道南雍。结束了天水学业后，西北青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这里名家辈出，大师云集，汪辟疆、胡小石、乔大壮、陈匪石、卢冀野、唐圭璋、罗根泽、吕叔湘、朱东润、吴世昌、张世禄、吴组缃等名师耆儒为霍松林提供了迅速成长的温床。霍松林转益多师，“跟朱东润先生学《史记》，跟罗根泽先生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跟胡小石先生学楚辞，跟汪辟疆先生学历代诗和目录学，跟陈匪石先生学宋词，跟卢冀野先生学元曲……”如果说家学与中学的经历令霍松林初步了解国学知识，并在脑海逐步构建出自己的知识网格，那么金陵求学则让霍松林专门、深入、广泛地吸收国学瑰宝，不断将新的知识内容填充网格，丰富自己的国学底蕴。在求学请教的同时，霍松林也得到诸位恩师的青眼。汪辟疆先生对霍松林的指导最多，怜他聪敏多才，待他极为亲密，霍松林也帮汪先生抄书送信、随侍出游，因此，陈匪石先生视他为汪先生的传人：“天水儒家承世业，方湖诗教有传人。”（陈匪石《题松林仁弟花溪吟稿》）足见汪辟疆先生对霍松林的器重。罗根泽先生邀他参与承担《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任务，负责《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等诗话的校点校注，为他古典文论的研究奠定文献基础。胡小石先生談诗作书，书成笔就，作品多赠与霍松林，霍松林在此过程中耳濡目染小石师的书法神韵。在金陵期间，霍先生经汪辟疆先生、卢冀野先生的介绍，登入于右任先生门下，一段忘年交令人称颂至今。于右任先生对霍松林既有乡缘之谊，又惜对方才识兼具，文采风流，因此，赞许霍松林为“西北少见的青年”，陈颂洛先生立刻把这件事吟诵成诗：“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孰擅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当是时，霍先生意气风发，广交好友，西北男儿在东南胜地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化痕迹。
以上，经过家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一以贯之、承前续后的学习经历，霍松林先生的国学知识已积累充分、储备完整、体系严谨、涉猎全面，这为他以后的教学研究和培养学生指引了方向、明确了宗旨、坚定了理念。根深方叶茂，本固则枝荣，深厚的国学根基使得先生在数十年的国学教育生涯中开枝散叶，蔚为大观，培养了以硕博士70余人为主的国学研究和普及队伍，学界戏称“霍家军”。
以笔者受教的经历和体悟，先生在国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最为注重品学兼优，将人品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在具体的学问要求中形成和履行的教学理念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是博与精的结合。先生认为，博与精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博、精兼顾，才能立足研究领域，贯通古今中外，成为“通才”“全才”“优才”。因此先生跟学生反复重申：“（治学）正确的途径是：由博返约，由广博走向专精。广博，当然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在积累的过程中，应该把熟读和浏览结合起来。熟读若干专著，背诵若干名著，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地或立脚点，同时再博览群书，才收效显著。不建立根据地而老打游击，往往事倍功半，学无统类。”先生精研唐诗，博涉其他，指导的博士生论文选题从先唐到明清各阶段都有，这在全国都不多见。
二是知与能的结合。霍先生对弟子的知识素养与实践能力同样看重。首先，要求弟子在学习文学史的过程中，通读重要原典，精读传世经典，背诵诗文名篇，同时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等国学知识，打好国学基本功。其次，要求弟子知人阅世，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并在当下有一定的社会经验，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裨时事;最后，通过学位论文的指导锻炼弟子，指导博士生“在确定研究范围之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别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料……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运用适合论题的方法（包括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着手撰写，论从史出，考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条理清晰，语言洗练明畅”。经过这样严谨系统、力臻完美的学术训练，才能交上一份选题新颖、观点突出、材料翔实、论证清晰的学位论文。
三是研究与创作的结合。霍先生自幼就学习诗词与书法创作，数十年皓首穷经，面对强教学，埋头旧纸堆，但从未荒废过文艺创作，哪怕放逐期间，都吟诵于心，而且在先生看来，如果拥有了亲身创作古典文学的经验体会，就可以更好地感悟古典文学作品，跨越千年去理解、同情古人。霍门的众多弟子精通诗书者不在少数。在书法创作方面，先生不仅自己常年坚持，也以为弟子毕业赠字的方式鼓励大家诗书并重。先生最常题写的一首诗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饱含对弟子们的殷切期望。
四是守正和出新的结合。在霍先生看来，古典文学并非一成不变，古人之论并非毋庸置疑，相反，正不離新，新不离正，正中有新，新中有正，正中出新，新中守正，要求博士生在论文选题时“搞清这一范围的研究史，从力避重复、力求开拓创新的高度入手，运用唯物辩证观点研究资料，发现问题，形成论题”。笔者跟随先生读博以后，打算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以明代七子派及其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为学位论文选题，向先生汇报时心中是忐忑的，因为当时包括先生在内，学界对七子派的看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先生说只要你能自圆其说，可以大胆研究，不要心存顾忌。当我从硕士论文中抽出来的处女作《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新探》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新华文摘》论点摘编后，先生当面鼓励我说：“做学问就是要出新观点！”
先生认为“学问”二字的根本就是“问”，没有问题意识，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问就是假学问。时至今日，先生的教导仍然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五是“放养”和“圈养”的结合。霍先生培养学生，会让学生充分依据自己兴趣，博采广收，自我圈地，自我选题。与现在的课堂教学不同，霍先生喜欢将弟子叫到身边，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特别注重通过博士论文的撰写来提高学生的独立科研的能力。对于论文的批阅也是很仔细，对涉及国学典籍的引文常识等常会脱口而出，指出问题所在。在解答学生写作中的疑惑时往往一针见血，言简意赅，令人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在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悉心栽培下，霍门弟子传续先生教育理念，绝大多数在全国各大高校从事国学教学研究和普及工作。
综上所述，霍松林先生的国学成就来自他的国学根底，而他的国学根底与教育理念则一脉相承。霍先生将自己所学所知倾囊传授，传道授业，春风化雨。在国学普及推广方面，知行合一，身体力行。霍先生曾言：“简单地说，我这一辈子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教书、写书。”但一生这三事，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先生却呕心沥血，做到极致。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霍先生七十载杏坛育桃李，六百万妙文启后人，生命之树恰如松林之常青！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惟愿先生毕生所追求的国学教育和普及事业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