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22-06-09 23:06:57

进入专题: 俄乌冲突  

李岩  

  

   内容摘要: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俄乌冲突骤然爆发,成为搅动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就其深远影响而言,此次冲突是冷战结束之后影响国际格局走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国际资本巨头、各类小微科技企业、新兴技术平台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此次冲突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独特作用,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数字化时代全球力量分散化和多极化的重要体现,愈益成为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国际思潮的重要角色。在百年变局大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将对传统上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亦将触发各国对应对国际竞争、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考。

   一、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的作用

   此次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之间直接爆发的军事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综合国力、地缘政治影响力等诸多因素,加之西方国家联合一致的广泛介入,使得这场冲突更具有浓烈的大国冲突、大国争斗色彩。与此同时,随着诸多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在此次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关键角色,并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产生复杂互动,这场冲突也愈发具有新型国际冲突的显著特点。目前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展现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资本巨头成为影响俄乌局势走向的关键力量之一。过去数十年来,国际资本巨头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直接显著地介入重大国际事件乃至战争行为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国际资本巨头从一开始就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新近以2190亿美元净资产登上《福布斯》杂志“全球亿万富豪榜”首位的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Musk),在冲突爆发之初就利用其掌握的技术资源为乌克兰提供直接支持。马斯克公开发声支持乌克兰,呼吁“北约各国不要让普京获胜”,凭借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引导舆论风向。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在冲突爆发之后第一时间便向乌克兰捐赠了数千台“星链”(Starlink)卫星互联网接入终端,不仅保障了乌克兰民众仍可使用互联网,还为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坦克提供了精确引导。在一场现代化的大国冲突中旗帜鲜明的站队、出钱出力,对于通常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际资本巨头而言是较为罕见的事情。

   再如,俄罗斯富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Abramovich)甚至直接充当了冲突调停者角色。从3月初开始,阿布拉莫维奇便开始参与俄乌谈判的组织协调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批准其参与谈判。阿布拉莫维奇不仅高调现身谈判现场,还屡屡往返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递信件。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公开赞扬阿布拉莫维奇在致力于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阿布拉莫维奇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上述作用,也促使英国和欧盟在针对俄罗斯富豪的广泛制裁中对其网开一面。阿布拉莫维奇作为俄罗斯人,长期定居英国,并因其作为英超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老板而在西方社会享有广泛声誉,这种双重身份是其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从马斯克和阿布拉莫维奇的案例可以看出,当前国际资本巨头已然具有了新的行为特点,他们不仅坐拥富可敌国的巨额资产,而且善于运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国际人脉和舆论影响力来寻求发挥国际政治作用,从而正式登上大国博弈的舞台。

   第二,小微型科技企业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战场服务,影响战争进程。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演进,小型、新兴的科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科技巨头一道成为带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在美国加州高科技带,小型科技企业数量过万,占全部科技研发投入的37%,成为诸多颠覆性技术的开拓者。在此次冲突中,西方国家的小微科技企业依托其掌握的卫星图像、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力,或主动或被动地直接卷入了战争进程,发挥的作用可谓史无前例。

   一些成立时间很短的美国地球观测公司,公开宣称向乌克兰提供卫星图像服务。成立于2016年的美国公司Capella、MaxarTechnologies和PlanetLabs等不断利用卫星图像实时更新战场态势,并将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纵队挺进基辅、进攻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等一手图像提供给西方媒体。此类行为不仅有效弥补了乌克兰军队的情报监视能力短板,为其提供了近乎实时的情报,还成为西方媒体引导塑造国际舆论的重要依托。

   再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Clearview利用其掌握的20亿张来自俄罗斯社交媒体的照片,为乌克兰提供战场的人脸识别服务,供其用作识别士兵特征;法国一家名为Tactical Systems的公司,帮助乌克兰鉴别被俘俄军士兵的身份信息,用于舆论战。而由众多小微组织甚至个人组成的国际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在社交网站上号召全球黑客对俄发起网络战争,并在72小时内就攻击关闭了1500多个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官方媒体、主要银行和企业有关的网站,迫使俄罗斯实施反制,从而在网络空间策动了俄乌冲突中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小微型科技企业发挥的上述作用,不仅显著影响了战场进程,改变了既有的国家军事力量对比态势,更加拓展了传统战争形态的空间领域,事实上打造了新的战争样式。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力对比可谓悬殊,而从目前战争发展进程看,小型科技企业的介入已然成为战场防守一方的力量倍增器,影响战争进程。国际资本巨头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关注,小微型科技企业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第三,新兴国际化平台介入相关的舆论和制裁博弈,对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混合战”对抗产生复杂影响。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并且日益运用于传统领域,一些在特定技术领域掌握巨大资源、具有近乎垄断性地位的新兴国际化平台组织或机构,在国际社会中不断谋取重要话语权、主导规则制定权,发挥着原有非国家行为体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此类国际化平台,既包括伴随社交媒体时代应运而生的推特、脸书等新舆论平台,也涵盖因加密货币诞生和流通增加而出现的大量国际性加密货币组织,例如2012年在美国成立的比特币基地(Coinbase),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火币(HuobiGlobal),2017年在美国成立的币安(Binance),以及Bisq、Voyager等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投资平台。从此次俄乌冲突看,上述新兴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介入了外交博弈与舆论战。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数位于西方国家的新兴平台并未完全支持西方国家的立场,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比较复杂的作用。一方面,推特、脸书等主流社交网站对俄罗斯媒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刊发广告或将内容流量进行变现。推特还宣布暂停其平台上面向这两个国家的广告内容,以免干扰重要资讯的传播,宣称旨在为严打俄乌军事冲突期间出现的“虚假信息”。俄罗斯政府则以封禁此类社交媒体的使用作为反制。

   另一方面,尽管乌克兰政府提出了制裁请求,但包括币安、比特币基地在内的多家大型加密货币平台拒绝全面封禁俄罗斯客户,它们表示“将整个国家排除在外,与比特币提供不受政府监督的支付渠道的精神相悖”。此类做法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提供了重要空间。根据研究机构CryptoCompare的数据,3月初卢布和加密货币之间的日交易量曾高达153亿卢布(约1.407亿美元),如此交易量是战争爆发前的3倍。为弥补可能出现的制裁漏洞,欧盟发布指导意见,确认对俄罗斯的贷款和信贷制裁包括加密资产。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近乎全面停止在俄业务的情况下,大型加密货币平台的行为,凸显了传统金融业和加密货币世界之间的认知鸿沟。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通过接受比特币、以太坊和稳定币的捐款,将之用于增加战争预算以及填补其他资金缺口。区块链分析公司Elliptic首席科学家汤姆·罗宾逊(TomRobinson)表示,“在政府默许下,加密货币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战争众筹”。

   俄罗斯通过加密货币规避西方制裁,乌克兰利用加密货币展开国际筹资活动,凸显了加密货币可以无视国界限制、能够避开审查、难以被国家权力机构加以阻止的突出优势。正因如此,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加密货币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这场战争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加密货币战争”。

   第四,西方跨国公司充当了西方对俄制裁的帮凶,显示其仍然拥有重要政治经济影响力。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传统代表,西方跨国公司历来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跨国公司多数已经宣布退出俄罗斯、暂停在俄业务或中止与俄罗斯企业合作,以实际行动呼应西方制裁。有统计显示,已经有超过300家西方跨国公司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涵盖汽车制造、航空、能源、消费品制造、运输和物流、科技、媒体、咨询等诸多行业。跨国公司的退出行为,无论是出于反战主张抑或迫于母国政府压力,都对俄罗斯支撑战争的财力乃至长期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考验。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跨国公司巨额资本流出,也对俄罗斯的金融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此外,俄罗斯作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重要的能源资源和粮食出口国,跨国公司停止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经营或投资,也势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凡此都显示,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意识形态对立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以逐利为主的西方跨国公司仍然可能在重大国际事件中选边站队,并凭借强大经济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二、俄乌冲突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新的发展态势

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其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看,非国家行为体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了国家体系以后就一直程度不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中。早期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如18世纪北美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9世纪普鲁士和意大利统一运动等,都是典型例子。不过,非国家行为体在种类上的丰富、数量上的急剧增长、活动领域上的延伸,在20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自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各领域的跨国组织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和深入推进,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和其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显著上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经事务中作用凸显。同时,伴随全球化产生的各类跨国问题也催生了各领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逐渐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第三阶段始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大发展时期,在传统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之外,诸如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例如“基地”组织)、社会型公民治理组织等多种形态的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这些行为体不仅谋求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也更加积极寻求政治影响力,其行为往往对国家内部治理、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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