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第一张唱片，是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那是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初买电唱机后收藏的几张古典音乐唱片之一。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买电唱机这件事多少反应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记得刚刚安装好电唱机，父母在《蓝色的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那是一张33转小唱片，蓝色调封套上是多瑙河的风景照，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　响乐队演奏的。说来惭愧，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斯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口。

“文化革命”来了。在记忆深处，不知怎么回事，想到那场暴风雨就会想到黑色唱片，也许是旋转方式和不可测的音量有相似之处吧。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接着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的多瑙河》借走，带到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1969年秋，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下火车，到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村子寻访大理和其他同学。那还是同吃同住的“初级阶段”。每天下工与夕阳同归，他们抗着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的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茅草屋顶下盘旋，倒还挺和谐。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那种78转的黑色胶木唱片，祖籍不可考。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和同班同学一凡、康成聚一起读书写作。那是一种分享与共存，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外来的冷风。在我们的小沙龙，有危险中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与之相伴相随的除了书籍，就是音乐。我们拉上窗帘，斟满酒杯，让唱片在昏暗中转动。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发出兹啦兹啦的噪音，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这样阐释第二乐章的开端：“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沉沉睡去，唱针在结尾处兹啦兹啦地不停滑动。

有一天我从工地回家休假，发现唱片不见了，赶紧去问一凡。他垂头丧气告诉我，有人告密，派出所警察来查抄，所有唱片都被没收了，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根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的德意志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买的。他在中央乐团吹长笛，文化革命下干校苦力的干活。他家的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特别是这张帕根尼尼。首先，封套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用来播放的全都是单声道收音机，必然造就了一个个单声道的耳朵。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他自言自语道。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在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

我们正在发愁，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

原来这一切与帕根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有人在康成家见过，断言是他偷的。他们一大早结伴找上门来。康成和他弟弟正在昏睡，只见酱油瓶醋瓶横飞。正当火爆之时，“小脚侦缉队”火速报了案警察及时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根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以“扰乱治安”为名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我最近在听活力（Dynamic）唱片公司的一张CD，是由瓜尔塔（Massimo Quarta）演奏的帕根尼尼的第三第四小提琴协奏曲。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用的是帕根尼尼的小提琴，这把琴是1742年由瓜尔内里家族制作的，比帕根尼尼早诞生了整整四十年。这把琴现在属于帕根尼尼的故乡热那亚市政府。重听这首协奏曲，被早年的激动所带来的激动而分神。帕根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广为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年轻的中国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