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两个维度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2-06-02 1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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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启示我们要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两个维度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中华文化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最新形态。从中国精神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整体性努力的最高表达,是时代精神的最高凝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自为”地展开的过程,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导我们在时代变化中坚定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中成长起来的,是由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所引领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两个大局;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48页)“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要表述十分瞩目。与客观物质性要素相对的“文化”“精神”,常用于表征人类主观的具有稳定性的意识内容、思维活动、心理倾向。“文化”“精神”两个概念有时有所重合,有时则可以互换,而《决议》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并列,启示我们要在区分“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从“文化”“精神”两层逻辑深刻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文明生命体的延续,是当代中华文明的深层奠基,规导着当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保持着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以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为基础,作为中华民族近代发展历程中创造的总成果,在历史性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文化新形态。与“中华文化”并列来谈“中国精神”,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志。“中国精神”特指文明主体中葆有生机活力、积极奋发的那部分能动力量。“文化”与“精神”并举时,“精神”偏向于主动的意义,“文化”则指向静态、稳定的意义。“精神”又不外在于“文化”,而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在整体性的文化之中,为“文化”不断演进、创新提供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在于把握到了文化和精神这两个关键因素,将中华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具体实际”,将中国精神作为激发全民族奋勇向前的动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在时代处境中开创中华文明新形态。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的首要侧面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参见习近平,2014年d)中华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历史性,是中华民族这一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文化根据,以长期的积累塑造了中华民族稳定的文化心理、精神品格;同时也指向未来,是中华民族继续存在的基础,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支持和动力。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关联和继承发展关系,可从以下三点进行把握。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从中华文明史的立场进行历史定位,强调文化自信,以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为突出使命。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而体现的凝聚力、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参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面相,蕴含我们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源泉。在历史发展和文明传承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和精神,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风貌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能够走过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支撑,也必将支撑中华民族走向未来。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继承了中华政教传统的资源,开创了中华文明新形态。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紧密相关。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的忧患意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实践价值,这些价值观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例如,“以公为先”“夙夜在公”的为政之道,“民为邦本”“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明德慎罚”“隆礼重法”的德法并治理念,“廉者,政之本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治吏经验等,皆已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强大精神力量。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解决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既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解决当代人类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楼宇烈,第46页)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更多地考虑如何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并以人为尺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人己、物我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生存、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和思考,对当下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讨论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对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是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和重大现实价值的精神资源。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2018年,第2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对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并提,意味着党在文化自信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从“自在”到“自为”的变化。《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72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前提性的客观条件,对于我们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自立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而是有待于“传承”和“弘扬”。传承和弘扬的主体性努力即是一种“自为”,是经由我们的“精神”主动引发而见诸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国精神”是对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高度概括:“在当代中国,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共中央宣传部,第144页)之所以要以“中国精神”而不是“中华文化”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于核心价值观并非已经完成的文化成果,而是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

   “精神”指向的往往是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被激发出的巨大的主观能动力量,比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抗疫精神。时代与精神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时代的进步需要精神的鼓荡,精神的成长则有赖于时代的塑造。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之表述,一方面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还属于整体性概念——中国。中国精神不仅由中国自本自根的文化传统生发,同时也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精神,而是在逻辑上规定了历史与现实的所有精神的最高凝聚。中国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以更为深邃而整全的视角通过新的时代精华来把握。

   中国当下的精神图景,其重要特征在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真正实现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精神的展开过程。中国精神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觉的主体性存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理想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总是能够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创造出具有不同时代内容、不同形态的文化,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精神的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精神是新时代伟大梦想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处于极大的变化和动荡当中,以中国精神来引领知识变革和价值重构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其牢牢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定位,紧密结合时代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时代纵深发展,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力量。

面对新时代新条件新任务,《决议》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47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华传统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为底色的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当代体现。在“天下”意识的统摄之下,中华民族自古就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其现代化阐释即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各国“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参见费孝通)“文化宽容”有助于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体现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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