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图: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看“一带一路”-——试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与国际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7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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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图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理论界的探讨更多集中在政治含义和政策层面,国际舆论多从地缘政治视角进行分析和评论,甚至称之为新的“权力游戏”。“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中国提出和推动,但从根本上配合和顺应的是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有着很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和新阶段,也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地,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成为主要承接地。未来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有望出现在“一带一路”地区,但至于哪些国家能够率先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不仅取决于发展阶段、技术、成本和地理等客观条件,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与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诸多国家响应,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争论与批评。相对而言,诸多分析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突出强调其“政治正确性”及中国属性,而相对忽视了其“经济正确性”和普适性。一些西方舆论认为它在经济上无足轻重,而只是中国拓展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手段,2018年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报告直接将之描绘成新的“权力游戏”。而国内分析也多集中在政治和政策层面,较多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战略”或构想等较为主观的一面,相对忽视其配合和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更为客观的一面,即便从经济视角也主要关注项目投资风险,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部分国际观察者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读或误解。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方式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一般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输出,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则出现于二战之后,至今全球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通过承接和转移国际产业,美国、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等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产业转移体系,先是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随后通过企业“走出去”成为资本输出国。在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成为主要输出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主要的承接地。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年均增速将显著高于全球水平,有望涌现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或“世界工厂”。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化进程,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先后出现过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制造业中心。目前学界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分期有着不尽相同的界定,多数分析认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每次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主要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18世纪3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鼎盛期,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制造业中心。随着国内产业成本升高,市场容量矛盾日益突出,英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向外产业转移,掀起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输入国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及北美国家。美国凭借其良好的自然资源、与欧洲紧密的人文纽带特别是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914年英国资本输出占世界的40%,美国资本输入规模(71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其中英国对美国的债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85.9%。通过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实现工业化,美国作为主要承接国及最大受益者,逐渐发展成第二个“世界工厂”,并超越英国成为新世纪世界经济霸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路径主要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等转移。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率先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新兴的半导体、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钢铁、纺织、日化、造船、普通工业机械等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日本、西欧等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又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而成为美国移出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很快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通过承接移出的产业,日本和西欧国家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工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日本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联邦德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成为主要转出国,而亚洲“四小龙”是主要承接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日元汇率升值,加快对外投资以重构国内产业结构。70年代初,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以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四小龙”。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和造船等产业,主要目的地仍以亚洲“四小龙”为主。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包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内地等。由日本主推、东亚作为主要目的地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产业转出地有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等,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及东盟等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量小,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产业结构升级周期短。在承接了日本等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后,急需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而改革开放和低成本优势为中国承接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除了沿海地区对亚洲“四小龙”产业的承接,中国还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量投资,成为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掀起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国成为主要输出国和引领者,承接地除中国中西部地区外,主要是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本土综合成本的上升,中国的中资和外资企业以及新的劳动密集型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投向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些国家纺织、服装等出口快速增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和越南、印度、印尼和柬埔寨、孟加拉分别进入全球纺织品出口和全球服装出口前十位(印度和孟加拉分居第三)。这表明,劳动密集型等产业链条,依然沿着原有路径在延展,从相对高成本的中国向相对低成本的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及规律

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方式有国际产业投资、国际产业贸易、国际产业协作和外包等。各种路径的产业转移驱动力不完相同,但大体相似。国际上要素流动性不足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各国经济发展的落差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差异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由于各国经济和技术等的发展不平衡,国际资本不断从高成本国或地区流向低成本国或地区,由此带动其他资源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也是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要求和结果,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分工表现为不同国家进行不同的生产,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贸易内容和资本流向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是跨国公司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向海外转移传统产能,既能延缓衰弱产业的生命周期,获取高于国内的海外投资收益,又能释放出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其产业结构。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海外发展并不仅仅限于衰退产业,更多基于战略层面的考虑,包括规模扩张、分散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竞争优势以及与竞争对手争夺海外市场地位等。在技术变革加速进行、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及交通和电信改善的情况下,把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的制造公司来说不可抵挡,正是这些公司,而不是政府援助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产业结构重构与升级的需要,国际产业转移的历次高潮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密切相关。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一些旧有产业衰退甚至淘汰。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将边缘产业向外转移,以集中资源用于比较优势突出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就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看,国内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向外转移的产业重点则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度较高部门也成为外向转移的热点。发达国家不断向外转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也推动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当发达国家因原有产业比较优势日趋衰落而进入比较优势的高阶梯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紧跟进入发达国家所退出的产业,而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来具省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将因失去比较优势而转移给紧随其后的更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实现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移入国国内的产业升级。

理论上,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根据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特点,提出了“雁形理论”,论证了国际产业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资本资料产业、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演进的过程,指出产业升级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而产业转移又成为工业先行国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小岛清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强调了国际产业间产业梯度转移,认为投资国应转让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并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或正在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这样的FDI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先进国家则集中资源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的投资不仅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促进了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战后日本海外投资的实践看,每一个阶段的对外产业转移都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对外产业转移与国内产业升级依次递进。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对外海外呈梯队地转移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资源、纺织、矿产等行业,日本输出了过剩产能,为国内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升级提供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日本抓住东南亚邻近国家发展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转移了国内发展成熟的重化工业,推动国内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欧美投资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日本产业结构逐渐从重工业向技术集约、服务业转型。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通常由产业层级较高的区域移向产业层级较低的区域,转移的内容是将低层级产业或高层级产业的低层级环节从先行工业化国家转移到后发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从资源密集度看,产业转移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附加值看,由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如集成电路制造业)。日本战后对外投资基本上沿着“资源产品—制造业—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的路径行进。从早期的资源行业,过渡到劳动密集型、能耗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再逐步扩展到制造业、服务业全行业,形成了产业梯次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炼化行业,再到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直到目前的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等。

三、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对国际经济进程的参与,从初期的“引进来”到后来的“走出去”,逐步融入国际产业转移体系。最初,输入地主要是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食品、低端的消费类电子行业。同时,港澳台等地企业还对房地产、旅游、餐饮等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占外资比超过60%。外资进入带动了生产和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加入WTO后,中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世界跨国公司500强纷纷增加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在华研发也日趋活跃,研发、采购和管理的本土化趋势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服务业转移也开始步入快车道。

直接投资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主要的方式。到2004年,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合同利用外商投资金额10966.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5621.1亿美元,连续11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83年实际利用的FDI只有9.2亿美元,2003年流入中国的FDI增至537亿美元,在全球FDI总流入量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9.59%。2012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前十大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57.8%,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7年,中国FDI流入量增至1363.20亿美元,存量增至14909.33亿美元。2005年前,外国来中国投资主要看重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而2012年后重的是市场,重点转向中高端,比如高增值的服务和高增值的制造业。在全球FDI以并购和服务业为主的情况下,进入中国的FDI则以绿地投资和制造业为主,表明进入中国的FDI是以产业转移为导向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特征。

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比较优势的转换,中国在纺织服装、家电、通讯设备制造等行业以及能源、原材料等行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发展的需要,企业开始“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加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从国际视角看,20世纪50年代欧美企业“走出去”,60年代日本企业“走出去”,70、80年代,韩国、东南亚一些企业“走出去”。到了21世纪,已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加入WTO后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开始进入稳定、持续增长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54倍,2002~2015年的年均增速为35.9%。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吸收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同时也超过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但仍排在历史第二高位;2017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在全球存量排名跃升至第二位。

但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在对外投资存量等方面仍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外投资为77990.4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4.3倍,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发展水平也不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2017年以海外资产衡量的全球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只有4家,2016年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体中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由2011年的12家增至24家。2014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指数平均为13.66%,而全球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指数在62%以上。以对外投资与GDP之比来衡量,2016年全球的平均水平34.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字为44.8%和19.8%,而中国仅为11.4%。即便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加快企业国际化和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阶段。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就是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中国的产业转移。“一带一路”有利于推进产业跨境转移和结构升级,推动国内产业转型,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扩大中国的优势产能出口,特别是设备出口。“一带一路”有利于产业有序转移,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推动中国资本全球化的重要一环。40年来,从商品贸易角度,中国真正进入了全球化,但资本还远远没有全球化。中国要想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进一步提高位置,必须用资本换技术,用资本买技术。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推动企业和资本、技术走出去,加快中国资本全球化进程。

中国处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中心,经济规模和产业转出地位为许多国家所不具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可以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大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规模是970万人。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总体规模是530万人。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是1.25亿人。目前中国各个省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进程中,可为沿线国家提供广泛的参考样本,而且产业部门相对齐全,各产业间划分相对清晰,尤其适用于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

四、“一带一路”:新一轮产业转移承接地

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前者但又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是承接国承接产业转移必备的条件,这也是美国战后向日本、西欧、日本向“四小龙”、“四小龙”向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等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动因和条件。对于输出国而言,投资一般选在收入水平和技术与母国相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对于接受国而言,发达国家衰落产业的技术与其国内技术水平差距较小,比较容易吸收,从而改善受资国的生产函数,促进其出口增长。战后日本首先是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等邻近亚洲国家投资,随后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等国转移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源行业,并逐步在欧美布局金融服务业以及汽车、电子等日本的强势产业,形成了遍布全球的海外生产基地。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收入为6725美元,相当于日本1966年、台湾地区1983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借助于美日转移过来的纺织、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业,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从这些比中国更早进行产业转移的经济体看,中国产业转移的对象大体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人均收入差距大体在20年左右;二是经济已经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轨道;三是制造业的发展初具规模。

根据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报告《‘一带一路’中,中国的产业转移有哪些选择》,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言,“一带一路”中满足向外产业转移所需要20年发展差距需求的国家大概有十几个,主要包括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比克斯坦、老挝、缅甸、摩尔多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坦、柬埔寨、巴布新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就纺织品产业而言,塔吉克斯坦、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及尼泊尔等国适合中国的产业转移。上述国家就业率较高,工资水平依次为2900美元、1300美元、2200美元、1200美元(除塔吉克斯坦外),而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4400美元左右。目前,中等技术产业的就业量占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有约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印度和埃及。理论上讲,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中等技术产业转移的承接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程度较低,多数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地中国既在地理上接近,也存在产业转移所必需的发展落差及成本差异。绝大多数国家都有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的主观愿望。而且,各国国情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与中国在人均收入和发展阶段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落差,有的适合中国劳动密集型等产业的转移,有的适合中等技术产业的转移,因此存在极大的产业转移空间。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推进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的税收22亿美元,创造就业21万个。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亚洲经济与贸易的高增长态势也有望同步由中国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地区传递。据相关模型测算,未来10年“一带一路”65国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4.7%,显著高于全球2.8%的年均增速。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到2027年将达到20万亿美元左右。到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总量将达到31.6万亿美元,2015~2030年年均增长5.2%,高出世界同期水平约2.0个百分点。2030年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将达到40.5亿,2014~2030年年均增长1.2%,高出世界同期水平0.4个百分点。

五、沿线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选择

就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国而言,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外交关系、地理位置等都是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也不可或缺。文化上的相似性将增加FDI进入的机会,如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的华人经济体资本更倾向于在中国大陆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状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如美国和伊朗、古巴、朝鲜的关系就限制了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英国和美国是天然盟友,关系甚于其他国家,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对象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美国。总体上,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和政治距离极大影响着产业输出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

与此同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存在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多数国家为推动经济增长都竞相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7年世界上有65个经济体国家实推出了126项外国投资新政策,其中93项都是有利于外资引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引资竞争激烈,除需具备发展落差和成本差异等客观条件外,实行有利于产业转移的内外政策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内政方面,需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如20世纪90年代后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动。就外交而言,需要加强或改善与主要国际产业输出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减少资本和商品流通障碍及成本,增强相互信任和双边投资保障。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功经验,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从以贸易占GDP的权重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优势行业,并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通过鼓励创新实现赶超型发展。如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后的50年内,大量引进外资并降低关税,鼓励企业出口。通过零关税和引进外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匈牙利、爱沙尼亚、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生产专业化。

国际产业转移涉及商品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与转移国较好的政治关系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战后德国和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等的产业转移等,都与良好的政治关系密不可分。日本和联邦德国是美国战后重点扶持以抗衡苏联等东方阵营的对象,经济援助、直接投资和销售市场等有利条件是两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外因。而日本等向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与冷战环境下美日与“四小龙”政治上的密切关系相关。相对而言,冷战时期的中国和朝鲜等虽处于日本周边,也具备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等比较优势,但因为不开放和政治上对立,未能成为当时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国。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得以成为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美日及亚洲“四小龙”关系的改善,大多数商品及资本得以正常流动。

韩国经济起飞与韩日关系正常化关系密切。韩国工业化主要追随着日本模式,电视、冰箱、半导体、播放器、造船、汽车和机械等产业,只要紧跟着日本就“万事大吉”。但资金问题是制约韩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障碍,1965年韩国经济形势严峻,几乎到了“求借无门”的地步,8亿美元日本赔偿援助是当时惟一能拿到手的、解救韩国经济的“活命钱”。韩日在1965年6月20日签订“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和另外四个协定后,日本在10年内向韩国赔偿3亿美元(货物、劳务)、贷款2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赊销贷款。1965~1979年,韩国从日本贷款总数为24.86亿美元,1966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由于60年代两国关系的改善,“从1965年到1981年,韩国从日本获贷款245.194亿美元”,比“马歇尔计划”还多110亿美元。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及投资等也对中国工业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979~2008年,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331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51亿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实际利用日元贷款30499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11年底,累计接受日本无偿援助1423亿日元,用于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的148个项目的建设。据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底日本的对华无偿援助额相当于1993-2005年期间欧盟国家对华无偿援助额的两倍多。

加快融入大中国经济圈是近年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经济出现较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越发频繁,直接投资将与日俱增。周边国家也主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和金融合作,如建立区域货币互换机制、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及共同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等。随着区域合作正越发紧密,亚洲各国正变成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大中国经济圈。2018年6月德勤最新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及贸易持续深化,东南亚成为中企海外并购合同总额最高的地区。在2009~2018年,“一带一路”最具吸引力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前十名中,就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等6个东南亚及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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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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