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2-05-11 19: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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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相关概念时,并未新造出一套名词,而是沿用当时习用的名词并赋予新的科学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概念从西义“封建”演化而来,但并没有被西方狭义的“封建”概念所束缚,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将“封建”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大大超越了西义“封建”,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工具,“封建社会”也构成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一环。社会形态学说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封建”概念的适用范围并非仅局限于西欧一隅。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核心是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决定社会面貌及其演变的最根本因素。封建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生产力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国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实行剥削。由于自然和人文条件的不同,中西方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只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亚类型而已。

   在长期热烈的争论之中,将战国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属性界定为“封建地主制”,其社会形态确定为“封建社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封建地主制”的“封建”,从生产方式着眼,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其核心要义为:肯定这一历史阶段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同为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不同于西欧领主制的另一种类型——地主制。概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关注西欧的封建社会史实,又着力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身特点,力求达到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我们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有六大特点。

   一、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1954年侯外庐撰文提出,中国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贯穿始终,土地国有表现为皇族垄断。此后,史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从土地占有方式上来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封建国家或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是其基本特点。具体而言,封建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三种形式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演进、阶级斗争浪潮的涨落,其配置状况也因时变化。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呈现出一种螺旋向前的运动,其趋向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发展。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突出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历来就有“千年田,八百主”“百年田地转三家”的谚语。由于土地“民得买卖”,商人、高利贷者不断转化为地主,中国地主阶级的组成成分变动不居;土地不断集中同时也不断分散。中国封建社会也没有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虽有士与庶的等级划分,但庶人之中既包括地主,也包括农民,统称之为“编户齐民”。

   西欧封建社会主导形式为领主制下的庄园经济,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为封建国王所有,由国王以封建领地方式分封给各级领主,不能买卖。各级领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而构成土地按封建品级层层占有的格局,故有“没有无领主的土地”之说。

   从土地经营形式上看,中国主要体现为土地分散经营,地主尽管占有大量土地,但一般不直接经营,而是分散给农民租种,因而个体小生产性质相当突出。一家一户可以实现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西欧则相对集中经营,农奴不过作为庄园经济的一部分。从剥削形式来看,中国租佃制下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较弱,两者关系常处于变动状态,人身依附程度较为松弛;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地租形态,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相对缓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农奴则终生被束缚于领地之上,且可以被领主买卖,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自耕农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容忽视的特有阶层。他们兼具劳动者与土地私有者二重性,其所负担的赋税一般少于佃农所缴纳的地租,因此自耕农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最有能力发展生产的社会阶层。统治者明白此理,所以不断实行占田制、均田制及移民垦荒等抚育自耕农的政策。

   中国与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统治方式的差异。西欧各国封建君主虽然名义上为政治共主,但各级诸侯实为独立王国,在自己领地上将行政权、军权、司法权、财政权等集于一身。中国的封建地主则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们的共同政治代表——皇帝及下属各级官僚机构,来实施对农民的统治,由此决定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

   二、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为中央集权制,这是由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为中央集权制,单个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地位尽管不稳定,却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延续。

   中央集权制始于战国,成于秦汉,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西方国家直至13—15世纪才开始伴随王权的扩张产生中央集权的趋向。

   中央集权制以郡县制为基础。自春秋至秦统一六国止,郡县制从无到有,后来居上,因其能有效集中和动员全国力量,遂取代分封制成为安天下的基本国策(秦汉至唐宋仍存在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郡县制的出现与定型,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一次极其重大的调整。得益于郡县制,中国的国家形态逐步脱离多元化的原氏族部落基础上的邦国而向中央集权模式转型。

   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将国家主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皇权统揽一切,是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皇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进行治理,派出专业官僚至各地方行使政治权力。君权之下等级结构森严,明确尊卑等级,严肃伦理秩序,实现对广袤国家的有效治理。

   与中央集权密切相关的,是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组织结构。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结构,通过血缘、姻缘关系形成纵横交错的家族,以封建法律、礼教、伦理道德将全体成员聚合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群体。家族宗法制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调节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强化之势。中央集权体制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自然经济性质的小农生产方式,亦有军事方面抵御北方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侵掠的需要。中央政府能够强力干预、直接掌控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国防、农业、水利、交通、救灾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修筑了规模浩大的长城、运河、驿路,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也是行政动员和资源整合的高效体制,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历史业绩。

   应该看到,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中国幅员辽阔,封建地主阶级本身又带有地方性与割据性。中央的权力要贯彻下去,必然要分权给地方,但又不能使地方权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斗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东汉末年的州牧擅权、唐末的节度使专政,都因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重、干弱枝强所致。

   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契合人们对“大一统”的理想追求,有着相当稳固的理念支撑,所以能维持数千年而不衰;还因其有着相当严密完备的制度设计,且总体来说运作良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

   如何看待中央集权制,我们以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判。中央集权体制克服了根源于自然经济而产生的地方离心趋势,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保障了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若非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制,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必然出现分裂与动乱,中华民族亦将失去其存在的历史根基。

   还须看到,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构成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一个动员组织能力远超封建时代的集中统一治理体制,在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居功至伟。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从现实国情来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对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应对国际挑战均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三、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的治理格局,必然需要凭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与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中国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相当成熟,科层式官制、监察制、铨选制、考课制、奖惩制、品秩俸禄制、回避制均得以发展完善。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浑然一体,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强大支柱,不仅为封建王朝的社会治理、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孕育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雄的险恶环境迫使各国在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积极变革,贵族政治亲贵合一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文武分职、官职专业化的趋向。秦兼并天下后,立百官之职,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各级官吏的设置趋于系统化、制度化,分工明确,考核严格;且推重吏治,以吏为师,使国家官僚机器增强了务实能力。官僚政治的兴起,意味着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

   汉代基本因循秦制又有所发展,侧重儒家传统的“儒生”与侧重法家传统的“文吏”的冲突到东汉末以“儒法合流”告终,奠定了士大夫官僚政治的初步形态。综观秦汉时期官僚体制,体现出制度化与法律化的特征,强调吏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力图建立防止权力滥用、膨胀的制衡机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的统一管理,协调朝廷、官吏与百姓三者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推动治道的运用。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门阀政治,政务官由门阀把持,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官则由“寒门”担任。北朝强调军功以抗衡贵族,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官僚政治得以发展。隋代废三公府僚,在外朝形成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摆脱家国一体的体制。唐朝六典的出现及其他形式的文官立法,使封建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源于小农生产对社会管理方式的需要,又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农为邦本。官僚制度一方面依附于君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又具有不受君主意志左右的自主性。“皇权”与“相权”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总体上呈现“皇权”压倒“相权”之趋势。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到唐宋演变为三省六部制。明代因胡惟庸谋反案废掉丞相一职,皇权相权集于皇帝一身。清代设军机处,建立朱批密折制度,皇帝权力进一步加强。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深知吏治清明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而在官吏选拔上力图建立选贤举能的机制。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到曹魏以后发展为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科举考试日益严密,成为官僚进身的主要途径,使布衣也可能为卿相。科举制打破高级士族对官僚机构的垄断局面,扶植庶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扩大了官僚阶层的社会基础与人才来源,给官僚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吕思勉认为:“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得益于科举制,中国的官僚体制在选人、用人方面相对公平,社会阶层因而富于流动性,官僚政治由此获得相当大的弹性,进而部分化解社会结构的张力。根据美籍华人何炳棣的研究统计,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程度甚至现代西方国家亦难企及。不过还需看到,尽管政治权力不再能世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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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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