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朗诵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7 次 更新时间:2015-03-2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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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草场尘土发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 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文化革命好象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象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象隐喻。隐喻狡猾狡猾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演出结束,队员赋比兴全哑了,

轮到隐喻,给他们灌硼大海。

毛泽东有些厌世,图清净,把年轻人轰到厂矿乡下。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 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峰之歌》:“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七零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 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

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

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象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象自言自语。

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

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让我想起毛泽东晚年。有时想想只是时态问题,早年的毛泽东也是叶文福。

可惜我没这个福份,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的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带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象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间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象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拿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象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象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荧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份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淹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象停车场,知道有多少两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

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观众,还会招来警察或豺狼虎豹。

俄国诗人嗜酒如命。九零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焦点是俄国诗歌,请来了十几个俄国诗人。组织者吸取教训,不得不把他们旅馆房间的小酒吧关掉。那也挡不住喝。

他们聚在一起,在朗诵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玛杜琳娜(Bella Akhmadulina)六十年代以写情诗出名,是我当年崇拜的俄国女诗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见她摇摇晃晃上台,勉强站稳。但一开口声音非凡,整个大厅被照亮了。那瞬间,仅仅那瞬间,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爱情。

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零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就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象在趟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嘛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四年后,艾什伯瑞等着上台朗诵,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来我这方面名声不好。”说完又给自己斟上一大杯。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时象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象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象个摘果子的,烂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体胖,眼镜闪闪发光,乐天达观,这到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权主义形象。我们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参加诗歌节。朗诵结束,我带他到赌场,教他玩二十一点。他回美国来了封信:“写诗就象玩二十一点,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点。”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把他的不少诗配上谱子,边唱,边用吉普赛人的小手风琴伴奏。他是靠朗诵起家的,没有朗诵,就没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个音韵和节奏的大师。英语虽不象俄语那样富于歌唱性,但多变的节奏配上丰富的俚语土话特别适于骂人,特别是骂政府,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出口恶气。

我和艾伦在东密西根大学同台朗诵时,能看得出来他对听众的控制。那是一种催眠术:艾伦成了上帝,满嘴脏话的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控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们去郊区小镇的一家咖啡馆朗诵。那天下雨,听众二十来个,不少。这样的夜晚适合朗诵,酒和雨声都有催眠效果。

最后一个朗诵的是法国诗人。他叹息,窃窃私语,背景音乐断断续续--都是金属的破碎声。他从口袋掏出个纸包,层层拨开,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来。

他用生牛肉在脸上擦拭,转而咆哮,通过麦克风,震耳欲聋。我赶紧堵耳朵,仍能感到阵阵声浪。几个年老体弱的女人转身逃走,免得耳聋中风。他开始试着吞咽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担心他会不会冲过来,把那块他吞不下的生牛肉硬塞进我嘴里。朗诵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中结束。他满头大汗,脸憋得象生牛肉。我拒绝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声音是对他人存在的侵犯。两年前,《纽约时报》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讽靠朗诵混饭的美国诗人。

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诗人就象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就我所知,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

科尔索(Gregory Corso)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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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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