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猪年祝词:愿中国一年更比一年“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9 次 更新时间:2008-07-16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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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如果不在“差”上打上引号,恐怕我要是被某些爱国者们抓住,他们不把我生吞活剥了,也会把我扔进油锅里炸了,或者把我搁在平底锅上吱吱地煎,像生煎包子那样,在我祝愿中国一年更比一年差之前,先让我一秒更比一秒差。

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喜欢讲明朝才子解缙的故事,这家伙喜欢恶作剧。据说,他有一次主动为一老妇祝寿,大家很意外,不知道他是被自己的才蹩的。家人于是恭请这位对联大师写祝词,解缙也不推辞,提笔写到:“这个女人不是人”,老妇一见,正要发怒,解缙却笑嘻嘻地沾了一下墨汁,继续写道:“九天仙女下凡尘”,从张开的嘴里,未出口的怒骂变成了笑声。接着写下联:“养个儿子会做贼”,儿子有心理准备,期待下面的惊人之语,果然,他没有失望,“偷得蟠桃供母亲”,自己再不济,也是个仙偷,和孙猴子是一个帮,神贼帮。

我不敢与解缙比才高,但可以比心诚。本文的标题就是这篇祝词的上半句话,下半句是:“从此告别大一同”。这句祝词的来由,与我耳闻目睹身历的几件事情有关。

去年我回老家铜陵,发现一件新鲜事,安徽省委组织部在安徽日报和铜陵日报上发表公告,说铜陵市委秘书长李敬明和郊区党委书记吕爱民是新一届铜陵市委常委的最后两名候选人,即将召开的中共铜陵市全委会将从他们二人中选出一人,作为最后一名当选的市委常委进入市委常委班子,公告还配发了二人的照片和简历。用中共十三大时的流行语,这叫做“差额选举”;用当下发烧的粉红色“超女”热词,这叫做“PK”。我的一个担任市委委员的高中同学告诉我,这次市委常委选举,没有任何人是完全安全的,最早接受淘汰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在第一轮常委选举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被淘汰,就得另行安排工作了。

据了解,粉碎“四人帮”后,发明党内差额选举方法的还不是中共十三大,而是邓力群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据邓力群先生所著的《十二个春秋》记载,在1980年社科院各研究所党委选举中,“采用候选人数多与应选认数的差额选举办法。当时,在社科院各研究所党委的选举过程中,差额选举的办法是成功的。”作者感叹道:“这出乎我原来的预料。”但在作者看来,差额选举方法也不能随便用,“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时,召开社科院党员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院委委员就不行了,选举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各所的党员只熟悉本所的候选人,对其他所的候选人就不熟悉了。”

“由此我想到,”作者写道,“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等额选举的办法,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不敢肯定,作者患上这种“大范围差额选举疑虑症”,是否与他在中共十三大差额选举中分别从中央委员会选举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的痛苦经历有关,但我敢肯定的是,选举的范围越大,差额选举的必要性就越大。这涉及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我不在这儿多嘴,说多了就不像一篇祝词。

这就是我祝愿中国的一“差”:差额——差额选举的范围逐年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去年底,我经历了三次二手房过户,两次是在北京朝阳区,一次是在北京海淀区。一次是我卖房,一次是我买房,还有一次是把我侄女用我名义买的房子过户给她。虽然三次交易都分别抢走了我一天的时间,不同的是,在海淀区建委房产权属登记中心,在交完全部费用后,我等了不到10分钟,过完户的新房产证就带着一股浓烈的糨糊味递到我的手里了;而在朝阳区建委,三个小时内没有人能准确告诉我们,我是否可以通过写委托书的方式让我的委托人来替我办理有关手续。等我们得到肯定回答时,这个回答对于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的号被叫到了。不过,房产证当天可拿不到,我侄女后来告诉我,7天以后,她才拿到房产证。同一个北京,不同的区,办理公务的速度有了差异,一个区比另一个区快了许多倍。我无意批评朝阳区政府的办事速度,我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朝阳区迁到海淀区居住的,但我确实要赞扬海淀区政府,在别人还在安步当车的时候,自己先跑了起来。

这是办事效率上的差异,还有办事方式上的差异。半年多前,我去山东青州市,市委书记王立胜请他的副书记张洪全带我去参观刚刚落成的“青州市人民办事中心”,那个中心很像是政府机关“集贸市场”,一个局一个摊位,局长或副局长站在摊位后面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可我们不是顾客。洪全说这是王书记上任后下大力气办的一项便民措施,老百姓办事从此不必一个衙门一个衙门地转,只要走进这个中心的门,该办的事全部办完。从这个角度看,中心就是一条政府流水线。

在婚姻登记“摊位”旁边,我看见了一架照相机,那是拍结婚照的。如果张书记来了,最应该在这架照相机前合影的就是他和这个中心,他与中心的婚期能否延续到他调离青州市之后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出现了施政方式上的差异。这些方式还欠缺制度创新上的意义,有的屁股上还带有人治胎记,但差异就是生机,有行为创新才有制度创新。

这就是我祝愿中国的二“差”:差异——各路诸侯赛八仙,各显神通在猪年,乌龟不再领风骚,看谁敢为天下先。

中国的传统是乌龟得势。它的两大制胜绝招是:缩头功和铁布衫。只有这两种工夫适合于在中国漫长的“大一统”环境中生存。根据文献记载,“大一统”提法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它在解释“春,王正月”时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别小看这三个字:大、一、统,它们实际上已写尽了开始于周朝的中国官方统治哲学:因为要统治的区域“大”(九州);所以要“一”,整齐划一,一元化领导;目的是“统”,领土完整,天下太平。两千多年前,政治治理技术还比较落后,认为治理一个超大型国家只能“一元”(一个王朝,一个皇帝,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一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日益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再坚持这种“一”的统治理念,就等于让一个成年汉子穿婴儿装,即使能穿上,衣则破绽百出,人则不能动弹。

最后要说明的是,“统”是需要的,“同”则不必,所以我说告别“大一同”。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建设一同社会,“和而不同”,五味调美食,五色绘美景,五音谱美曲,一规何以范天下?

2007-2-20-25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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