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伟:《起死》:荒诞的游戏及所讽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6 次 更新时间:2022-04-27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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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伟  

内容提要:研究者至今认为鲁迅作《起死》的用意是在批判庄子,并不见得确切。《起死》中的庄子与鲁迅对庄子的认知并非吻合。将庄子符号化,其目的在于借游戏化的笔调,讽喻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涌现的一派充满“庄子气”的“无是非”文人。并进一步将笔锋深入到国民性批判,揭示中国社会的道教根底。在针砭现实之余,也嘲弄了庄子,指出因其退隐的精神本质和无免于“油滑”的辩才,以致于有被后世的隐士们利用的尴尬。

关 键 词:《起死》  “庄子气”  游戏  讽喻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起死》,解读的人相对地比较少,可能是不大容易把握住它的内涵的缘故。

《起死》讲述的是《庄子》中的一个故事,是一则荒诞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串辛辣而温暖的嘲讽。故事描写庄子“齐生死”的恶作剧以刺世,却并非着意于去表达庄子。

先要了解鲁迅对庄子的认知。鲁迅本不认为庄子是“无是非”的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句话,典出虽在《齐物论》,但它的原义是庄子对那时儒墨纷争,名家诡辩,各执一“是”,以致是非莫辨的状况所作的批评,不是要表达自己的主张。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曾为此作过解释。他说: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①

但后人似乎不愿细加分辨,把这句话当成了庄子的格言,让庄子糊里糊涂地做稳了“无是非”观念者的祖师爷,这实在是他自己未可预料的。这应该是一桩公案,而至今还很少见有专门的讨论。

为什么先要提起这样一桩公案?因为鲁迅在《起死》的描写中,“庄子”是以一个“无是非”观念的人物出现的。鲁迅既知庄子不是“无是非”,笔下却出现了一个“无是非”的“庄子”,岂不有龃龉?这是解读这篇作品时首先要遇到的一个困惑。要解开这个困惑,先要明白这是与所写的文体有关的。《起死》是“小说”,小说是可以借《庄子》书中的故事来自由创作的。鲁迅自己曾戏说过,“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②,他拿“庄子”来跟“今人”开个玩笑,明显地是一种调侃,读者其实不必认真地拿来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人物,而鲁迅在调侃中也无须正经地去臧否庄子。把这一点先弄明白,对于认识《起死》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者至今认为鲁迅作《起死》的用意是在批判庄子,那是不一定确切的。

不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庄子的话,但这句话又早已是中国人通行无阻的“口头禅”。它之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辛酸的幽默话,原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的。鲁迅说过:“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③又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的:‘赵太爷说是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④一般民众是难得去问是与非的。王权之下的一般读书人不敢直面世事,道理也正与此同。所以不但是一般民众,就是读书人也都乐于把这句话据为己有,以为临事时卸责的借口。读书人拿了“庄子”的大名来做挡箭牌,则更是另有卑怯而自私的隐衷。这就是“格言”的原意早被遮蔽了的原因。总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成为格言,既与庄子有关,却也是误读了庄子的话意的。

但鲁迅为什么对此加以追问,且对于知识者有特别的谴责呢?因为知识者是“现代”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应该对庄子有新的认识。尤其是新一代的知识者,他们本应该能够养成鲜明的爱憎和是非判断的能力,能够荡涤旧习,以矫社会之弊,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五四过后,恰恰是社会精神的倒退成为了庄子重新走入现代人生活的原因。由此,当30年代的文坛上再现出一派标榜庄子的气氛时,鲁迅深有感触,也必然会有所针砭的。或者有人会理解为这不过是鲁迅的特别的敏感,因为那时标榜庄子的人,并不一定自觉到自己对庄子的传承,或者他们其实对庄子的思想并无透彻的理解,不过取其一点去发挥罢了,鲁迅的责备是过于苛峻。但鲁迅既深知庄子,又深知自己为何要摆脱庄子,他就有责任去让社会认识“庄子气”。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为智者,他的所感所见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轻视的睿知睿见。

问题在于怎样去表达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解。面对着一种已经社会化的精神现象,怎样去谈论被符号化了的“庄子”?怎样去揭示“庄子气”的可悲而可笑的本质?对本不愿意“明是非”的听众去辨“是非”,鲁迅认为作用是不大的。在“不可理喻”的环境中,正面地讲理论通常是徒费口舌。在这种情形下,运用“小说”的形式,正是比较恰当的。在故事中,可以假装承认了庄子就是“无是非”论的“祖师爷”这样的“事实”,来和自标为有“庄子气”的人物开点玩笑,不失为一种愉快而有效的策略。这是一种“归谬法”的思路,也就是将习以为常的东西滑稽化,使之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荒诞”的存在,以让世人警醒。这是鲁迅以滑稽化的手法来写庄子的动因。而这又决定了《起死》是闹剧性的作品,是嘲讽性的作品:嘲笑了一个滑稽化了的“庄子”,也嘲笑了文坛上拿了庄子来做祖师爷的“无是非”党,嘲笑了一群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以庄子的名义正在退隐的文人。由此可以明白,作品要嘲笑的主要是“无是非”观念和符号化了的“庄子”。如果论者借了小说的描写来研究庄子的真实的思想和行为,说作品反映了鲁迅怎样的庄子观,如何实现了鲁迅对庄子的批判,等等,那其实是自己去惹麻烦的。

这是我们理解《起死》先得弄明白的“是”与“非”,否则附会之说就很难避免了。

要之,作品中的“庄子”是虚拟的滑稽化的艺术形象。

鲁迅应用的是《庄子·外篇·至乐》中的一个材料。《至乐》篇中的故事只是庄子杜撰的一个滑稽化的寓言。这个寓言写的是所谓“齐生死”的说教。但只要感受这故事中的谐笑与洒脱,读者就应该明白庄子其实是意在抒愤懑。鲁迅在《半夏小集》中,谈及庄子的死亡观时有一段话说:“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我却没有这样旷达……”⑤则可见,鲁迅也并不以庄子为“齐生死”的理论家。在对待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上,鲁迅甚至是引庄子为同调的。

《起死》将庄子自己杜撰的故事演成为庄子本人的荒诞的行为,只是一个玩笑。在庄子,写自己在梦中与髑髅对话本也就是一个玩笑。世间之读庄子而多误解,是因为不能明白庄子诙谐滑稽、谈言微中的说话方式。读者有时其实是拿庄子的玩笑话当真的;而同样的道理,他们在读《起死》时,也会拿鲁迅的玩笑话当真。对于拿笑话当真话或拿真话当笑话者最好是不说话,鲁迅曾经这样表达过。《故事新编》有些作品似不可解或可以胡解,正是与此类情形有关。鲁迅说过中国人其实不懂幽默,用在读庄子或用在读鲁迅作品的情形上,也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实例。

庄子在这里是赞美死亡。髑髅夜里托梦,教训庄子:“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说:“然。”髑髅于是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对髑髅说,我可以让你复生,你也不愿意么?髑髅说:“吾安能弃南面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⑥读者可以明白庄子是借了髑髅来“扯淡”,原不过是“发牢骚”。但他的话说得有趣,说到了极端,读者就会知道他是另有用意。他是要讥刺像权贵们那样的“活着”,还不如“死”掉的快活。对“死”的赞美显然是对他所指陈的“生”的鄙弃,庄子是以“生”不如“死”去指认“生”的无价值,以子虚乌有的“死后”的自由去表达对个体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而并非要在哲学的层面上去宣扬“齐生死”。认识庄子这样的说话特点,对于认识庄子和鲁迅的作品都是十分重要的。疾言厉色地责备庄子是宣扬“齐生死”,说他是如何的滑头,如何的虚无,就是缺乏了这方面的知会。所以鲁迅演绎了庄子讲述过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在这故事中得到感悟,是正如我们读庄子《至乐》篇时本就应该得到的感悟一样的。我们会与庄子一道去鄙弃那无意义的“生”,去谴责那为了自己的生而无视他人的死的逸乐者。让庄子由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为滑稽化的故事的主人公,是让庄子受点“冤枉”,而使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生动可感。所以,滑稽化的庄子是鲁迅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特定的人物,是一个喜剧性的形象,是一个在“事实”面前善于耍滑头的丑角化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相信可以“齐生死”并企图付诸实践的颟顸可笑的书呆子形象。因此,若单就此篇而论,鲁迅是有点与庄子本人一起来嘲笑社会的意思的。

现在单就作品中的描写来论喜剧化了的“庄子”的形象。

先看庄子的打扮:

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

这跟“司命大臣”的装扮是完全一样的:

司命大臣道冠布袍,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手执马鞭,在东方的朦胧中出现。

“庄子”与“司命大臣”都是“道士”的样子。

作品中的这一细节实在很需要读者去琢磨。鲁迅不让庄子穿儒冠儒服,而让他头戴道冠,身穿布袍,可见“庄子”不但是“读书人”,而且是“道教徒”。这一细节让读者想到,在鲁迅的构想中,“庄子”之为文士,精神本质上却是“道士”。这跟道教附会庄子为祖师之一,思路上倒是相合的。然则鲁迅要批判这样的“庄子”,作品的内涵已超越了对“无是非”的文人的批判,而牵涉到了国民性的批判,牵涉到了对“道教根底”问题的追问。这是完全超出了庄子《至乐》篇的题旨的,也是《起死》至为深刻而独到的表达。

如果只看《至乐》,则篇中是写庄子“援髑髅枕而卧”,因而夜半成梦,与髑髅对话。事甚诡谲,极富想像,但没有宗教的色彩。而《起死》中的庄子是装神弄鬼的能手。《起死》三次描写了他祈拜“司命大天尊”的恶作剧:

(放下马鞭,朝着东方,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这一节祷告辞,全是胡诌。中间的语句全是《千字文》和《百家姓》上的韵语(民间道教里的祷告大多有类于此,是谵妄的表达,鲁迅在别的文章中也曾引述过这类可笑的祷告)。道教与老庄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庄子本不可能是道教的祖师,但道教却把他看作祖师之一。这一点正是中国精神界的怪现状,也是认识演为宗教的道教的关键处之一。其道理,则大概和“无是非”论者硬把庄子拉作他们的祖师是一样的。在小说中,“司命”是“微笑”着对庄子说:“你也还是能说不能行,是人而非神……”这句话,我疑心乃是鲁迅对庄子的正面的表达。所以,现在这个完全道教化了的庄子,也完全是作者“微笑”着拿来开玩笑的“庄子”,也是作者在暗中嘲笑将庄子道教化的世间的荒诞和虚妄。

“司命大神”在《至乐》篇中本来是没有的,是作者临时虚构的形象。命名的根据应该就是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民间俗话。可以随便虚构神祗,乃是道教的本领。所以无论道教的神谱中有无此神,鲁迅也是可以把他请出来的。庄子称呼他为“司命大天尊”,“天尊”正是道教神祇中的最高的称谓。而且他是天上的神仙,而非阴间的鬼魅,因为庄子是“面朝东方,拱两手向天”向他祈祷的。在地面,当然还有一批主宰人的生死的鬼物,如城隍判官、阎王爷等等,但“司命大神”不属于这一类。在这位“司命大天尊”面前,“庄子”更是有了道教徒的身份了。这一节,也可以认为作者并不着意于宗教,而只是有点“浪漫主义的想像”。“司命大神”愿意帮助庄子去“起死”,但后来又不搭理他去“复死”,则这位爱耍脾气的大神也不大像一位神。他的出现明显是为了表达对庄子的戏弄。神而有戏弄庄子的意思,则这神到底也是“是人而非神”!所以庄子也是拿他来开玩笑的:“请大神随随便便,通融一点罢。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至此读者须明白,所有这些玩笑所显示的其实都是鲁迅在拿“道教”来开玩笑。在故事中,连“愚人”的“汉子”也是信仰道教的,因为他相信“符袋”!五百年前的“汉子”的时代,社会民众也是道教化的:“……因为孩子们的魂灵,要摄去垫鹿台脚了,真吓得大家鸡飞狗走,赶忙做起符袋来,给孩子们带上……”(这意思,鲁迅在《论照相之类》和《南京民谣》等作品中也曾说过)可知鲁迅在《起死》中不但揭示了“庄子”的精神弊端,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道教的根底。“无是非”论者的“庄子”(当然包括他映照的古的或今的一个群体)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中出现的。

回过头来说,《起死》也不是没有表达对庄子本人的见识或批判,至少在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相关的描述。

首先,由“司命大神”说出来的“你也还是能说不能行”这句话,其实是鲁迅对庄子的基本判断。庄子与一般为王所用的士人的区别在于他不愿为王所用。他与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还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其不合作的理由。但他的“牢骚”却不能直接去伤害他的对手;他的话看起来似是洋洋得意,无所顾忌,其实是自我退守,自命清高。这方法很合历代牢骚派人物的胃口,所以庄子是历代明哲保身的知识者最乐于仿效的对象。鲁迅的睿智过人正在于他在这里发现了“庄周的毒”;并且发现他自己也毫无例外地“中了庄周的毒”。当他发现这种“毒”在社会上流行时,也就会有格外的警惕。这种毒素最大的祸害在哪里呢?就在于“能说不能行”,就在于它好像是进攻的而其实是退守的,是退守而摆出抗拒的姿态。这是无益于抗争的。鲁迅说过,猫捉老鼠,猫是不吭声的,吱吱叫的是老鼠。“吱吱叫”是于事无补的。为恶者虽然不喜欢,却并不害怕有人“发牢骚”。而时代需要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的战士”,所以,庄子式的牢骚是值得后来者反思并引为借鉴的。在《起死》中,鲁迅已表达了对庄子这方面的指责,但因为情节的关系,他只是顺笔带过,通过司命大神的口,把这层意思点现出来了。

与这层意思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写出“巡士”眼中的庄子:

“咱们的局长这几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说您老要上楚国发财去了,也许从这里经过的。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读《齐物论》,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真好!”

在“巡士”的话里,庄子虽然是正要“上楚国发财去”,但已经是一位“隐士”,而“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嘲讽已经是不留余地。老子还有走流沙的一幕,算得是一位隐者,庄子被后世派为“隐士”,却是有点糊里糊涂。但是庄子的“以柔退走”的生活姿态以及“油滑”的达意方式,在精神上与“走流沙”的行为并无二致,世间把庄子和老子同视为“隐士”,也是抓住了本质。鲁迅把30年代庄子气很重的人物称为“文坛上的隐士”,所依据的也是这个根由。也就是说,老子和庄子其实都不是后世所标榜的那样的“隐士”,但是他们的退隐精神却正是可以使得他们被认为是隐士的祖宗的。然而后世的“隐士”之标榜庄子,更只是拿了庄子做招牌,变成既是“翩翩一只云中鹤”,又是“飞来飞去宰相衙”⑦的俗物了。作品里的“敝局长”自称“隐士”,而可以稳当“局长”,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这些俗物看来,庄子之要上楚国去,是要“发财去了”,是最合乎逻辑不过的。“带便兼办一点差使”的局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也就见得是合理的了。庄子自然是被后世的隐士们所利用,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点退隐的精神本质和未免于“油滑”的辩才,才会被后世的隐士们所利用。鲁迅在作品中这样嘲笑他,也是叫不得冤枉的!鲁迅是“带便”把庄子的这一面揭露出来,以供后世的“隐士”们做镜子用的。

此外,对庄子的最明白不过的批判,是写出庄子面对“事实”时的尴尬。“汉子”对庄子的批判,其实就是“事实”对“空言”的批判。这方面的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是作品中最为详细而精彩的笔墨。“汉子”不知道“齐生死”的道理,只知道他原是有“衣服,包裹和伞子”,正赶路要去探亲,所以执意要向庄子讨还。庄子的一大套“起死”的大道理,对于这个“愚人”和“粗人”来说,不过是“胡闹”,是“胡说”,是“开玩笑”。那效果,和“局长”之“很爱读您老的文章”是大不同的。“汉子”的话也是寄托了作者对庄子的批判的:

“我不相信你的胡说。”“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

“你还我一个死罢。要不然,我就要你还我的衣服,伞子和包裹,里面是五十二个圜钱,斤半白糖,二斤南枣……”

“不要再胡说了。赔我的衣服!”“你这贼骨头!你这强盗军师!我先剥你的道袍,拿你的马,赔我……”

庄子在这时候的表现则是作者让他自我暴露:他一面说着“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叫人“你不要专想衣服罢”,一面就说:“衣服本来并非我有。不过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这时“汉子”要求的是“你借我一条裤子!”)

这层意思最为显豁,不必多作解释。

要之,《起死》之作,是鲁迅借了庄子故事,旨在表达个人的感想和见解。读者须将作品的内涵看懂,却不必太拘泥于作品的体裁或表达方式。也因此,本文对于与作品相关的枝节问题,反而是略而不论了。

收稿日期:2008-02-22

注释:

①鲁迅:《“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

②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③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7页。

④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⑤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9页。

⑥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4页。

⑦蒋士铨:《临川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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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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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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