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潜在的跨界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2-04-26 09: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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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雄  

   卜键新作《库页岛往事》的创作绝对是受到俄罗斯大文豪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的“刺激”与影响。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测而是卜键的夫子自道,他在该书开篇的“引子”中就直言,这次创作是“跟随契诃夫去触摸那片土地”,“曾经的我对库页岛几乎一无所知,正是读了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才引发对那块土地的牵念”。“库页岛的丢失,原因是复杂的……而我更多反思的则是清廷的漠视,包括大多数国人的集体忽略。这也是阅读契诃夫带来的强烈感受,仅就书生情怀而言,为什么他能跨越两万里艰难程途带病前往,而相隔仅数千里的清朝文人从未见去島上走走?”

  

   那么,对卜键形成如此强烈刺激的《萨哈林旅行记》究竟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本人大学读书时曾经阅读过,但现在回想起来,它究竟写了什么已模糊不清,而且这部作品在契诃夫毕生的创作中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当时也是浑然不觉,倒是对他的《第六病室》和《万尼亚舅舅》这样的小说、戏剧代表作更重视。为了更好地理解卜键的这部《库页岛往事》,我又买了一本最新版的《萨哈林旅行记》重读。对该书的评价当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关于它究竟归属于哪种门类倒是引发了我的一点好奇。在今年元月刚推出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萨哈林旅行记》的版权页上,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中心给它的分类是“游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它毕竟是契诃夫一八九0年四月自莫斯科出发历时近三个月、行程万余公里,在萨哈林岛上连续生活游历了八十二天后才有了以这段经历为题材的《萨哈林旅行记》,而整部作品的创作又是耗费了三年时光才最后定稿。从整个创作过程及作品题材的外观看,称其为“游记”虽不为过,但再往深里细想,作为契诃夫毕生唯一的非虚构,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的这次创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写一部“游记”吗?这似乎有点古怪。据研究者考据,契诃夫在这次远行前一年的冬天就有了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他想知道那片苦役之地的模样,想了解俄罗斯刑罚体制的真实面貌。于是他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调查专家,设计了一种简洁易用的人口调查卡片,用来采访全部苦役犯、流放犯和定居者,因而在后来的创作中才有了对数据的大量应用。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创作中的契诃夫还是出版时的编辑与出版商,一时皆不知究竟该给此书如何定位,这其实很正常,也就有了后来不同研究者的不同定位:有的将其视为某种人类学或民族志,有的将其称为专题调查新闻,有的将其当作科学报告。客观地说,这些概括都各有其理各有其据。契诃夫此次远东之行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当局不允许他接触岛上的政治犯,回过头来看,这当然是一种遗憾,但客观上又导致了《萨哈林旅行记》呈现出一种非政治化的特征。由于他接触的都是些刑事犯,而刑事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但在契诃夫眼中, 刑事犯也是人, 因而,这部作品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就使得整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社会或田野调查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色彩,“人”而非“岛”才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萨哈林旅行记》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跨界写作”。这个描述当然是我的一种杜撰,即外观上虽为“游记”,但骨子里则是一次特别而艰辛的人文创作之旅,这种“潜在的跨界” 使得《萨哈林旅行记》成为契诃夫毕生创作中一部“特别特”的作品。

  

   似乎扯远了, 还是回到本文讨论的主体—卜键的《库页岛往事》上来。还真是无独有偶,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中心给它的分类是“萨哈林岛- 介绍”,这有点像是将其归为地理知识一类。从作品表层看,这也没错。在作品第二章的开篇卜键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库页岛南北延绵近两千里,东西最宽处逾三百里,面积大约七万六千平方公里,超过台湾与海南岛的总和,曾为我国第一大岛。岛上有高山大川,密林广甸,大量的湖泊沼泽,丰富的煤炭和石油矿藏,尤其是久有渔猎之利。又以东北临鄂霍次克海,南与日本的北海道隔海相邻,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样的文字确是货真价实的地理知识介绍,但我以为,如果从整体内容看,将其归入“中国历史研究”一类比“地理”类或相对更妥帖。

  

   作为专治清史的学者,卜键从事历史研究很正常。在边疆研究史专家马大正看来,《库页岛往事》“是填补研究空白的著作”,“是一部严谨的学术探研著作”,“以后只要研究库页岛,这本书就不可小觑”。同时,他还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从附录参考文献类的书目来看,涉及文献档案的汇编就有四十九种,一种可能对应一本,也可能对应几十本、上百本。卜键把有关史料记述基本上一网打尽,这很不容易。”的确,在《库页岛往事》中,有关库页岛历史的研究,卜键的贡献至少涉及三个十分关键的方面:一是通过对各种散见史料的细致爬梳,厘清了库页岛居民的构成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二是考据了库页岛究竟从何时起脱离了中国的怀抱,卜键认为“从法理上说,可追溯到整整一百六十年前的《中俄北京条约》”,“然细检《中俄北京条约》文本,其中并没有出现库页岛的名字,再看两年前奕山所签《瑷珲条约》,也完全不提这个近海大岛”;三是由此进一步追寻库页岛丢失的复杂原因,更多地反思“清廷的漠视”和国人的忽略。

  

   但是,上述这种严谨的历史考据与研究毕竟又只是《库页岛往事》的“半壁江山”,顶多也就是“多半壁”,而且它明显不同于我所读到过的众多历史研究专著,那些作者的所为一般都只是在那里冷静地发掘考据陈列史料史实,追求的是言必有据, 至于作者自己的立场则往往隐身于这种史料的挖掘与选择背后。而卜键在《库页岛往事》中则有太多的作为历史研究中所不常见的个人主观情感代入,这个作者一不小心就要自己蹦出来或痛心疾首,或撕心裂肺地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急切溢于言表,个体情感的代入丝毫不加掩饰。正因如此,也就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是一种“历史散文”的写作。而且,《库页岛往事》在叙述上也的确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双线结构,即一条是种种散见史料的钩沉爬梳,另一条则是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中的库页岛。前者是史料中的所谓“客观”,后者则是一位大作家笔下貌似“客观”的主观,两相碰撞,就使得《库页岛往事》如同《萨哈林旅行记》那般也呈现出一种“潜在的跨界写作”状态,所不一样的只是“跨”的起点与落点不尽相同,前者从“游记”跨入“人性”,后者则是“史实”与“文学”的双跨,都跨出了一番别样的风景。

  

   所谓“潜在的跨界写作”,只不过是个人阅读直观感觉的一种描述,我无能就此做出若干学理性的阐释。但我想无论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还是卜键的《库页岛往事》,从某种门类写作的客观要求与事实上的主观呈现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而导致这种明显差异的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他们那种潜在的“跨”,也就是超越了一些既定的常规。这种超越既没有造成知识的硬伤,读者阅读起来也不感到突兀,相反倒是作者的这种主观情感与意志的介入更容易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新奇、产生了一些震动、引发出若干思考……如此这般,也就有理由为之点个赞喝个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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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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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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