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

——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9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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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书院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的漫长历程。书院制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尤其是古代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一产生,就受到历代贤士大夫及民间乡绅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书院盛行千年而不衰,也受到当代学者、教育家的推崇。究其原因,来之于书院制度本身,尤其来之于它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我们力图对书院精神作一阐述,既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也是希望寻求这一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

书院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传统来之于儒家之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了解书院的精神特质,首先就要理解儒家之道;只有理解了儒家之道,才能理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审美情趣。而他们所创建的书院,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的体现。

士人是古代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根掘儒家的思想,士人文化使命应该是以“道”为志。这个“志于道”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社会,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第二,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自身,走自我道德完善的道路。这也就是孟子提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因此,士人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官场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就具有了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所谓“独善其身”的精神超越的需要。南宋时期最早创办书院的理学家胡宏说:

贤者之行,智者之见,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见,常  溺于俗而与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如果是道仅有超越性,即会“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如果道仅有世俗性,又会“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这都不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道。而只有“不与俗异,不与俗同”,也就是既有超越性、又有世俗性,才是书院所探求的道。胡宏所以创办书院讲学,并且倡导这种道的精神,他显然认为,道既是中国古文化的精要,也是书院的精神生命所在。

因此,书院能够成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完全在于它是儒家士人的修道之所。士人们总是把书院作为广泛的文化活动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学术、传授学业、校勘经籍、以文会友、祭祀先师、收藏图书、修身养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书院看作是儒家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但是,士文化的内核是他们所关怀的道,书院作为士人文化教育组织的根本点即在于它是儒家修道之所,它具体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

以道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的建置、规制、学术、学规等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外在物质文化)和建院宗旨(内在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作为儒家文化的书院作一解析。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书院的建筑及自然环境是最直接的物质实体形式,儒家的全部文化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展开。书院建筑及环境配置作为书院物质文化的意义,不是由于它的砖瓦材料和建造工艺,而在于它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文化观念,即融入了儒家之道的观念。

士人们创建书院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赞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峻伟奇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而此地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美称。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那里正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此又“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也是隐居读书的好地方。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书院园林。清代岳麓书院还建置了“八景”,它们是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红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士人们这样刻意追求书院的自然环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审美情趣。他们努力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和自我道德完善,总是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也是人和道的悠然合一,这正体现了“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儒家创建书院又有世俗性追求的一面。因为儒家的“道”从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如果说,儒家士人们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这正反映了创办书院的士人总是“其身虽在山林之中,其心无异于庙堂之上”。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一建筑体积装饰等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那些有幸获得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总是把帝王御书的匾额置于书院最显著的位置,为保存赐书的“御书楼”,又是书院建筑群中位置最高的楼阁建筑,以显示皇权的威严。书院内部的门柱四壁上还嵌刻、悬挂有“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各种院训学规,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书院建筑及环境作为书院物质文化,正体现了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性。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修建严谨的礼教秩序的书院建筑,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其次,我们还将从书院的创建宗旨,即其内在思想观念方面,看书院是如何体现儒家文化的特点的。儒家士人创办书院时,常常以求道、传道相标榜,反对以科举利禄为办学目的。因此,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就成为儒家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把传道和科举利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书院所探求的道具有“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士人能够摆脱现实功利的引诱,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独立精神。所以,士人们总是把书院看成是求道、传道,即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早在唐五代书院萌芽时期,一批文人学士或因战乱频繁,仕途艰险,或因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故而隐身山林,读书自学,并把自己的隐身读书之所称之为“书院”。可见,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以后,书院演变发展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隐身山林的学者士人不仅自己读书治学,还要传道授业、培养新一代士人,但这并没有改变士人创建书院的初衷: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历代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士大夫们,往往是那些不愿失身官场黑暗的隐居者,以及因种种原因而仕途艰难的失意者。他们往往会把书院看成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场所,以实践孔子“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宋、元、明、清的大量书院,就成为这些士大夫隐身求学之所。

但是,道本身又包含着世俗性的一面。张栻在为创办岳麓书院所作的记中也肯定,道就体现在“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那么,士人不同于宗教僧侣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会在完全的超世脱俗中获得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最终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士人又往往不能不正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是他们步入政界、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这就产生了书院文化的一个最奇特现象:它常常高举反对科举之学旗帜,但又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科举的影响和控制。在书院千年的办学历史中,科举之学似乎并没有在书院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书院史的发展,科举之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就是那些理学大师,也不是绝对阻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大讲“义利之辨”时,他也认为:“科举取仕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因为士人只有投身于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也才能实现他们以“道”济天下的文化理想。

所以,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没有这一点,书院文化同样不能得到完整体现。事实上,士人从来就是把做官显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即使隐居山林读书治学也不会绝对放弃出仕的机会。他们或是因为受到朝廷冷落,或是不愿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但是,只要重新受到朝廷起用,或是一旦朝廷“圣明”,他们还是会出仕做官的。那么,通过创办书院讲学,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儒家“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千多年来,书院之所以不断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推崇,并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极其向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的内在联系,儒家之道在书院文化及书院精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书院精神与中国教育传统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培养人才。书院在全国各地乃至山林乡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而这个书院群体又承担着各个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去培养人才的功能。那些著名书院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南宋时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求学者络绎不绝,以致当时留下“道林三百僧,书院一千徒”的民谚。黄宗羲、全祖望编著《宋元学案》,专门将张栻在岳麓书院培养的著名弟子列成《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等,他们既是一批学者,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其中有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有被《宋史》称为“学识正大”的彭龟年,有抗金的著名将领赵方,有被认为是“通务之才”的陈琦等等。这些学生在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学术、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代以后,岳麓书院又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在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政治改革家陶澍,“湘军集团”洋务派的主要首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第一个驻外公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由维新走向革命的政治家唐才常、沈荩,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均是岳麓书院培养教育出来的,所以岳麓书院大门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书院教育所以能够起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同书院的精神传统有关。书院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就在于它鲜明地体现儒家人文教育的理念,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典范。

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两个方面,下面分开来讲。

(一)书院的教育理念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儒家学派那样以教育为重心来建立思想体系;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儒家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儒家学说本身包含着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教育学说。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终生以“道”为志,儒家所追求的道其实就是“人道”,即所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主要有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后者是治学讲学。所以,通过治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以道教天下,从来就是儒者的最重要职责。而且,这也使得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人文教育,坚持将教育价值定位于“人道”化的社会群体。但要建设一个人合乎道德理想的和谐群体,必须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善良品格、道德素质的个人,尤其要能培养出一种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承担社会理想的主体性人格。儒家教育目标始终是道德完善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人文教育所关注的重点,包括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

所以,书院教育的鲜明的特色,那就对道德人格的关注。在儒家教育理念中,充满着一种推崇主体性人格的人文精神。儒家教育所关切的,就是如何从洒扫应对的礼仪中,将自己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如何将自我内在的潜能,发展为一种“与天地合德”的宇宙精神。这样,书院教育始终致力于这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培养出主体性道德人格。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取仕结合起来。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宋儒们看到了官学教育的通病,朱熹批评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教者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  是“风俗日敝,人才日衰”。

为了纠正官学的弊端,宋儒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人格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提示》,在书院史上有广泛的影响,首先在于它讲明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道德修身,以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南宋其他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目的方面也提出相同的看法。如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他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亦主张,书院应反对“群居佚谈”、“科举利禄”等习气,主张“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为教育目的。南宋时期理学家们开创了理学和书院结合的局面,同样也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人格理想为宗旨的教育目的。

南宋后期,尤其到了元、明、清时期,理学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本身又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书院教育也和科举考试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仍有大量书院保持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如明代王守仁创办书院,就明确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他批判官学那种“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的教育,主张书院教育是启发良知、培养圣人,提出“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这些理学家都要求书院教育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以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作为书院教育的目标。

由于书院教育思想具有重视人格教育的人文特征,并自觉实现孔子的“成人之教”、“为仁由己”,孟子的“自得之学”、“尽心、知性、知天”,故而能够体现一种发展主体人格的人文教育特色。书院的这种教育观念及其特色,表现出浓厚的人文教育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人格教育方法总是坚持行为践履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首先看道德行为训练。儒家所推崇的主体性人格总是和外在的伦理规范、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自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人生境界,其“从心所欲”的意志自由和“不逾矩”的规范遵循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培养主体性人格,首先应加强对学生关于良好的道德习惯、行为模式的训练。人格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行为模式的训练。书院教育总是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将自我置于礼仪之中,使主体的内在性情、意志和外在的礼仪融为一体。主持书院的教育家们都重视这一点,明代教育家王守仁说: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尽管那些洒扫应对、周旋揖让的礼节本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和强制,而心智筋骸、志意性情的活动则是一种内在的身心,但通过有目的的教育和训练,就可以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和“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境地。

其次看道德理性的培养。主体性人格是建立在道德理性的的基础之上的,书院教育亦十分重视道德理性的培养。道德理性的获得,首先是和“穷理”、“致知”的知识学习分不开的。所以书院教育从来是将读书明理、格物致知作为主要方面。朱熹是这种道德理性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要求学者通过格物穷理的途径,将外在的万理与内在的心知结合起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里的天下之理主要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规范、知识体系,而人心之知也是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道德理性。一切士君子如果具有了这种道德理性,就能够自觉承担仁道的价值,成就一个具有伦理主体精神的自由人格。

(二)书院的教育实践

书院自产生以后,在教书育人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特点。譬如,创办或主持书院者往往是一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能吸引立志于学的学生,而且书院在教学方面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包括自由讲学、会讲论辩、教学与学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与制度。所以,书院自创办以来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现在,我们分别讨论书院的教育实践形式。

首先,我们看看书院的自主讲学。

自主讲学本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传统。从先秦诸子创办私学,到汉代儒家学者创办精舍、魏晋名士清谈讲学,古代私学的自主讲学传统一直延续不绝。书院出现之后,很快成为儒家学者实现自主讲学的基地。书院和理学同时兴起,理学最初还只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崇。理学家们主要是利用书院进行自主讲学,研习、讨论、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自主讲学就成为书院教学形式的一大特色。

书院实现自主讲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由学者进行学术传授式的讲学。宋明时期,那些著名理学家皆利用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如南宋的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就是如此,书院势必成为各学派学者的学术基地。到了明代,心学思潮兴起,心学一派为传授自己新的学术观点,又利用书院展开自主讲学。可见,书院成为宋明以后各家各派学者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大本营。

第二种自主讲学的方式是会讲或讲会。会讲是指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聚会讲学,以辨析异同,争辩是非。讲会则是把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学术组织,即由学者们定期聚会讲学的组织。会讲、讲会允许不同学派同时自主讲学,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会,它能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精神。不仅学术传授式的自主讲学是古代私学的教学传统,会讲、讲会也是如此。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官,就有一种“期会”的讲学方式,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之间或教师和学生之间定期在学宫展开公开辩论,进行学术争鸣。魏晋时期,各家各派的名士亦常常相聚在一起,分主客两方展开学术争辩。宋代书院形成之后,出现了会讲的教学方式,和稷下学官的“期会”、魏晋名士清谈一样,会讲亦是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在书院内展开学术争鸣,书院成为他们展开自由讲学、学术争鸣的阵地。宋代著名的会讲有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探讨“《中庸》之义”的岳麓之会,还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之方”而展开学术争鸣的“鹅湖之会”。两次会讲均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到了明、清两代,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定期举行的组织和制度,被称之为“讲会”。一般在举行讲会时,院内师生全部参加,院外人士亦可参加。在会上,参加者对讨论议题、儒家经典的理解各抒己见,或者展开问难论辩,或者交流学习心得。明清时期的讲会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各个书院还为讲会制订了专门的规约,对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经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通过讲会,学者们将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统一起来,体现出书院的自主讲学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当有人问明代学者吕柟,书院讲学者观点不同如何办时,吕柟回答说:“不同乃所以讲学,同矣,又安用讲耶?”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主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自主讲学和学术研究具有内在的联系。学者们所以要求自主讲学,是因为他们在独立的学术研究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样,学术研究总是要借助于自主讲学才能深入探索和广泛传播。这样,古代书院的自主讲学一直和学术思潮的演变、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创立书院讲学,同时也开展学术研究。所以,书院产生后,成为宋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地,推动了这段时期学术思潮的发展。南宋的绝大部分理学家,如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黄干、真德秀、魏了翁等等,都在创立或主持书院传播理学的同时,进行独立探索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样,书院既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明代王阳明、湛若水及其弟子们为推动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努力发展实行自由讲学的书院,书院亦成为心学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学术思想界兴起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倡导实学的思想家们同样利用了书院这个自由讲学的阵地。如顾宪成、高攀龙讲学的东林书院,黄宗羲讲学的证人书院,李二曲主讲的关中书院,颜元创办的漳南书院。这些书院成为传播实学的著名学府和研究实学的学术基地,在中国古代的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嘉汉学兴起以后,清代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均创办、主讲书院,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戴震主讲金华书院,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紫阳书院等,这些书院对汉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能够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主讲学是其重要的原因。当时许多书院,尤其是那些著名书院的主持者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书院讲述自己正在研究的学术问题,并和学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另外,学术大师之间、学生之间也积极开展学术讨论。这些形式既属于课堂讨论的教学活动,又属于学术讨论的研究活动。

其次,我们看看书院的自学精神。

书院教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特色,总是坚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故而在他们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中,总是以学生为本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潜能,将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由学者本人独立认识、自我探索、发现知识的过程。书院倡导以学为本的教学方法,并不是要否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应以“学”为本位,“教”的目的最终仍是学生的“学”。书院教育所倡导的这种自学传统和教育方法,也构成为书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重自学本是儒家教育的优秀传统,先秦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在传授弟子时,都十分重视学生自学。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方法,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认为只有在学生想懂而没有理解(“愤”)、想说而不能表达(“悱”)的时候,教师才去启发他。这种启发式方法促进了儒家教育注重自学的传统。孟子传授弟子亦要求他们以自学为主,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谓“自得之”也是注重自学的方法。孔子、孟子所提出的启发式自学方法,是他们在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书院教学发展了这种注重自学的精神,朱熹致力于创办书院的教学活动,也是要求学生以自学为主,他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熹更加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书院教学坚持以学为本、注重自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书院教学一般要求学生个人读书钻研,老师讲学是在自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书院的导师讲授典籍时,注重发挥其中的大义,以指导生徒的自学与钻研,而不是逐字逐句地育诵读讲述。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主要围线着“义利之辨”大加阐发。有许多导师要求生徒首先自己讲述读书自学的心得,然后针对学生的理解程度及正确与否,再作讲述。如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亲至岳麓书院讲学。他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述《大学》,然后针对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而讲述自己的看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往往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书院导师深明这一以学为本的道理。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读书钻研,书院导师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点。他们根据自己长期的治学、教学经验,在读书的范围、主次、程序及方法等各个方面制订出一些计划和原则,以指导学生读书。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曾担任建康路江东书院山长,他制订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是一份关于读书的内容、顺序、主次方面的教学计划。这个读书日程不仅确定了读书范围、先后秩序,并要求按照不同年龄依次阅读内容深浅不同的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治学和教学的经验,对书院的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全国各地书院所普遍采纳。为了指导学生读书自学,书院导师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一系列读书的方法和原则。朱熹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共有六项,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清代岳麓书院院长、汉学家王文清亦以自己的读书经验为依据,制订《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刻石于书院讲堂,其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二是“读史六法”,包括: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这些读书方法包含着丰富的治学经验,反映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对现代高等教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三,我们再考察书院的问难论辩。

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倡导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问难论辩,从而使书院的学术气息十分浓厚,教育气氛十分活跃。理学家们在其治学过程中认识到提问的重要性,朱熹认为存疑是治学的必经步骤,必须“群疑并兴”才有学习的提高。陆九渊也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学者通过对疑难的思考、论辩,达到“融会贯通,都无所疑”,就能进入到更高的学习境界。所以,理学家在书院教学,普遍倡导、实行问难论辩的教学方法。在他们的《语录》、《文集》中,记录了书院师生问难论辩的大量讲学记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运用问难论辩教学法的。下面引一段南宋理学胡宏与其弟子彪居正在碧泉书院的一段对话,以了解书院重视问难论辩的教学特色:

彪居正问:“心无穷际者,孟子何以言尽其心?”(胡宏)曰:“惟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仁之道,宏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不知也;仁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 曰:“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 曰:“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 曰:“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 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

这里,不仅有学生提问,导师解答;亦可由导师反问,要求学生解答。这种教学方法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讲学充满着学术争鸣的气氛。由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有问有答,其求学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展,故而成为书院教学制度的特色,并构成为书院的精神特质。

三、书院精神与中国学术传统

书院不仅是古代的教育中心,从事文化传播,也是学术研究中心,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创新是通过不断更新的学术思潮体现出来的,而学术思潮的兴起、学术活动的展开往往和书院精神联系在一起。宋以后,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宋、元、明、清历朝的学术研究和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成为宋以后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学术基地。

宋朝理学思潮兴盛,这时也是书院的繁荣时期。其所以如此,与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有关。北宋时期,已有一些理学家创办书院讲学,如周敦颐在江西庐山建濂溪书堂、程颐在河南伊川建伊皋书院(后名伊川书院),开始了以书院为研究理学的基地。在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相继涌现,名师鸿儒辈出,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学派都已形成,各学派之间、理学家之间展开了讨论、辩难等各种学术活动,这一切,都与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理学家们纷纷创建书院并进行讲学,南宋的理学学派主要是以书院为学术、教育基地而形成的,他们之间的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都是在书院内进行的。

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湛若水的心学思潮兴起,他们再次利用书院作为心学思潮的学术基地。王守仁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贬到贵州时形成他的心学思想,同时创办龙冈书院讲学;次年他又在贵阳书院传播自己的学说。后来,他还在江西修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稽山书院,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士子纷纷从学,一时竟“流风所被,倾动朝野”。王守仁死后,其弟子更是纷纷创建书院,联立讲会,把书院建设推向高潮。湛若水的书院教育活动亦很活跃,他在40岁以后的50多年间,几乎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史称其“平生足迹所在,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通过创办书院传学,推动了明代书院的繁荣。王、湛讲学最盛的嘉靖年问,亦是整个明代创建书院的顶峰时期,统治者禁毁书院的政策也没能抑制书院的发展。同样,蓬勃兴起的书院亦推动了心学思潮的发展,阳明心学能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王门弟子遍布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亦完全是借助于书院讲学。

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空谈心性、误国误民之弊,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崇实的学术思潮,学者们以崇实黜虚为守旨,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中的著名思想家仍是充分利用书院为学术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林学派的东林书院、颜李学派的漳南书院,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于无锡建东林书院,标榜务实的学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守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为宗。”东林书院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书院有一幅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所以,顾、高不仅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东林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东林党的政治集团。颜元是清初的一名学术大师,他提倡实学,重视“习行”,反对空论心性,他在家乡河北博野创建了漳南书院,分“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将各种经世致用之学的内容均纳入教学。明清之际还有许多倡导实学的思想家都利用书院讲学,在书院从事学术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注重经史考据的汉学思潮大兴。这一学术思潮在整理、研究祖国的文献资料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还由治经发展出一系列专门学科,诸如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等。汉学思潮兴起时,也往往利用书院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主讲山西寿阳书院;号称“博极群书”、“无经不通”的钱大听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四年;兼治汉、宋之学的姚鼐也曾主讲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共40年。其中汉学家创办的书院中最著名的是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诂经精舍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上,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所建,这个名称就体现着创办者的学术宗旨,即“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由阮元、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主讲,传习、研究经史、辞赋以及天文、地理、算法、兵刑等学问,并组织学生校刊《十三经注疏》等,在汉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道光元年(公元1820年),阮元又于广州城北粤秀山下创学海堂,专以古经考试学生,并重视汉学研究,搜辑清代经师注疏,刊《学海堂经解》180种,1400卷。嘉庆以来,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既培养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人才,又涌现出大量汉学学术研究成果。

宋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理学思潮、心学思潮、实学思潮、汉学思潮,这些思潮均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各种思潮、各派学术大师均以书院为基地从事学术研究,使书院成为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大本营,从而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书院的学术精神,主要是通过下列形式实施学术研究活动的,书院的学术精神亦体现在下列学术研究实践中。

(1)潜心著述

著述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志。学者们在书院的讲学期间,往往是他们著述最丰富时期。首先,书院导师为了给生徒讲学,总是集自己的研究心得而编写讲义、讲稿,这些讲义在后来成为重要的理学著作。以南宋理学家为例,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撰写了《论语解》、《孟子说》,作为书院讲学的讲义,这两部讲义成为他的代表著作。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讲学时,更是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许多也是作为书院讲义,他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还留下《白鹿洞书堂讲义》。他的代表著作《四书集注》就是书院教学的主要讲义。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时,编写了许多讲稿、讲义,如《丽泽论说》、《丽泽讲义》,在当时及后来均有影响。其代表著作《东莱左氏博议》25卷,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它也是书院的重要教材,并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

其次,书院导师讲学时的记录,亦成为理学的代表著作。宋明以来,理学家们都喜欢在书院讲道论学,其弟子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成为“语录”之类的著作,宋明理学家盛行“语录”之类的体裁与此相关。这种自由地讲道论学的形式,能引导师生双方深入思考问题,更可以全面地反映导师们的学术思想,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语录》、张栻的《南轩答问》、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大学问》、王艮的《心斋语录》、罗汝芳的《近溪语录》、王栋的《一庵语录》,均是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

其三,书院大多选建于山青水秀的僻静之所,为理学家们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图书资料条件,他们在讲学之余,潜心研究学问,撰写学术著作,所以在书院讲学时期他们的著述特别多。这些著作虽不直接是讲义,但导师们亦将它们传授给学生。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于南岳碧泉书堂讲学期间,撰写完成了其代表作《春秋传》,并和书院的弟子讲述《春秋传》中的学术思想。胡宏继承父志,继续讲学碧泉书院,他的代表著作《知言》六卷,就是在书院讲学时完成的。清代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主讲书院时,利用这里的资料、时间方面的条件,撰写了大量著作。钱大昕是一位“无经不通”的汉学家,并主讲过钟山、娄东、紫阳几所书院,同时完成了许多著作,他的《二十二史考异》就是在江宁钟山书院任山长时完成的。刘熙载也是清代的一位重要学者,曾主讲上海龙门书院14年,撰述、校刊大量著作,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艺概》、《昨非集》等。

第四,学生撰述的论文、著作。书院不仅仅是导师从事学术研究,学生也能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论文、著作的撰写。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的许多弟子均能撰写著作,并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在清代,书院盛行考课制度,由于学术大师十分重视考课的学术价值,因而,许多考课试卷本身就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导师把那些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编成文集,刊刻出版,就成为学术著作,如阮元编辑的《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集》就是这种优秀的论文集。这些文集的内容为经史、天文、地理、算学等各个方面,以后,它们的作者中许多均成为学术名家。

(2)学术论辩

学术论辩是重要大学术研究形式,学术讨辩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书院的学术讨论有多种形式,这里主要介绍两种。

第一,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讲座,也就是前面论及的会讲。理学家们在书院讲学期间,或者是相互之间邀请访学讲学;或者是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彼此都感到有讨论辨析的需要。会讲过程中,学者双方就某些重要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可能是趋于一致,亦可能是各执己见,这都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双方本来在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等方面有较大分歧,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后,在许多主要观点上渐趋一致。所以朱熹感叹道:“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会讲于江西铅山鹅湖寺,三家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朱、陆学术宗旨各异,争论十分激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这两次著名的会讲结果不同,但在理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对推动理学研究的深入,理学思潮发展均有重要作用。

第二,书院内师生之问、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开展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学术思潮联系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从中可以看到,学生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可以相互发问,皆可就某些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会激发双方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明代书院专门建立讲会,把书院师生、同学之间的学术讲讨论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讲会规定宗旨、时期、仪式、组织等各种要求,并订有会约。讲会开展时,往往先由一人讲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学生),然后由其他会友提问、讨论。明代无锡东林书院亦设立讲会,制订《东林会约》,它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这种讲会是一种典型的学术研讨会。明代心学思潮的崛起和大盛,实得益于书院及其讲会的普及。

(3)学术创新

中国古代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在这一点并无多少区别。但是,书院更重视学术创见,敢于对儒家经典提出新的创发,而官学教育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官学是整个封建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官学的教学内容、考核标准都是由官方规定了的,学生只可能死守教材、默诵章句,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书院不直接受制于官府,主持书院的学者们可以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书院在宋以后能够成为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基地,许多大思想家、学者不乐意在官学讲学,而喜欢创建书院讲学,其原因也在这里。

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和书院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曲典的垄断,敢于重新对儒经作一番新的解释,终于使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学阶段。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书院在讲授儒家经典时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经典采用的重点不同,汉唐诸儒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主要教材,理学家除了重视“五经”外,尤其重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四部书,它们被合称为“四书”,其地位往往高出“五经”之上,成为更加重要的教材。第二,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和发挥不同。汉唐诸儒注重对儒经中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理学家们则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从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这样,书院传习儒家经典是为了“明人伦”、修养心性。此外,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同,如朱熹为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敢于对《大学》作出补辑。这都反映书院重学术创见的特点。

程朱理学在明代已是一种官方哲学,并成为各级官学的钦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时,它就由一种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而演变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凝固的章句。明中叶以后,以书院为基础地而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即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思潮,和官学死守程朱理学的章句教条相反,书院则敢于向程朱理学挑战。王阳明及其弟子大胆地批判了这种官方哲学,指斥它“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从而使学者再度形成“记诵辞章”的恶习。他提出了“知行合一” 、“致良知”的学术宗旨,并以此观点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重新解释。书院这种重视学术创见的学风,导致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

(4)开放讲学

古代书院往往采取开放式办学的方式,书院的开放式办学有双重含义:一是就讲学的教师而言,指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书院讲学;二是就听讲的学生而言,他们来去自由,不受限制。这样,书院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方面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它的师生进出并不直接受控于官府。即使是官学化比较突出的清代,书院的山长大多数仍是聘请而不是任命的。所以,书院体制不同于官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讲学,往往使书院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如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闽学一派的大师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而岳麓书院本是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以后,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并受到岳麓书院生徒的欢迎。可见在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闽学派、永嘉学派等不同学派的讲学场所。到了明代,阳明学派和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先后在岳麓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也是如此,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他却邀请心学学派大师陆九渊来院讲学,两个长期争辩的学派同在白鹿书院讲台上讲学,充分反映了书院具有开放办学的学风特点。宋明时期,书院形成了一整套“会讲”和“讲会”的制度,是这种开门办学的学风得到发展并形成制度化的结果。

书院的开放办学与兼容并蓄还体现在对学生不加限制,允许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生前来听讲、求教,打破了官学那种关门办学的风气,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传说,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时,来听讲的多达千人,学生们所乘的马匹将书院前池塘的水都饮干了。泰州学派王艮在书院讲学,很有吸引力,不仅儒家士子前来听讲,那些樵夫、陶匠也听得津津有味。据说在当时,农工商贾各界人士前来听讲者多达千余。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也是“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许多书院还将这种开放办学的学风制度化。清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设专款接待外来学者,并明确提出:“书院聚四方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友朋,闻风慕道,欲问业于此中者,义不可却。”

上述开门办学、兼容并蓄的学风,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显著特色,这对吸取各家各派的学术之长,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事业繁荣,都有很大的好处。

(5)创建学派

学派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第一,独立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恰恰具备这两个条件,故而成为宋以后各个学派的学术基地。宋元明清时期,书院往往聘请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图书、资料、学术气氛、讲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而传播自己的学说,吸引和影响一大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这就形成独具思想特色的学术流派。

南宋理学学术思潮大盛,这段时期的几大著名学派都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福建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合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为基地;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是以湖南的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陆九渊的象山学派以江西的象山精舍为学术基地;吕祖谦的婺源学派是以浙江丽泽书院为基地等等。

明代几大著名学派也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发展起来。如湛若水的甘泉学派在明代影响很大,他的学术影响与他成功地创办、主持书院讲学,以建立学派基地是分不开的。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代表着明代新兴的心学思潮,王守仁及其弟子们在东南各地到处建书院讲学,并以这些书院为学派基地,以推动明代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另外,东林学派则完全是因为在东林书院讲学而形成并命名的。

到了清代,乾嘉汉学大兴,书院又成为考掘学派的学术基地。清代汉学兴起于顺治、康熙年间,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而大盛,所以学术史上称清代汉学为乾嘉学派。在乾嘉汉学最盛时,以吴派和皖派最著名。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人物,还包括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人;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包括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卢文诏等。两派在学术上各有师承和特点,但是,他们都十分重视利用书院讲学。因而,南京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成为他们长期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地方。至于阮元在杭州创建的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建的学海堂,更是闻名全国的考据学派的学术基地。


(原载《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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