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屈原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2-03-25 07: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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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湖湘士人群体是一个历史影响深远、社会成就卓著的人才群体,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个士人群体所体现出来的十分鲜明、非常类似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区域性精神气质的形成,有其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相关的文化条件,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乡贤典范的引导作用。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地域性乡贤典范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那些具有很高文化地位的乡贤典范,与其他的地域性人士群体产生于共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故而其精神气质的同质化程度本来就高于其它地域;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典范地位的乡贤,往往会通过他们所留下的著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家庭、学校等各种形式的教育,通过士大夫的倡导,从而成为所有文化人都十分尊敬、崇尚、仿效的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与环境者益深且远,而爱乡士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1]所以,我们要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

  

   这里,我们选择了屈原这位对湖湘士人影响很大的乡贤典范,首先分析这位乡贤的历史原型的人格特点,然后进一步论述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对他的诠释,由此分析湖湘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人格建构的影响。

  

   01

   屈原的人格特质与文化内涵

   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阶层的“士”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所谓“学士”、“游士”、“策士”、“谋士”、“辩士”等体现不同职能的“士”,但是,他们均是拥有一定知识技能,并且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阶层。随着士阶层的兴起,又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士文化现象。所谓“士文化”,一方面是客体化的文化,指士人所创造、传播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是指主体化的文化,即士人所形成、表现的精神人格。

  

   屈原无疑是战国时代的士人典范和士文化的代表。作为士人典范,他既拥有渊博的知识、经世的方略及文学的才华,又以楚国的权臣而积极参与楚国的政治活动,一度是楚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故而他是战国时代士人群体所敬慕、向往、仿效的典范。作为士文化的代表,屈原既留下了大量诗歌辞赋的文化成果,它们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他又成就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人格,一直在影响、感染着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

  

   这里,我们的关注点是屈原所成就、表现的不朽人格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那么,这种人格精神到底具有什么文化特质?其精神力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久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区域文化演化中又有何意义?

  

   屈原作为先秦以来所形成的士文化的杰出代表,我们首先关注其文化内涵是什么。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屈原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由于他卓著的治国才能,最初曾深得楚王的信任。司马迁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应该说,他为楚国的强盛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才华、显达却受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忌恨,终因楚怀王听信谗言而受到罢黜。屈原晚年流放于南楚一带,最终因楚国为秦所灭,故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遭罢黜、流放南楚之时,创作了大量诗歌,表达他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倾诉了自己人格精神的清白,也体现出对楚王的“忧愁幽思”。人格精神总是体现在他的言行中,屈原因其憾人心魄的人生轨迹、生命结局,特别是其感人肺腑壮美诗篇,最终镕铸了一个在中华精神史上的不朽人格。

  

   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为背景,屈原的人格精神其实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其一,屈原人格的原型,即战国时期屈原的人生轨迹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人格的内涵;其二,后代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诠释,即西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各阶层人士对屈原精神的阐述、评论。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对屈原人格的理解、诠释是以屈原的人格原型为代表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因时代、地域及理解者个人思想情感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这种理解、诠释的差别,并在中华精神文化史上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所以,探讨屈原的人格精神必须从上述两方面入手。

  

   首先来看看屈原人格精神的原型及其内涵。屈原的人格精神明显存在一个两极现象,通观屈原一生行事做人的人生历程,品读屈原留下来的大量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屈原的精神人格在道德理念与个性意志的两方面特征都十分突出。

  

   一方面,屈原人格精神中包含着追求完美道德理念的内涵。屈原作为战国时期士文化的代表人物,深受中原儒家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孔子“士志于道”的忠实承担者。他所追求的道德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外在的“美政”与内在的人格精神。这二者又是相关的:国家的“美政”实现必须依赖于具有完善道德人格的士君子;而士君子道德人格的完成就在“美政”的追求、实现过程中。所以,屈原在追求自己道德人格的完美时,总是表现这样的一系列特点:首先,对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倡导“德治”、“仁政”,是基于对“天下无道”的忧患,从而表现出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屈原一生追求“美政”的实现,也缘于他对现实中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危难的忧患。他在《离骚》中沉痛地吟咏对人民的忧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他在《离骚》中也反复吟咏到他对楚国的种种忧虑:“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其次,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与他的忠贞不贰的道德情操是紧密联系的,他没有因为个人的冤屈而另栖高枝、朝秦暮楚,而是如司马迁所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屈原在他的诗歌中,反复表达了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理想,他在《离骚》中吟唱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他在《九章·惜诵》中,更是表达他对楚王、楚国的忠诚:“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贫贱。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其三,他的忧国忧民、忠贞不贰并不是对以楚王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依从,而是他独立人格的自我追求,正如他在《橘颂》中所歌颂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屈原追求完美道德理念的人格精神,即如他在《离骚》中所表白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从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我们看到了中原儒家道德理念、人格理想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屈原的人格精神中还包含着“任性孤行”的执拗与孤傲。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屈原的精神文化有双重渊源,不仅是他的思想观念受南、北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精神气质同样体现南、北文化的熏陶。如果说他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是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话,那么,他执拗性格、孤傲气质又与南方楚蛮文化传统有关。尽管屈原在其一生中表现出对“内美”的追求,儒家道德理念奠定了他的人格的价值基础,但他依然表现出一种“任性孤行”的强悍个性和孤傲气质,南方楚蛮血统中的强悍、刚烈、偏执也融进了他的精神气质。这一点体现在屈原的政治生活中对权贵、奸佞的鄙视、傲慢,他经常在“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而“露才扬己”,[2]并能够高傲地大声疾呼“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2],这把他的孤傲、执拗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任性孤行”还体现在他对楚怀王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怨怼、指责上。当屈原面对楚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2]的局面,他固然坚守忠义的道德准则,决不流于“举世皆朝秦暮楚之辈”,但是,他在《离骚》中也毫不容情地表达出对楚王的怨怼,正如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特别激烈地批评指责楚王的不是,并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政治失意、命运多舛,而是他坚强的生命意志、血性气质对自己坚守的道德理想的执着追求。当他的理想破灭后,则完全抛弃当时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人生哲学,毅然投江自尽,表达出一种罕见的执拗、刚烈的“以身殉道”精神。这种决绝、执拗的刚勇个性,使他成为先秦士人人格的一种特别典范,正如王逸所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的这种源于楚蛮文化的刚勇质性,构成了他精神人格的另一重要源泉。

  

   在屈原的人格结构中,道德理念与刚烈质性是交融为一体的。道德理念是刚强气质的目标,赋予刚强气质以崇高意义;而刚烈气质是道德理念的动力,是道德理念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屈原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期成为与孟子、庄子并列的三种士人人格典型之一,表现出“志笃忠贞,謇直不挠,沉身不去”的人格精神,正是他将“美政”“内美”的道德理念与“任性孤行”的坚强气质融为一体的结果。屈原的人格中这两种精神特质的交融,其实就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果,中原儒家文化的道德理念、人格理想与楚蛮之族的刚烈气质、执拗个性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屈原人格精神。所以,王国维认为“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3]这种北方之思想与南人之气质结合而形成的新人格类型,在历史上感染、激励了无数的士人。

  

   但是,从汉代开始,人们在理解、评价屈原的人格时,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认同屈原人格精神中的道德理念因素,充分肯定他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3],肯定屈原的“忠臣”;而另一些人则对屈原的“任性固行”严重不满,如班固把屈原视为“狂士”,他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作法度之政,经义所载。[3]

  

   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忿怼不容”、“非法度之正”等方面进行批评指责,显然在他眼中的屈原是一名不合儒家中庸道德的“狂士”。在屈原人格精神中的“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原本是一体的,但是在后人的理解和评价中,他的人格成为“忠臣”与“狂士”的不同类型,引发了后人的激烈争辩。

  

   02

   湖湘流寓士大夫对屈原人格的诠释

   屈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感染、激励了中华大地的无数志士仁人;由于屈原是楚人,他的诗歌作品大多是流放湖南期间所作,他最后投江自尽也是在湖南汨罗,故而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屈原的影响力既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招魂》等一系列诗歌作品中,尤其体现在他的人格精神方面。屈原成为湖湘文化的一种人格典范,一直感染、激励、影响着后世的士大夫群体,对湖湘士人的心灵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屈原对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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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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