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沈龙 胡小勇 郭永玉: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59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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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沈龙   胡小勇   郭永玉 (进入专栏)  

与社会分层及贫富分化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不论是我们时常从各类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关于中国阶层是否固化、底层能否向上流动的讨论,还是在美国大选中两党所表现出的对于财富、贫困及再分配问题永无休止的争议,都体现了社会阶层问题在当前世界发展之中的重要性。在这个全球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置身于一个社会阶层的衡量尺度之上,很多人关注和在意自身阶层水平,也关注阶层之于自身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正是建立这样的时代基础上,近年来社会阶层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社会阶层心理学主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及其产生机制。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到阶层流动与固化、社会不平等、人们的阶层感知与观念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互动等更多现实社会问题上来。从理论上而言,该领域的研究让心理学能够以一种更宏观的方式来探索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现象,进而全面认识到一个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背景对其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通过这些社会心理层面的揭示,能够为社会学、公共管理、人口学等不同学科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学术支撑,使跨学科的社会阶层研究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与协同创新的桥梁。当然,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不乏实践应用意义,通过探求弥合阶层差异的心理干预策略,它可以有助于个体实现更好的健康和成就水平,同时也能为推动社会平等、制定相应社会治理政策提供重要启示。因此,本章将主要立足于前沿的视角和研究,结合理论与现实中的问题,从概念界定、观点阐述、研究进展、未来展望等不同层面,逐步展开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学术画卷。


1. 作为心理学概念的社会阶层


1.1 社会阶层的学术传统


社会阶层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构念而被提出的。由于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普遍存在,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不同的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这其中也必然导向了社会不平等的演化。根据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分化可以包括四种类型,即功能分化、文化分化、利益分化以及等级分化,而利益和等级的分化构成了社会分层。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在本质上的关切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

基于这一视角,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运用特定分层方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划分的结果。作为社会学最基础的理论建构之一,对于社会阶层的研究一直以来在社会学的学科架构和学术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社会学以人类社会为分析对象,而面对宏大的社会整体,必须以一种更为细化的思路入手,对社会结构和过程加以分类,而社会阶层的划分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式。它关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等级、资源和声望差异,这是社会分类的最根本的关切之一。正是基于其重要意义,包括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在内的众多权威学者都曾对于社会阶层有过详尽而重要的论述。限于本部分探讨的重点,此处无法对这些古典的社会学理论详加介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典的著述早已构成了研究社会阶层的学术传统,并一直影响至今,对于心理学学科视角的社会阶层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1.2 社会阶层心理学:从一个概念到一个领域


尽管社会学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但从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切入对其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只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取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学在此之前从未碰触过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心理学研究者对社会阶层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它更多地是作为人口学变量被考虑。而如果在那些早期的研究中有人提出将阶层作为心理学的一个独立主题来深入探讨,恐怕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这主要是由于在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美国,阶层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心理几乎构不成多少影响的社会分类标准;而且一个人的阶层被认为是比较容易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的,这与其美国梦(American Dream)和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阶层不仅客观存在,相对固化,而且会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带来很多根源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高低阶层者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心理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又反过来维护甚至加剧了阶层的固化。这使得一些心理学家意识到,阶层不只是一个人某一时期的标签,而常常是人终其一生要经历、共享并打下深刻烙印的一种社会背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推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系统逻辑性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形成了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的初步脉络,也实现了心理学学科中的社会阶层这一主题从一个变量发展为一个领域的突破。那么为什么心理学需要从一个研究领域的定位出发,系统地考察社会阶层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基于社会阶层的如下特点。

第一,内涵的独特性。作为一种基于等级的社会分类形式,社会阶层也许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权力(power)、地位(status)、种族(race),这些概念从某种程度来说,与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平行与重叠。然而,与这些等级形式相比,社会阶层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不同于权力,权力是基于特定组织、特定情境的,离开了特定条件,一个人高权力的特定表现也会弱化,而阶层经历对人的影响确是稳定而持久的。阶层也不同于地位,地位是指个体在他所生活的实体社交圈子获得的尊重和钦佩的程度,而有的研究恰恰表明低阶层常因为其更具亲社会倾向而受到尊重,由此足可见阶层所具有的复杂性。阶层更不同于种族,种族虽然也能带给人深刻的心理烙印,但与之相比,阶层给人的感觉更为内隐,而且同一种族内部也有阶层,这时的阶层差异是种族不能解释的。

第二,功能的广泛性。社会阶层对一个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直至人生发展具有广泛的预测效力。从生理上来讲,高阶层拥有比低阶层更好的健康状况,更为长寿;从心理上来讲,高阶层比低阶层有着更高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情绪问题;最后,从人生发展的角度来讲,高阶层比低阶层有着更好的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高低阶层的差异存在于方方面面,一个人的阶层对其一生的影响是广泛而全面的。

第三,影响的深刻性。社会阶层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高低阶层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的。正是由于阶层属性可以影响到个体深层的心理基础,以此为中介,才引发了不同阶层迥异的外在特征。例如有学者提出,社会不平等的一方面心理根源就是高低阶层者自我和文化属性上的差异:中产阶层所处的文化环境塑造了其独立的文化信念,即更多地表达自我偏好,强调与众不同,研究者称这种自我为表达的独立性(expressive independence);而工薪阶层则强调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依赖于他人支持的,这使其形成了适应环境、坚忍不拔、和谐乐群的心理特点,研究者称之为坚韧的互依性(hard interdependence)。正是这种文化自我概念的差异,导致高低阶层者一系列行为模式的不同。还有大量研究发现,一个人童年时的阶层水平可能比其成年之后的阶层水平对其心理和行为更具预测效力,这说明个体出身的阶层烙印可能会伴其一生,这种影响的深刻性是不容忽视且难以磨灭的。

第四,结论的系统性。对阶层差异的深层心理机制的探讨,使数量庞大、角度各异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体系化、逻辑化的特点,而不再是零散的、基于各自表述的研究结论。无论是我们上面述及的不同阶层文化自我的差异,还是下文将会阐述的不同阶层的社会认知差异,都可以统合很多具体方面的研究结论。当然,由于该领域形成不久,还不可能出现一个很成熟的大理论来统一所有社会阶层的研究结论,不过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结论体系,这也是该领域能够引发广泛影响的最重要的学术基础。


1.3 社会阶层的界定与操作化定义


相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心理学更加关注个体。因此对于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也更多关注的是其个人属性层面。在心理学看来,社会阶层是一种用来反映个体在社会层级阶梯中相对位置高低的社会分类,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被界定为他(她)所掌控的客观社会资源和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往文献中,“社会阶层”与很多研究中讲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这一概念二者常常可以在表述上交替换用。但随着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兴起,更多权威研究采用的是“社会阶层”这一称谓来指征这一概念,因此本节为了术语表达的一致性,也统一采用“社会阶层”一词来表述。

从此定义中可以看出,心理学研究关注的社会阶层可以进一步被区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成分。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体现着个体可以掌控的有形的或象征性的社会资源,通常用财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来加以反映;而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指的是个体基于社会比较而形成的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等级地位的主观认识,它是一种社会感知,是个体对于“我在社会等级阶梯上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的综合评估。换句话说,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所理解的社会阶层概念,不仅关注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还关注他(她)所感知的自己的社会层次在何位置——而且这一感知成分与客观阶层一样,都是社会阶层概念的组成部分。

因此,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二者共同构成了实证研究中对社会阶层进行操作化界定的基础。虽然此定义被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接受,但由于它包含双重成分,客观社会阶层的成分又具有多个指标,所以不同的测量方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广泛存在。

客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衡量客观阶层最常用的三大标准是收入(或财产)、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这一点已为学界共识。收入的测量相对简便,直接以量化的方式让被试报告其收入水平或者家庭财产状况即可。但收入是一个具有很高隐私性的指标,很多非学生成年被试不愿真实报告自己的收入水平,而很多学生被试也不清楚父母真实的财务状况。所以单纯采用收入来反映社会阶层的做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

职业也是一种常用的客观阶层的操作化定义。其优势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个体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如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职业划分,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将职业作为阶层的操作化定义,也常遭受质疑。因为社会职业属性是复杂的,无论如何根据职业声望的高低对每一种职业进行赋值,都无法避免下层职业中一部分个体可能强于上层职业中部分个体的情况,况且同一职业类别的内部也可能会存在悬殊的高下之分。所以单纯以职业来反映阶层也有一定弊端。

受教育程度也是客观阶层的常用测量指标。它的测量也较为简便,直接按照学历阶段来划分选项或让被试报告接受教育的总年限即可。不过将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同样存在争议。这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真实资源占有的对应关系比较模糊,高学历者实际地位不及低学历者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不只在中国,美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主观阶层的测量及操纵

主观阶层的测量可以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方式。直接测量是按高低顺序将社会阶层表述为若干层级,让被试选择自己所在的等级。间接测量则是将典型的高阶层或低阶层的生活状态描述给被试,让被试评定自己是否符合题项中的描述,实际是考察被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高阶层或低阶层的典型特征。相比客观阶层指标,主观阶层的测量优势非常明显,它只需简单的题目即可得到被试阶层的综合信息,测量成本低、效率高,表面效度也很好。但这种基于自我报告的主观层面的阶层感知是否真的能反映被试真实的客观状况,这也是需要研究者深思的。

另外,主观阶层的操作化界定还包括实验操纵层面,即在实验中启动不同组的被试形成关于自身阶层不同的主观评价与感知,从而造成他们暂时不同的主观阶层水平。这其中比较常用的范式,是让一组被试想象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启动其高阶层的体验,让另一组被试想象最上层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启动其低阶层的体验,进而考察其不同的心理后效。这种的主观社会阶层实验操纵也是社会阶层操作化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实验设计,研究者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主观社会阶层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是社会阶层心理学近些年相对于该领域早先研究的一大突破。当然,同主观阶层的测量一样,如果单纯通过主观阶层操纵来探讨社会阶层的效应,是否能准确反映被试的真实社会阶层的现象,这也值得研究者在理论上和基础研究上再做深析。


2.社会阶层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结合之前研究者的总结和近年来新涌现的理论观点,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主要存在五种代表性的理论视角。这其中前两种虽并不能称其为成熟的心理学的理论,但其思想和问题视角也常被心理学研究所引用。第一种是劳动视角(labor perspective),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与阶级斗争学说。这种视角将人按照人际间的劳动关系和对生产工具的占有进行分类,并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可以很清晰地把社会中的人们区分为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各种社会组织强化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并控制着劳动阶级的生活。劳动视角的理论虽然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从其研究来看,它还不具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不过,劳动视角还是对后面出现的几种研究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启发。第二种取向是健康心理学视角(health psychology perspective)。但这更多应属于一种研究领域的分支即关注社会阶层和健康的关系,它虽然也已有了众多的研究积累,但也还不具备成熟的理论作为核心支撑,因此也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一种理论基础或取向。真正具有较大影响和较为成熟理论的,是社会文化、社会认知和等级视角三种取向,而其中社会文化视角成型最早,也对其他两种视角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2.1 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社会文化视角(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将阶层看作一种为同一阶层个体所共享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式,并在一种阶层的内部塑造出具有阶层特异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社会文化视角极大地扩展了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的关注面,考察了高低阶层在生活中多种文化载体上的差异,例如风俗、艺术等,并且对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也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解释。例如有研究者从不同阶层的文化所塑造的不同自我出发,来解释高低阶层在学业适应、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并分析了这对于社会不平等延续的作用。后文将对此内容有更具体的阐述。总之,社会文化视角倾向于从一种较为宏观的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不同阶层的差异,就像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关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一样,社会文化视角认为这种差异也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并且认为可以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阶层心理学的问题。

可以说,社会文化视角的很多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是当今社会阶层心理学不可或缺的,但是其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庞大,在不同研究中所涉及的文化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加之文化、自我等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模糊性,这使得其理论结构不够清晰,还缺乏一个更统合的理论模型。另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社会文化视角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有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在一个国家发现的某一种阶层预测心理的效应,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不成立。这样的研究发现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确实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显示社会文化视角还有广阔的深入空间。


2.2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视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也称阶层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与社会文化视角一样,它所关注的阶层差异同样广泛,从基础的生理反应到复杂的社会互动。但对于深层根源的解释上,它强调是高低阶层基本认知风格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多方面的不同:低阶层者掌握资源较少,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形成了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更容易认为个体自身的生活和发展主要受到了情境因素的影响,不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表现出了外部定向的特点;而高阶层资源相对丰富,长此以往使得他们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比较弱,更多地将自身生活与自己个人的特质和努力相联系,形成了唯我主义(solipsism)的认知风格,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这种基础性认知风格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高低阶层在自我、社会知觉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在自我方面,情境主义的模式使得低阶层的自我控制感较低,而对来自外部的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信息更敏感;相反,高阶层唯我主义的风格则使之控制感较高,不大在意环境的影响。再如社会知觉方面,情境主义风格的低阶层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并且对社会事件有着更多的外部归因倾向,而高阶层同理心较弱,也更多强调事物的内因。在人际关系上,低阶层依赖外部、关注情境的特点使他们表现出比高阶层更高的亲社会意向。总之,社会认知视角高度强调唯我主义与情境主义这一基本认知风格的差异,并以此来对高低阶层多方面的差异做出解释。

相对于社会文化视角,社会认知视角同样关注阶层差异,但它所描绘的差异的根源或者说核心因素更为具体。不同于前者关注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解释,后者直接从微观的认知层面入手来讲述不同阶层各种心理与行为差异的关键内核。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补充,在社会认知视角提出之后,很多研究者能够非常直观具体地开展研究论证不同阶层的认知差异,并由此出发来解释不同阶层在更广泛层面的心理差异,包括国内学者也运用这一理论来探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社会阶层心理学问题。这是社会认知视角带给这一领域的重要贡献。不过社会认知视角的理论由于其关注的焦点偏重微观认知层面,确实也有其局限,如对于一些较为宏大的社会阶层心理学问题缺乏更强的解释力。例如对于社会阶层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问题等等,这些近几年最新流行的热点主题都更偏重宏观,而社会认知视角在这些话题上似乎力有未逮。这也是该理论需要继续延伸的地方。


2.3 等级视角


等级视角(rank-based perspective)是较晚提出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理论取向,但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前两者。虽然等级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的提出者皆为同一团队,但它并非社会认知视角的更新和升级,而只是一种并存的思路。等级视角最主要的新意,是它高度强调主观阶层对个体的影响。它用以解释阶层差异的心理根源,既不是文化,也不是认知,而是个体通过与别人比较,形成的关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相对等级排名的感受和认识。这一观点与在此之前的社会学学科看待社会阶层,以及社会文化视角理解社会阶层心理学有了极大的不同,它直接将社会阶层等同于每个人的主观社会阶层感知。等级视角的这一主张,也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实证数据支撑的。因为大量研究已经发现了主观阶层对于个体心理与行为的预测作用要高于客观阶层,而且随之运用实验法研究社会阶层效应的范式大量被采纳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结论已经是建立在主观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之上了。前文有过介绍,通过操纵主观阶层,就能让被试暂时切换成另一阶层的行为模式。例如,穿上运动裤(启动低阶层感)的被试就能表现出比穿上商务正装(启动高阶层感)的被试更强的同理心。还有研究表明,客观阶层对个体自尊的影响是通过主观阶层的中介作用的。这些研究都很好地展现了主观阶层的重要性,但因为等级视角是最晚提出的,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立论依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可以说,现在主流的研究者们都认为,研究主观阶层也可以反映社会阶层的效应。正是基于这一观点,等级视角在概念测量、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等方面均与传统的社会阶层研究有所区别,逐渐发展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体系。然而,在肯定等级视角的贡献与价值的同时,这一视角之于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弊端与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概念测量、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三个层面,等级视角单纯依靠主观阶层操作化定义的方式很可能带来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的窄化。基于这些问题,未来的社会阶层心理学也许需要在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的界定方面寻求更多的平衡。



3. 社会阶层与健康


建立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上述三大理论架构之上,围绕着社会阶层的实证研究也得以广泛而迅速地开展。在这些实证研究当中,社会阶层对于健康的预测作用是较早得到关注、并且已取得了较多研究积累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揭示社会阶层与健康的关系,人们对于社会阶层的重要研究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与此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引发各界持续的高度重视。


3.1 社会阶层与健康的关系


身心健康是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决定性指标,也是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我们总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国民健康状况也在持续提高。然而,若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入手,却不难发现我国国民健康水平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城乡人口总体(18~70岁,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进行了抽样,在调查的9185个被试样本中,个人的社会阶层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健康的优势就增加0.4%。这表明社会阶层越高,个人健康状况的优势越大。而且,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均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水平在各种指标上存在着系统差异,这种现象称之健康的贫富差距(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health)。健康的贫富差距现象普遍存在于每个国家内部, 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也是包括心理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等学科在内的各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大量研究已经揭示了社会阶层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进一步希望明确二者的因果方向,因为之前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相关法的发现。那么,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是社会阶层影响了健康,还是健康影响了社会阶层?关于这一问题,社会因果论(social causation)和健康选择论(health selection)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人的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健康选择论则认为,健康状况是个人社会流动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健康不平等。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学者们逐渐形成了更明确的判断:对于一些被早发性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阻碍了职业发展的人而言,健康选择论具有解释力;但是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社会因果论比社会选择论得到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

例如,一项多年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成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儿童时期的经济地位影响成年后健康水平;并且,教育、收入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自始至终作用于所有教育和收入的分布之中,并作用于个体的一生。最近的一项纵向研究考察向上阶层流动对健康的影响,同样发现如果在童年期或者青春期,个体家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那么其成年后患病的风险显著降低。这些纵向研究证据表明社会阶层可以作为一种影响健康的重要前因。


3.2 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健康?


那么为何社会阶层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水平?现有研究从远端(社会与环境)、中端(心理与行为)和近端(生理与生化)等不同层次入手,揭示阶层预测健康的中介机制问题。这其中关注远端的研究更偏重于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关注近端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医学层面的探讨,而关注中端的研究则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远端的社区和环境因素也是通过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进而影响健康。因此在本部分主要探讨心理和行为因素的中介机制。

很多研究揭示了心理行为层面的因素可以成为支撑阶层与健康二者关系的桥梁。例如,居住在较低社会阶层社区的个体倾向于对他人怀有更多的不信任,从而发展了高敌意和悲观的人格特征。此外,家庭因素也导致类似的个体心理特征。低社会阶层家庭冲突以及严厉养育方式,增加了儿童抑郁和焦虑水平,这些个体心理特征与不良健康结果有关。许多研究也发现了抑郁症对未来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结果的影响。而当心理危险因素(包括抑郁、绝望等)得到统计控制时,低社会阶层和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会大大降低。这些研究表明不良健康行为是低社会阶层与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的内在机制。


3.3 社会阶层与健康关系的整合模型


尽管不同的研究从远端、中端、近端等不同层面都对于社会阶层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机制做出了解释,但这些工作不免相互之间有些独立。其实可以看出,不同层面的因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它们很可能构成一种整合的系统,共同作用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国内有学者(胡小勇, 杨沈龙, 钟琪, 喻丰, 陈红, 2019)综合远端、中端、近端三个不同层面的核心机制观点与已有实证研究证据,提出社会阶层与健康之间的“社会—心理—生理”路径模型(见图15.1). 将社会环境因素(社区环境、家庭环境)、个体心理行为特征和疾病相关的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全面的因果链,来解释社会阶层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首先,同一个层次的因素(如社区关系)可能延伸到其它层面(如家庭),进而影响该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第二,不同层次的因素之间通过因果联结影响健康,例如社区和家庭层面的因素影响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消极情绪和个性)和个体的健康行为(如吸烟),进而与疾病建立联系。第三,在导致疾病的过程中,免疫细胞数量(细胞水平)、分子信号通路活性(分子水平)、适应负荷(系统水平)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样,将近端的生物因素与中端的心理因素和远端的社会因素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解释社会阶层影响健康的因果链。


图1 社会阶层和健康的关系:“社会—心理—生理”机制



4.社会阶层与个体心理


自我、社会认知与社会态度是个体社会心理的三大重要主题。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仅会影响其身心健康水平,还会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其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各个层面,甚至这种影响会贯穿人的一生。因此下文将分别从自我、认知和态度三个方面切入,来揭示阶层之于个人的心理烙印。


4.1 阶层与自我


首先,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自我概念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personally agentic)的自我概念。一项针对14172名被试展开的大型调查的结果表明,低阶层者偏好乡村音乐,而高阶层者偏好摇滚音乐。与乡村音乐相比较,摇滚音乐的内容通常更具表现性、影响力和独特性,摇滚音乐更符合高阶层者自我概念的表达,因而更受高阶层者的偏好。高低阶层者在自我概念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行为选择上。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强调环境而不是特质和基因影响了行为。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强调基因和特质对行为的影响。例如,对于两种颜色的吸引力是相同的笔,低阶层者会在颜色占多数的笔中选一支作为酬劳,高阶层者则会选择唯一不同颜色的那支作为酬劳。

其次,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个人控制和威胁敏感性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国外的以106名本科生被试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者同样也发现了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另外,很多研究还发现阶层可以预测威胁敏感性: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如“你举手发言后有人在笑,你不知道他是因为你刚才开了个玩笑还是在嘲笑你的发言很愚蠢”,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敌意和愤怒。此外,来自生理指标的证据也表明,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的威胁敏感性较强。例如,连续3天,每天6次收集来自不同种族(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的935名48~90岁的被试的皮质醇唾液样本。结果表明,相对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来说,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在醒来后皮质醇的下降过程较为缓慢。皮质醇是反应生理压力的一项指标,被试的皮质醇下降缓慢说明被试在该时间段内都处于一种应激水平,他们时刻准备对生活中的威胁采取反应。


4.2 阶层与社会认知


社会阶层还会对个体的社会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倾向;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倾向。即低社会阶层个体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流行的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来划分的;高社会将阶层则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内在且稳定的生理因素来划分的。例如,有研究者选取高低两个不同阶层被试,让他们阅读一则故事,一个可能来自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的小孩,被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收养,让被试对儿童以后的行为做出推论。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被试认为儿童以后的行为会和收养他的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高社会阶层被试则认为这个小孩会与其亲生父母所处的阶层的行为行为模式一致。

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还体现在解释风格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外部归因;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事件进行内部归因。一项以法国成年人作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以职业声望将所有被试划分为高低不同水平。将他们置于模棱两可实验情境,其中一个情境是儿童A将自己最心爱的火车借给儿童B,请对A的行为进行解释,是因为他想和B交朋友(内归因),还是因为A的父母要求他这么做的(外归因)。结果发现,与中产阶级的被试相比,工人阶级的被试更多认为是A的父母要求他将玩具借给儿童B玩的,即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国内研究者考察了客观和主观阶层对于中国人贫富归因的预测作用,也发现无论主观阶层还是客观阶层,更高阶层的个体都更倾向于认为贫富差距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导致的(内归因),而低阶层者更多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系统的原因(外归因)。


4.3 阶层与社会态度


关于阶层与社会态度的研究,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同时也最具争议的问题当属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的关系。系统合理化是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系统予以支持和拥护,并认为其公平、公正、合理的一种一般性倾向。作为近年来在该领域影响很大的理论,系统合理化理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它认为低阶层者可能比高阶层者系统合理化信念更高,也就是说低阶层比高阶层个体更认可系统的合理性,更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合理的、正当的。然而,很多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反倒发现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信念更低。

这一争议源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关于弱势群体刻板印象的论述。之前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学者们普遍强调在个体形成内群体的刻板印象的过程中,自我合理化和群体合理化的动力作用,也就是说,个体倾向于认可自身的合理性,也倾向于认可自身所在群体的合理性,并由此发展出积极的自我与内群体刻板印象,进而对自身和群体利益加以维护,形成良好的个体和群体自尊。建立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合理化理论对其做了观点的补充,它强调个体不仅有自我合理化和群体合理化的倾向,还有系统合理化的倾向,自我、群体、系统三种合理化的并存,构成了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的前提。

进一步来分析这三种合理化,系统合理化理论指出,对于高阶层的个体而言,三种合理化倾向并不冲突,自我、自身所在群体和自身所处社会系统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对于低阶层者而言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如若他们认可系统的合理性,则必然牺牲其自身和内群体的合理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何在系统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如果认可自身和内群体的合理性,那么他们在系统中处境不佳则必然指向系统的非合理性。在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况下,理论上低阶层有两条可以使认知重归协调的道路选择:一是相信系统合理性而牺牲自我和内群体合理性,二是相信自我和内群体合理性而牺牲系统合理性,而这时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因为系统常常是不可改变的,选择相信系统不合理会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焦虑,为了避免这种焦虑,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第一种选择,那就是接受系统的合理性,认为社会安排是公平的、合理的、正当的。这就构成了认为低阶层者更拥护系统现状的理论来源。

尽管此论述得到了一些数据的支持,但更多的研究证据对其提出的质疑。特别是一些大样本、元分析和跨文化的研究结论都对这一假说予以质疑。例如有研究者选取了1958年至2008年50年间美国国家选举的民调问卷、1975年至2010年美国一般社会调查问卷以及65个其他国家的世界观调查问卷共计151794份数据,以收入、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主观社会阶层分别作为阶层的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只有以受教育程度作为量化阶层的指标时,低阶层会表现出更拥护现存社会系统的倾向,而以其他四项指标作为自变量时,均得出阶层越低越对政府和社会机构缺乏信任的结论。另一项元分析报告选取了社会支配倾向研究领域的118篇文献中的206组数据样本,经过元分析发现,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包括种族和性别)与对应的优势群体相比,会更加反对基于群体的等级制度(group-based hierarchy)的存在,也就是更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还有研究调查了757个北京的样本和857个华沙的样本,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北京还是华沙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都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而且更倾向于将此看作是社会系统结构的问题。这些结果无疑都表明低阶层更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系统不满。

除了上面所述,还有大量研究指向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一项以客观阶层为指标的研究显示,阶层越低的个体越倾向于不认同主流的社会理想。除了更加感到系统的不合理,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低阶层更加希望改变现状,打破现有处境。如研究者以财富和文化程度作为社会阶层指标,以经济学游戏来作为考察范式,结果显示低阶层表现出了更寻求平等的倾向。很多国内数据也先后表明,对此于高阶层者,低阶层有着更低水平的系统合理化信念。特别是近几年,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很多研究反复支持了与系统合理化理论相反的结论。

但是不论怎样,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研究存在相反的结果。那么为何会存在这种相反的结论?为了破解研究的分歧,进一步明确地位和系统合理化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并梳理了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和实证研究数据。第一方面是从概念入手,杨等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过往不同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操作化定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细致的分类与界定。第二方面是从调节变量入手,之所以过往研究多有争议,可能是因为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受到了某些调节变量的影响。第三方面则是基于社会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心理机制,认为系统合理化理论不足以完全解释弱势群体支持系统的心理根源,需要通过发掘其他的心理过程,来厘清这一问题长期存在的争议。近来有国内学者即通过揭示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不同效应与不同机制,对于该问题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和探讨。总之,相对于社会认知,一个人的社会态度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有时也很难单纯做出非此即彼、或支持与不支持的两级判定,因此社会阶层与社会态度的关系比之上述问题必然需要更深入而细化的研究探索。


5. 阶层与社会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阶层对于个体健康、自我、社会认知及社会态度的影响之外,近年来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视野逐渐走向多元,一些更为现实且宏观的社会问题进入了这一领域的探讨范围。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研讨探索,社会阶层心理学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更好的扩展,并且在实践层面也有了更丰富的积累,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得到了更好的凸显。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切入来展现这些代表性的研究主题。


5.1 不平等会造成阶层固化吗?


关于社会分层或不平等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过往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更多关注制度层面的机制。但是除此之外,不同阶层心理层面的因素是否也会起作用?对此,近年来的社会阶层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解释。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之所以高低阶层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分层本身——高低阶层本身具有的心理和行为的差异,让低阶层难以向上流动。

探讨社会分层引发不公平问题的学者一般强调社会结构和环境方面的机制作用,但除了环境的不利,低阶层心理特征(如特质、能力等)也是不利于低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社会阶层心理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揭示了阶层属性给高低阶层者分别打下的不同的心理烙印,也即高低阶层者在心理和行为特征上具有很显著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阶层之间的固化和不平等。例如,高阶层的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效能感和阅读能力,而低阶层个体通常缺乏这些能力。许多研究者认为,低阶层学生就是因为缺乏这些能力,所以学业成就较差。另外还有研究关注低阶层者在控制感、控制策略和成就归因等方面与高阶层的差异,这些心理基础都与学业、事业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研究恰恰表明低阶层在上述素质上均不及高阶层。

除了对于个体层面心理因素的揭示,社会阶层心理学还强调文化因素在此问题中扮演的中介机制。文化因素既不单纯属于客观结构因素,也不单单是主观个体因素,而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为一个阶层内部所共享的一种具有泛化意义的文化心理,如自我、规则、价值观念和习惯系统等等。例如在美国社会中,展现自我的独特性是一种为主流价值观所高度认同的美德——这恰恰是高阶层者的优势,而在低阶层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中,他们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更少地强调自我独特性。又因为高阶层在社会中掌握更多的权力与资源,所以他们会更加标榜自己信奉的文化价值观;而低阶层则很难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处于优势,也很难融入高阶层的文化体系中。因此研究者认为,结构因素和个体因素虽然都很重要,但高低阶层在文化上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制约着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

更严重的是,这些因素不仅仅是只影响某一代的低阶层者,而是会一代一代地在低阶层群体中传递。正是这种代际传递将阶层分化变成了阶层固化,使得不平等得到了发展和延续。例如被社会阶层心理学高度强调的文化因素,这种高低阶层文化上的差异虽然不一定会被人清晰地意识到,但它却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可以设想有两个孩子,一个出生于低阶层家庭,父母都是体力劳动者,也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有高学历、丰厚的收入和令人尊敬的职业。两个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同的家庭教养环境,高阶层家庭因为弥漫着崇尚自由、个性与创新的文化价值,他们会鼓励孩子独立地探索世界、展现自我;而低阶层家庭受限于资源,感受着来自于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他们必须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强调与周围和谐相处,因此他们会严格地约束孩子,限制孩子自由地发展,而强调孩子在同伴交往中要更多考虑他人的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会一直延续到两个孩子进入学校、选择专业和走向职场的整个过程,最终很可能高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会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水平,他善于表达,个性突出,充满创意;而低阶层出生的孩子,即使拥有很多不错的素质,也更多的是善于合作、严谨认真、遵守规则等方面。基于这样的素质,前者更可能会继续父辈的白领体面工作,而后者则多半会继承父辈的体力工人的职业。由此,高低阶层的文化差异在代际之间得以传递。在此案例中可以明显看到,阶层的固化绝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问题,文化心理在其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之,通过揭示心理和行为方面的中介机制,社会阶层心理学对于过往宏观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理论补充,更明晰地阐述了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微观过程。


5.2 为富者一定不仁吗?


社会阶层心理学在探讨社会分层引发不公平的问题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角度,即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不少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越不支持与再分配有关的社会政策。那么进一步推导,是不是高阶层的个体相对而言亲社会行为倾向更低呢?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无疑更是与社会公平的理想背道而驰。因此这一问题引发了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很多学者的长期关注。

许多研究发现,低阶层的人比高阶层的人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例如,在一项代表性研究中,研究结果发现低阶层的人比高阶层的人更为慷慨,并且更倾向于拿出收入中的更高比例用于慈善事业。上层人士则相对而言被发现更自私,在不同情况下更容易展示出贪婪和欺骗的倾向。许多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社会认知视角可以为上述结果提供解释。因为该理论强调,高阶层的个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社会限制,这使他们更加注重个人自由。而相比之下,由于资源有限,低阶层个体生活在压力和威胁的环境中,因此更加依赖他人或社会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导致他们更加关注他人的需求,并形成情境主义的社会认知取向,而这直接使得他们有更强的倾向表现出利他行为。

但是,也有许多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这些研究结果共同认为,社会阶层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即高阶层总体而言比低阶层有着更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例如,一项代表性研究通过8个子研究,发现高阶层个体比低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更多的慈善捐赠,更多的志愿服务行为,更多的助人倾向以及对陌生人更高水平的信任。运用资源和成本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由于亲社会行为是一种消耗个人经济与时间成本的事件,所以随着成本的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将降低。而由于高阶层的人处于相对丰富的资源条件下,因此他们在同样的情境中做出亲社会行为所消耗的相对成本相对而言比低阶层者更低。因此,这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高阶层者更有可能从事亲社会行为。

随着研究的发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概括哪个阶层群体比另一群体更为亲社会,而应该考察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具体条件。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很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研究者总结了可能在此问题中起到调节作用的因素,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互惠信念、感恩、相对剥夺感等,也包括中观层面的互动双方的利他水平、慈善呼吁类型、情境公开性等因素,还有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文化也会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因此,阶层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是复杂的,也许在此问题中不可忽视个人与情境的多重交互因素。


5.3 低阶层者能够做到人穷志不短吗?


除了关注高阶层群体的亲社会倾向和再分配偏好,研究者还关注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另一个角度即低阶层者的个人提升。这一问题当然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脱贫攻坚面临新的挑战,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使得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为凸显;并且,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较差,返贫的现象突出。对此,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那么,低阶层者能够做到人穷志不短吗?

研究显示,这一问题并不乐观。近年来很多关注低阶层个体的实证数据均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长期物质贫困产生特殊的心理后果即心理贫困(mental poverty)。这种心理贫困一旦形成后就有独立于外部环境的效应,使贫困者难以摆脱物质贫困。可以说,心理贫困导致物质贫困,但又肇始于物质贫困。

2012年,一篇发表于《Science》的文章指出,贫困阶层有着显著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心理行为特征。在这些特征中有较大一部分是不利于他们适应社会,进而不利于其实现自身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例如,贫困阶层的情境主义社会认知倾向容易使其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认为财富主要是运气、出身等外在因素决定的,自己努力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以致抱负水平较低,而且长久的贫困状态甚至使其失去脱贫动力。2014年,另一篇刊于《Science》上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贫穷者不仅仅是缺少金钱,对于他们而言,贫穷更是一种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生存环境,这种高压的稀缺环境,使其形成了一种稀缺心态,该心态使得其非常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如只在意眼前收入的多少而不愿做出长远的人生规划,相对较少地为子女未来发展进行投资等,长此以往形成“贫穷—特定心理与行为模式—继续贫穷”的恶性循环。

国外已有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了“人穷志短”也即贫困阶层的“抱负失灵”现象,特别是来自不同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结果均得出了穷人在教育上的抱负水平更低这一结论。此外,一项采用美国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研究同样发现,父母的社会阶层能够正向预测子女的职业抱负水平。这些研究显示,要解决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问题,也许除了经济方面的政策之外,贫困者本身的心理因素改善也是不容忽略的重要课题。


杨沈龙,胡小勇,郭永玉. (2022). 社会阶层. 载于许燕(主编). 社会心理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9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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