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乘坐市内公交汽车的路途中，观赏到了车载电视播出的一段广告，其大意是：安装在公共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的移动电视，作为一种新型的资讯传播载体，有助于更方便、更快捷地沟通商家与消费者，因为，这些移动电视不仅辐射面广，受众数量巨大，而且还有一个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优势，那就是视听的强制性。无论是谁，只要他登上这些交通工具，他自然就成为了移动电视的视听者，如果他的眼睛实在不愿意看，相关信息也会钻进他的耳朵里，他总不能一直把耳朵堵起来吧。因此，各位商家，赶紧到我们的移动电视公司来联系广告吧……

认真地看完这段广告，再比较一下当前的资讯传播格局，我们不能不承认移动电视所享有的独特优势：一方面，通过报纸刊登广告，还必须由公众花钱把报纸买下来，广告中的信息才可能传递给广大的消费者，虽然，一份报纸的售价，通常都只有几毛钱或一块钱，但毕竟还是要让人家支付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传统电视中播出的广告，也有赖于公众把电视机打开，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调到某个特定的频道中，你希望传递的广告信息才可能进入消费者的视界。相比之下，移动电视就不一样了，只要某个人的日常工作与日常生活还必须依赖于公共交通，他就必然是移动电视的视听者。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移动电视相对于传统媒体的特殊“优势”和本质特征：视听的强制性。

强制性的视听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观众不需要付出经济上的成本（不用购买电视机、不用支付闭路收视费、甚至不用支付电视机运行所需要的电费），就可以看到、听到大量的资讯，这些资讯，可以让视听者很容易就融入到公共生活当中。其次，移动电视不仅方便了商家推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同时也方便了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确实也需要一些“消费指南”之类的信息。再次，移动电视还拓展了资讯传播的渠道与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最后，倘若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层面上剖析，移动电视甚至还可能蕴藏着更深的政治意义或社会意义，譬如，它也许有助于促成“市民社会”，也许有助于建立“公共领域”，等等之类，不一而足。

虽然移动电视的积极意义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们仍须看到，移动电视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的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视听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的视听，剥夺了一部分公众安静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对于这部分公众来讲，强制性的视听就等同于被强制接受噪声。换言之，部分公众作为这种“强制性视听”的受害者，他们的正当权利已经受到了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既有待于法理上的分析，更期待着法律上的规制。

从法律关系上看，由移动电视导致的侵权行为，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主体：首先，是移动电视的经营者，他们通过移动电视传播资讯、发布广告，以收取商家广告费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其次，是安装了移动电视的公共交通的运营者，他们为移动电视这一传播载体提供了更加基础性的载体（即交通工具本身），为此，他们可以分享到移动电视广告收入的相应份额。大体上说，以上两类主体，都是移动电视的受益者。第三类主体，则是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者，他们通过买票的方式，与公交企业达成了一项协议，依照这项协议，公交企业有义务把乘客运送到特定的目的地。然而，在履行这项协议的过程中，由于移动电视的介入，公交企业在满足了一部分乘客视听需要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乘客安静乘车（或安静乘船）的正当权利，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充当移动电视的受害者。

一部分乘客安静乘车（或安静乘船）的正当权利受到了侵害，在这种事实面前，有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限制移动电视的“强制性视听”。为此，我们可以提出两种立法建议：其一是“温和型”的思路，即，以“不扰民”、“不制造噪声”为原则，从严限制移动电视的声音分贝，只允许极其轻微的声音传出来；其二是“激进型”的思路，即，干脆以法律的名义，把移动电视“定义”为只有图像没有声音的资讯载体，公众既可以浏览这些资讯，也可以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