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宇: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 次 更新时间:2022-03-20 1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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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宇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国化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对马克思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建发展之间的关联、映照和互动进行分析,尝试揭示马克思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状况。具体包括在分析马克思民主观主要内容及其与西方代议民主的理论分野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民主观为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渊源,并指出马克思关于普通劳动者参与政权、“议行合一”、罢免监督等理论要素深刻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强化人大常委会职责,修正“议行合一”,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等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因地制宜的调试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民主理论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在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虚伪性、软弱性予以严厉批评和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与代议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民主理论。新中国政权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阐述,使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因此,马克思的民主观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实践,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与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对具体地、现实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明确要求,极大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那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如何指导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其又是如何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和运作的?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如何具体地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在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中涉及较少。

   本文在分析马克思民主观主要内容及其与西方代议民主的主要分野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民主观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分析马克思民主理论中关于代表机关的广泛代表性、“议行合一”、普通劳动者参与政权等要素对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代表制度等设置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承载这些理论要素的制度设计因应实践需要不断被调试、修正,以便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尝试透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原理,为探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提供思路和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将阶级概念引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产生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自然法和契约论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是社会的需要催生了国家的产生,国家与社会是一致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持自然法思想认为自然法是绝对正义,独立于特定国家和政治秩序而存在。启蒙时代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基于个人权利的让渡而产生,因而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提出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证进路,“市民社会”的地位被降低到知性的领域,作为“自觉的伦理的实体”的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马克思提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让渡,而是利益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在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是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工具。正由于阶级概念被引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在马克思的民主观中,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与以往民主的主体规定性存在着实质性差异。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使得人民民主概念在广泛性、平等性上取得巨大进步,为工人阶级通过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权提供理论来源。

   (二)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性和软弱性

   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比世袭王权制进步,认为资本主义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认为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包含着民主的一般问题。同时,马克思对普鲁士国民议会、英国选举制度等反映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存在的问题予以严厉批评,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一是资产阶级议会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是“清谈馆”,发挥不了民意机关的作用,甚至是在不断践踏人民意志,掩盖了有产者统治的实质。比如普鲁士制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和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这种对资产阶级议会构成属性的分析与批评,使得马克思在设计工人阶级政权时,提出工人阶级直接参与政权的思想。

   二是议会权的软弱性。在马克思关于各地议会情况的阐述中,随处可见其对资产阶级议会缺乏行动力的批判。“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些专员在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正是基于对资产阶级议会的软弱而缺乏权力的批判,马克思在设计工人阶级政权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主张。

   三是选举制度的虚伪性。在资本主义议会制下,人民的普选权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选举制度是由财产来决定的,“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财产”。这是马克思从人民主权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政权排斥一部分人的天赋人权的严厉批评,为工人阶级政权尽早实现普遍的平等选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从巴黎公社经验衍生的关于工人政权建设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所谓公社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清楚地阐述了其对工人阶级民主政权的设想。

   一是强调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马克思通过工人直接参与政权管理,打破国家机关的专业化、精英化神话,主张普通工人参加国家政权。“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市政委员“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公社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他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这种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和广泛代表性的要求是马克思民主理论中关于政权机关的首要价值。

   二是强调一切权力归公社,实行“议行合一”。“公社是一个实干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这就将人民代表机关置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明确其具有最高创制权,形成与资本主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权设计。这种议会机关享有一切创制权,行政机关作为议会执行机关的政权形式,后来被社会主义国家奉为经典,是苏联苏维埃制度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直接理论基础。

   三是强调实行真正负责任的选举制。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须由全民投票选出的代表组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创设了选民可以随时罢免代表的监督机制。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议员一经选出,议员与选民之间就建立了基于委托授权的契约关系,在下次选举之前,原选区选民无权对其进行罢免。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只热衷于选举,被选举人是否始终为选举者利益服务,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关心的,而无产阶级真正的民主就不但要注重选举,而且关注在选举之后对被选举者的监督,以保证他们按选民的意志办事。“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们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对这种选民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的监督机制,学界大部分认为可将之归纳为强制委托理论。如蔡定剑指出,强制委托理论符合马列主义的代表制观点,因为代表被选举出来后,不受选民监督和不受选民利益约束是不行的,代表必须接受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而选民和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但笔者认为,马克思民主观只是部分地承认政治代表理论,其罢免监督的制度设计的目的是防止公务人员向特权方向蜕变,而并未论及选民与代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

   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主要内容,体现了许多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截然不同的制度设计,究其本质是把代议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独特的民主理论。正是这一民主理论中的直接民主色彩,为我国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民主观兼具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属性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可能

   从民主制度考察,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发端于古希腊,指的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到了近代,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公民不可能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代表制或代议制民主逐渐发展形成。布奇(A. H. Birch)对中世纪的国会加以详细阐述,提出中世纪代议制度实际发展于13—14世纪的几个王国,而在1254年英国代议制度最终出现的时候,便确立了一种持有代理意义的代表观念。当时区域骑士被召集至国会,颁令其必须由乡村法院选举并言明他们有权为整个区域发言,且他们的允诺将对整个郡产生约束力,最终在14世纪,社区代表以及有地位者逐渐出现,成为代议制度的一部分,英国国会由此逐渐产生。因此,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政治上的代表,不必然是民主的,正是人民主权原则震撼并驱逐了“君主主权”,改造了“代表观念”,于18世纪末期逐渐形成了近代的代议制度。借助选举权的扩大,代议制与民主则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代议制是一套通过政治上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来支撑民主运行的理念和制度。自英国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初,就形成了两种不同取向的代表理论:代表国家的受托理论和代表选区的代理人理论。受托理论认为,代表是全体人民的受托人(trustee),代表一经选出即不受选区选民训令的约束,依据自己的判断独立行使代表权力。纯粹代理人(deputy)理论认为,在议会中的各种发言和投票都应该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现实中各国议员的代表角色会在极端的选区利益代言人与极端的全国利益受托者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一方面他是国会整体的一分子,会本着自己的智慧与判断作最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立法决策;另一方面他又是由各自选区选出的代表,为了连任必须顾及选区选民的意见和利益。总的来讲,这两种代理理论都基于认同选民和代表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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