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剧场文化学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22-03-18 14: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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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剧场文化学针对我国剧场建设加速发展及跨学科戏剧研究拓展深化的需要,借鉴欧美戏剧学界在人类学社会学转向中探索的一些方法,以研究剧场形态为起点,考察剧场、剧团与全社会诸多因素的互动,从物理形态、制度架构、精神内涵三个层面全面考察戏剧的运作机制。微观的剧场文化研究涵盖演剧发生之前、准备演出过程之中、首轮演出之后三个阶段。宏观的研究包括专用型剧场与多功能剧场、免费剧场与卖票剧场、大剧场与小剧场等貌似对立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剧场与戏剧;专用型剧场与多功能剧场;类剧场;体验业

  

   我们提出“剧场文化学”这一全新的研究思路,是基于两个重要的语境:首先是我国戏剧事业——特别是剧场建设加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对戏剧生产的硬件和软件、生产者的能力和广大受众的需求有尽可能准确的认识。其次是戏剧学界的需要:近半个多世纪来,欧美学界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拓展并深化,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愈益渗透到戏剧研究中来,对戏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西方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学派的某些研究方法,对主导了中国戏剧话语一百多年的西方理论的文化背景进行仔细的考察,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判断,以免被某些并未全面反映现实的戏剧理论继续误导。

   中国语境中的剧场及其概念

   新世纪以来,各地兴起了建造大剧院的热潮,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前,全国平均每8.5天就出现一座新剧场。陶庆梅在《中国大剧院建设的模式、问题与出路》中写道:“以2007年国家大剧院的投入运营为标志,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剧院建设风起云涌。据统计,2010年至2013年,全国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现代化、高标准的‘大剧院’多达40家左右;根据各地公布的资料和计划,到2015年,全国大部分中小城市都将建设大剧院。不仅一线城市‘大剧院’云集,不少二、三线城市也投身这波‘大剧院’建设浪潮中。” 这些“体量庞大、设备豪华、造价不菲”的剧院投资金额5亿元左右,占地面积多在7万平米以上。廖繁龙在“2018中国剧场运营大会”上说:“全国有演出的专业剧场有1171个。2017年年均演出场次47场。” 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表演艺术场馆已达2716个,较2016年增长了18.7%。同年廖凡龙报告说:“场馆利用率方面,近四成场馆年演出场次不足10场。”在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14235家电影院、80743块银幕的大国,为什么一两千个剧场就显得太多了?因为不少高标准新建的剧院与它们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的需求并不十分对应。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也新建了不少以剧场为主体的社区文化中心;这肯定是好事,但这些剧场的形态是否适应当地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呢?此外,在“文旅融合”的热潮中,还有不少人口较少的小镇也新建了各种大中小型剧场,这些剧场能长期吸引外地人远道而去那里看戏吗?如果每年只有一两周的“戏剧节”用剧场,其他日子就一直空关吗?对于这些关于剧场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做出确定的回答。戏剧学界与剧场建设基本上是脱节的,年逾九旬的中央戏剧学院李畅教授去世以后,就找不到对剧场有深入研究的戏剧学者了,剧场专家几乎都是建筑界的。一方面,大多数人民群众还看不到戏,我国的“人均戏剧量”太低——剧场和演出的数量都低,因此国家要大力推进以剧场为主的文化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剧场的使用者在剧场建设中没有多少话语权——不懂剧场自然难以置喙。现代戏剧的操作与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戏剧界研习欧美戏剧的人很多,研究剧场的却极少;太多人过于相信西方的先锋派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欧美现代戏剧中对当今中国更有借鉴意义的是为大多数民众服务的主流戏剧——从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到英国国家剧院、外百老汇的大众剧院、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等等,而不是阿尔托们向往的那种不要剧场、遁入山林的隐士式修行小团体。事实上绝大多数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戏剧都以专业指导的剧场为依托——剧场的形态很多元,但每种剧场形态都有各自的规范,很多还有深厚的历史沿袭。可是我国的戏剧学人大多不甚了了。

   自20世纪初以来,新文化人带动戏剧人积极学习西方戏剧,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快速发展。先是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话剧剧本、理论以及相应的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主的表演方法;近三四十年来,戏剧研究与译介的重点转到了先锋派的导演、表演及其理论,特别是一些不以剧本为基础的主宰型导演的理论与方法。在欧美戏剧的关键要素中,我们研究得最少的就是戏剧活动的载体和硬件基础——剧场。比起成果颇丰的中国戏曲剧场的研究,西方剧场历史及理论的研究甚为寥落。以至于不少人还以为西方戏剧学界也只有剧本与导表演两个领域。沈林最近发表的《也谈中国戏剧学科建设:一个不同的国际视角》用许多文献证明,西方学界有关戏剧文学和导表演的重要成果离不开硕果累累的剧场史及演出史的研究,他还指出中国戏剧学界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戏曲研究者拥有丰富的一手资料,欧美戏剧研究者缺少一手资料;戏曲研究者具备阅读和阐释一手资料的能力,而不少欧美戏剧者仍然没有具备阅读和阐释一手资料的能力。而这还仅仅是就文献资料而言,至于现场演出,由于戏剧演出媒介和方式的限定,绝大多数国内的欧美戏剧研究者根本没有观摩现场演出的机会,只好望洋兴叹。

   欧美的第一手资料本来就不易得到,再加语言障碍影响了对一手外文资料的理解,很多西方戏剧的研究只能通过未必十分准确的二三手资料来进行;以至在“剧场”这个关键名词的解释上,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不少人盲从源自港台的不精确的翻译,把“剧场”这个所指很具体的中文名词当成了“戏剧”这个所指大得多的总概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赴欧美学戏剧的港台学人发现drama和theatre有区别,就把它们分别译成“戏剧”和“剧场”,这一做法还传入了内地。其实更早去欧美留学并率先引进了西方戏剧的洪深、余上沅、熊佛西、黄佐临、焦菊隐、朱光潜、罗念生等从不这样翻译。洪深的《电影戏剧表演术》《现代戏剧导论》、余上沅的《西洋戏剧理论批评》《戏剧概论》、罗念生的《古希腊罗马戏剧理论》《论古希腊戏剧》等著作都将theatre表述为“戏剧”而不是“剧场”。这些老前辈的国文和英文功底都比七八十年代初识欧美戏剧的港台学人深厚得多,他们明白drama和theatre有些区别,但绝不是那么泾渭分明;theatre这个多义词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指“戏剧”,并且常与drama通用。英语国家的戏剧院系的名字有用theatre也有用drama的,我在美国、加拿大七所大学就读五年、任教十年,所在的戏剧系就有theatre和drama两种名字;我国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在确定校名的正式英文译名时都咨询过英美专家,一个用drama,一个用theatre——其实一样都是戏剧。但在在特定的上下文中,theatre就应译成“剧场”或“剧院”。例如上世纪前半叶欧美的little theatre movement就是“小剧场运动”,例如national theatre就是“国家剧院”。剧场文化学中的“剧场”也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指那个译成中文后令人困扰的书名《后戏剧剧场》中的“剧场”。

   剧场文化学以研究剧场为起点,但并不停留在建筑师聚焦的剧场形态上,还要关注剧场、剧团与全社会诸多因素的互动,全面考察戏剧的运作机制。剧场文化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以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借鉴欧美戏剧学界在人类学社会学转向中形成的一些新方法,来全面地读解戏剧艺术。任何地方的剧场文化都包含至少这样三个层面:

   物理形态——剧场的位置、规模、设计风格及材质等;

   制度架构——管理机制、剧团人员构成、剧目决定权等;

   精神内涵——戏剧家用剧目的演出传递给观众并希望观众继续向社会各方传播的思想和情感。

   可能会有人认为,只有第三层才是一般人概念中的“文化”;但如没有前两个层面,精神层面的文化就会无所依附。而且,事实上剧场还并不仅仅是一个演剧的场所,它的存在及其文化意义有可能在演剧之前就已经开始。要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剧场开展文化研究,都可以分前、中、后三个阶段来考察:

   演剧发生之前:剧场的选址、设计或改造、预算、谁出钱、谁管理、如何管理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比演一出戏远更复杂,有时甚至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才能决定,最后常常是由权力比戏剧家大得多的人(群)来决定的。

   演剧的排练、演出的过程之中:这是戏剧学者相对最熟悉的部分,从选剧本、选导演、演员、设计师到排练演出。

   首轮演出之后:好的剧会有很长的生命,但首轮演出后还有没有“戏”取决于社会各方的反馈,如果总体反馈好,可能会在原剧场延长演出,也可能换去更大的剧场,或者旅行到别处巡演;如果演多了成为经典,还可能会影响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里不同国家的剧场和文化。

   剧场文化学强调在文化比较中进行多元的分析。剧场和剧团的关系就有多种模式,如欧洲有340多年历史的法兰西喜剧院、斯坦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等等;而中国在近十几年兴起大建剧场热潮之前,自有剧场的院团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学苏联时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拥有著名的首都剧场,但那是个罕见的例外,同时期成立的上海人艺过了五十年才有自己的剧场——与青年话剧团合并后改名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京剧院1955年成立,2015年才有了个三百多座的剧场。直到十几年前,中国绝大多数剧场都是供不同剧团分期使用的共享性设施,这一点倒是跟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剧场有点像。但欧美戏剧界驻场演出是常规,即便巡演也常在一个剧场演一两周乃至数月;驻演也有两种机制:长期性剧院主要以自家剧场为基地驻演,百老汇一戏一组,均属短期剧组,但仍希望演得越长越好。中国戏曲的剧团多为长期性的,但未必需要自家剧场,常借各地剧场做短期巡演。当年最负盛名的梅兰芳剧团就这样运作,现在占全国剧团绝大多数的民间剧团也都是这样。

   西方语境中的剧场及其概念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西方建设现代戏剧的过程大致上反映了同时期欧美戏剧学界潮流的变化,但远不够全面深入。戏剧在西方文学乃至文化中的地位一向非常高——这一点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很不一样,欧美的文学乃至历史学界中历来都有很多戏剧专家。话剧老前辈如洪深、熊佛西、余上沅、焦菊隐、黄佐临等早期出国学戏剧,大都是在文学系里学的——那时候欧美大学还没什么戏剧系。二十世纪中后期欧美戏剧学界经历了一个从以戏剧文学为中心到以导表演为中心的转向。因为50年代大学扩招,新开了很多独立的戏剧院系,跟戏剧研究的传统重镇文学系平行发展;戏剧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新专业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不断强调1874年才诞生的导演这一职业已成为戏剧的中心——而且愈益聚焦于那些不愿基于剧本来做戏的先锋派导演。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所谓“转向”是指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并不意味着全都弃旧图新。其实在现实社会的剧场里,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主流戏剧始终是以剧本戏剧为基础的,很多卓有成效地研究戏剧历史及文学的教授们也还在历史系和各种文学系里——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古典系等。在欧美戏剧学界发生导表演转向的几乎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向——人类学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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